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可分为通用性资源与专有性资源两大类。通用性资源通常是一般的，公开可得的，独立于特定的资源主体之外的；而专有性资源通常是具体的，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为特定人群所拥有的。共享的资源需要对共享成员具有相同的价值，而且能为各方所理解。这就让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能够共享的资源只能是通用资源，而专有性资源的共享是不可能的。其实，从这两类资源的区分来看，资源共享具有相对性。一方面，通用资源所面对的共享范围是相对的，这可能是纵向（系统）的或者横向（地域）的范围，而对这个范围之外的人来说，通用性资源又近乎是专有性资源；反之，任何专有性资源在相对允许的范围内，也是通用的。在一定区域内，资源共享机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由这两类资源所衍生出来的共同利益共享与城市利益扩张的矛盾。信息资源同物质资源、能源资源、人力资源共同构成现代社会资源的四大支柱，并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我国经济要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仅仅依靠传统观念上的物质、能源和人力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对于物质、能源和人力资源等消耗性资源，信息资源属于非消耗性资源，具有快速增殖和增值的双增效应，并且越对其开发利用，双增效果越显著。图书馆界的资源共享主要是信息资源共享，当然是广义上的信息资源。

图书馆联盟发起的初衷与实现的最终目标皆为资源共享。因此，资源共享理论毫无疑问地成为图书馆联盟的理论基础之一。美国图书馆学家肯特（Allen Kent）认为：“资源共享最确切的意义是指互惠，即每个成员都拥有一些可以贡献给其他成员的有用事物，并且每个成员都愿意和能够在其他成员需要时提供这些事物。”肯特还特别指出：“开展资源共享的唯一途径是拥有可供共享的资源，具有共享资源的意愿和实施资源共享的计划；否则资源共享就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概念，因为非此则不能按需提供帮助。”^[1]20世纪80年代，肯特提出的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概念开始在我国流行，我国学者也将其本土化，孟广均先生与张树华女士就将图书馆资源共享定义为：“图书馆的职能由一些图书馆共同分担的运转方式。目标是提高图书馆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即读者可获得更多的资料和服务。各馆可以用最少的经费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和服务。共享的资源可以是实物、人员或资金，包括馆藏资料、图书馆目录、工作人员的专长、存储设施和计算机等设备。”20世纪90年代，鉴于图书馆资源的概念过于宽泛，而资源共享只限于图书馆，过于狭窄。我国图书馆学者提出用“文献资源共享”取代“图书馆资源共享”，并认为“文献资源是人类生产、收集、储存和积累的文献总和，是物化了的信息和知识财富的存在方式，它广泛地分布于社会，形成了庞大的文献资源系统；而‘共享’则是文献资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间开展广泛合作，共同开发和利用文献资源的活动，目标是充分发挥文献资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图书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文献资源共享的概念已经不能完全涵盖图书馆的实践，于是“信息资源共享”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广为流行的专业术语。所谓信息资源共享，是指图书馆在自愿、平等、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图书馆与图书馆专家和图书馆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各种合作、协作、协调关系，利用各种技术、方法和途径，开展共同揭示、共同建设和共同利用信息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信息资源需求的全部活动。资源共享这一术语经过了最初的图书馆资源共享，到文献资源共享，再到信息资源共享，是一个内涵不断清晰的过程，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到当前，我国学者对资源共享理论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发展轨迹：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与图书馆协作或图书馆网理论并存→资源建设与资源共享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注重资源的可获知能力与可获得能力，可以看出，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资源共享理论的精髓逐渐演变为资源的共建、共知、共享三方面协同共进，图书馆人也越来越认识到资源共享需要以共建与共知作为基础，资源共享又能很好地引导共建，同时资源共享也需要多种形式来实现，图书馆联盟便是其中一种。马费成教授在《信息资源管理》一书中将我国资源共享的现状总结为三种模式：垂直型共享、水平型共享、网络型共享。前两者分别是一个系统或一个地区内的资源共享，高校图书馆系统是垂直型共享，上海市的各类图书馆共享是水平型共享；而网络型共享，他认为“是指全国所有的图书情报机构之间都可直接相互联结，共享信息资源。这在理论上是最理想的模式，但在实践中操作难度也最大，在现阶段不可能真正实现”。但这毕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