相关研究表明，在控制了银行规模、资产配置、创新能力和稳定性等影响因素后，民间资本进入水平与城市商业银行效率呈“倒U形”关系。这说明民间资本进入水平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民间资本进入水平未达到阈值，民间资本进入有助于促进城市商业银行效率的改善；民间资本进入水平超过阈值，民间资本进入可能对城市商业银行效率产生消极影响。同时，民间资本进入水平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阈值效应”并没有因城市商业银行所属地域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近年来中国通过政策倾斜和引导，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幅缩小，市场竞争程度而非地区差异或已成为影响城市商业银行效率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此外，2010年以来，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程度普遍提升，但总体仍位于阈值区间外，民间资本进入水平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和优化，以便充分有效地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鉴于当前民间资本进入水平普遍处于阈值区间之外，如何看待民间资本对城市商业银行效应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银监会、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背景下，急需更加全面和理性地看待民间资本进入对城市商业银行效率的可能影响。基于不同程度的进入，民间资本对城市商业银行效率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我们不可盲目高估民间资本对城市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同样也无须因噎废食，基于潜在的消极效应而一味排斥民间资本。

第二，民间资本进入水平高低可能影响民间资本发挥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因此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不能只追求“量”的增长而忽略“质”的提升，民间资本进入水平的适度性同样需要足够重视。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对民间资本的金融监管，合理规范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在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依靠市场化约束机制、制度化规制机制以及内生化自我管理机制对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活动加以规范和监管。(www.daowen.com)

第三，随着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渠道和方式趋于多元化，应进一步完善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安排。在市场准入方面配套差别化的条件，适当降低城市商业银行进入壁垒，减少政府权力寻租，切实细化配套政策，同时，设定较小的主观自由裁量权，从而引导民间资本发挥正面效应，推动城市商业银行效率提升及健康发展。此外，要全面评估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风险，特别是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风险的监控和防范。同时，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后会导致金融机构竞争加剧，金融机构的创新动力会明显增强，因此要加强对金融机构创新行为的监管，避免创新过度导致的金融风险。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完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必然会导致金融行业竞争的加剧，机构退出市场将成为常态。

由于一般商业银行都吸收公众的存款，在其退出市场后，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公众的利益。而我国尚未建立金融破产制度，银行业完全放开的保障制度不健全，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公众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必须加快推进金融机构破产法的建立，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充分保障存款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做到以下两点：①完善内部控制体制。不可否认，审计工作对于任何一个公司的经营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内部审计是内部监督的第一道关卡，企业应对自己负责，健全自身内部控制制度，形成有效客观的自我风险评估体系。在实际工作中，审计部门应认真负责，而且治理结构上要独立于其他的职能部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发现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规模较小的民营新型金融企业缺乏专业的审计工作人才，可以通过外审的方式，由专业的审计公司完成相应的工作，提供专业可信的审计报告，从而保证民营新型金融企业能够安全地生存发展。②完善落实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我国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各项改革也正在进行中。经过多年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成果，加上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终于在2014年建立了较为规范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这种政策性保障制度通过保险手段确保民营新型金融机构在出现倒闭的情况下，风险能够得到有效隔离，不会波及储户甚至其他金融机构。该制度通过庞大的指标体系如日存款额度、盈利指标等综合性管理，能够科学全面地监控金融存款机构的风险状况，成为有效管控风险的一种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