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民间资本发展历程的缩影，虽然温州民间资本投资的规模、领域、结构和运作方式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状态，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定的资源禀赋和特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偏好呈现出一定的群体特征。

（1）进取型投资偏好。温州民间资本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于其雄厚的资金，而在于其“敢为人先”的创新进取精神。由于温州地理环境的限制导致其可利用的资源非常少，一直以来，土地、水、能源和人才等主要生产要素都较匮乏。但联系温州模式的发展和温州地域文化的形成会发现，温州人吃苦耐劳、敢于冒险、务实进取，具有很强的商业创造技能，温州民间资本充满了进取、创富精神和盈利动机。这种进取型投资偏好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内在需要相吻合，是温州模式得以兴起的推动力。正是因为这种进取型投资偏好，温州民间资本即便在资源匮乏时代依然能白手起家。如：温州平阳县水头镇和瓯海区郭溪镇的皮革生产业是在没有畜牧业做基础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温州苍南县龙港镇和宜山镇的纺织业是在没有棉花生产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温州瑞安市塘下镇的汽摩配产业也是在当地没有汽车摩托车制造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温州民间资本对商机有着独到的嗅觉，善于发现市场空白，敢于冒险抢占先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温州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投资建设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条中外合资的地方铁路，这些都无不体现出温州民间资本“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另外，民间资本进取型的投资偏好还表现在善于捕捉市场与政策空间。温州民间资本独有的灵活性，反映了其对各式各样的投资环境的适应性和对国家政策的高度灵敏性。比如，20世纪末我国开始进行住房改革，2001年温州民间资本就转战上海、杭州等地开辟了购房团之先河，接着又看准了国家西部大开发、建设国际旅游岛等政策对于重庆、海南等地区的影响力，在房价处于低点的时候就果断买进，在一定时间内都收获了高额回报。温州民间资本对国家的政策十分敏感，在房地产市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自己摸索出了判断调与涨的土方法，总结出“调涨不调跌”等调控规律。由此可见，温州民间资本的进取型投资偏好是有政策导向性的，民间资本也习惯于在各种各样的政策环境中找寻盈利机会。长期以来，温州民间资本参与金融领域的积极性从未减弱。随着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民间资本开始加速挺进金融产业。温州民商银行建立、温州银行增资扩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等都成为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的良机。截至2017年6月末，温州民间资本已经进入金融领域的资金规模合计超过450亿元，其中，进入银行业的资金超过300亿元，占比近70%。

（2）抱团投资偏好。温州人的自组织能力很强，抱团投资是温州民间资本最典型的运作模式。民间资本虽然是分散的，但通过抱团投资机制能够围绕利润、商机迅速积聚起来。抱团投资偏好源于温州社会强烈的宗族意识和家族文化，以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抱团投资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民间资本抱团投资偏好在整合资源和降低信息成本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能够形成一种紧密的分工协作、互助互利关系，以创造与分享合作成果，这种现象就是“抱团取利”。这种独特的资金运作模式，使温州民间资本投资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形成较强的规模效应，并且具有很高的投资效率，曾经催生了中国最活跃的民间资本和最发达的民营经济。民间资本的这种偏好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抱团投资偏好，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选择的是“小商品、小生意、小作坊”的生产形态，由于进入门槛低，投资成功的生意会引起周围人竞相模仿，进而抱团投资，越来越多的小作坊便沿着“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镇”的路径繁衍，最终形成了电器、服装、皮鞋、包装印刷、金属制品、塑料制品、通用设备等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区块特征，以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企业集群为例，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天正集团、人民电器集团、长城电器集团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其他大大小小的低压电器企业更是数不胜数，形成了集原材料生产、组装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这种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业体系，在技术、资金、品牌的集聚方面更具优势。随着传统制造业利润率逐步降低，温州民间资本抱团投资偏好更多地表现为金融资本抱团偏好即各种投机行为，形成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油团”“炒银团”等，扎堆投资于房地产、能源、原材料、农产品、贵金属等市场。投资者凭着对市场敏锐的嗅觉果断出手，将资金大规模集中投向上述领域，当将价格推升到一定高度时，又抱团撤离，快进快出，以期获得高回报。(www.daowen.com)

（3）高杠杆投资偏好。温州经济具有高杠杆率的特点，特别是民间资本高杠杆运作之风盛行。民间资本的高杠杆投资偏好根源于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和民营企业家的决策模式。民营企业主权力高度集中，决策高度自由，往往凭经验和直感决策。市场初期这种决策模式效率很高，但面对复杂信息和模糊信息的时候，企业家的决策能力与市场环境不匹配，决策纠错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缺失，往往导致投资决策失败。而且温州民间资本的发展壮大时期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处于高速扩张阶段，宏观经济长期繁荣背景下形成的企业成功定律是：“投资规模越大，增长速度越快，盈利能力越强。”这种既定的成功模式加剧了民间资本所有者的过度自信，在信贷顺周期性推动下，他们往往采取激进投资策略，凭经验和直觉盲目决策，其结果表现为外延性规模扩张和高杠杆投资偏好。

首先，银行信贷顺周期助长了民间资本的高杠杆投资偏好。特别是2016年和2017年，温州银行业两年贷款增量达2000亿元。一方面是融资环境宽松；另一方面是在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推动下，温州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开始谋求转型，纷纷将投资重点转向利润率高、资金需求庞大的新型制造业或房地产业，如庄吉集团（以服装生产为主）投资造船业，信泰集团（以眼镜生产为主）投资光伏行业，乐清三旗集团（以电缆生产为主）巨资打造葡萄产业链，还有一些民间资金投向矿产、地产、证券等资金密集型的非主业领域。这些企业的多元化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根据温州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16年和2017年温州规模以上企业平均企业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高于浙江和全国。其次，活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为民营企业高负债扩张提供了空间。温州民间金融活动历来活跃，民间金融等影子银行信贷同样具有顺周期效应。

（4）跨区域投资偏好。温州地少人多，资源贫乏，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温州人陆续涌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谋生，形成200多万的在外创业大军。他们走南闯北，四海为家，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人格化的社会交易网络，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求生存、谋发展。温州民间资本跟随几百万在海内外闯荡的温州人流动，从白山黑水到南国海滨，从繁华都市到穷乡僻壤，从山西、内蒙古的煤炭投资到四川、贵州的水电投资，从上海、江苏的教育投资到新疆的棉田、油田投资，到处都有温州民间资本活跃的身影。目前，还有将近60万温州人移民到131个国家和地区，在那里经商创业。可以说，温州民间资本跨区域投资使温州经济演变成了温州人经济，这种资本转移不但可以为资本流入地区带来稀缺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带来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和价值观念，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

温州地方政府无为而治的做法曾经是温州模式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撑力，而当下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扬、经济持续低迷、产业升级陷入困境，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导致本地企业大量外迁，温州民间资本外流现象日益严重。比如，奥康集团等制鞋企业在重庆打造“中国西部鞋都”；45家塑料编织企业在重庆兴建塑料编织产业园；20余家合成革企业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集体搬往丽水；灯具企业集体南迁广东古镇；温州锁业群体转移到江西上饶；家具龙头企业外迁上海、东莞；多家知名服装企业陆续在上海、杭州等地设立新的总部；五金机械、标准件、不锈钢管件、无纺布、制革等优势产业，也陆续开始或完成向周边省市或者中西部地区集体迁移。据统计，近10年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相当于温州本地限额以上工业性投资的50%；外迁企业年工业产值达到3000多亿元，接近温州市全社会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另外，2006年至2017年，温州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恰恰证明温州资本在大量外流，而且趋势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