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间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我国对民间资本退出机制有如下规定：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或违约事件导致项目提前终止时，项目实施机构要及时做好接管，保障项目设施持续运行，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期满后，要按照合同约定的移交形式、移交内容和移交标准，及时组织开展项目验收、资产交割等工作，妥善做好项目移交；依托各类产权、股权交易市场，为社会资本提供多元化、规范化、市场化的退出渠道。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政府对提前终止项目和正常合作期满情况下的民间资本退出并没有给出具体指示，而只是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害。另外，民间资本与政府虽按照合同内容及相关标准进行交接，但其中标准多样，合同体系交叉，利益关系复杂，以及因实施周期长导致的风险难以把控，退出时需要考虑上述因素乃至其他更多的因素，使民间资本很难“功成身退”。更严重的则是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后，企业情况每况愈下，最终破产倒闭。这不仅违背了政府开展PPP项目来“搞活”民间资本的初衷，还为政府将来凭信用开展PPP项目设置了障碍。

第二，契约关系与利益冲突并存。PPP模式强调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长期合作，公私合作参与各方以平等民事主体身份协商订立法律协议，通过利益共享与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平等协商的契约伙伴关系。但是，由于利益目标和组织文化存在差异，公私合作参与各方的潜在冲突贯穿于PPP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误解，甚至导致项目失败。公私合作参与各方存在利益冲突。PPP项目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较长、收益有限、风险较高等特点，政府部门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核心目标，以完备的行政法律规范为依据，依靠行政计划与财政预算，按程序提供公共服务；而私营部门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其考核体系更加注重PPP项目的商业性，投资运作倾向于趋利避险，追求短期高收益。由于公私合作参与各方对于风险的感知和承受能力不同，政府类似“预算软约束”的承诺会削弱风险分担机制，造成政府部门以较大的前期投资换取运营成本的节约，而项目风险转移至私人部门，致使公私合作关系不可持续。公私合作参与各方还存在组织文化差异。由于受到行政管理思维的影响，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意识和利益权衡意识较强，善于运用行政手段协调项目参与各方的分歧，保证项目管理的合法性。而私人部门作为市场主体，对PPP项目所涉及的行政管理安排了解不足，更善于从商业角度分析公共产品的收益与成本。公私合作参与各方的组织文化差异将提高沟通难度、增加合作成本，以致共同信任难以建立。(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