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戏，既是旧时官绅、富商、会首或观众对戏班在表演中出了差错的一种惩罚方式，又是一种以演戏作为经济处罚的惩罚方式。罚戏根据实施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码头官绅及富商们对在表演中出了差错的戏班艺人的一种惩罚。此种罚戏方式，如果在罚戏时演错了，还要再罚演一台戏。过去班社凡在演出时出现乱打乱唱、违背传统表演程式、演出不到位或错漏台词者，就会遭到码头舵爷、会首或看戏的行家们罚戏。一般加唱一个折子戏或中型戏，如早年射洪县文华班请来小生梅南宣唱《九锤锣》上本，讲剧中人物住址说错，被罚戏一本，由肖宗禄在唱完《踏五营》早戏后，代梅加演一台早戏《太平仓》。若在罚戏的演出中再出差错，就一罚再罚。不少豪绅也以此作为压榨艺人的一种手段，使不少班底薄、家当微的戏班解体。如民国二十五年，达州市开江县“任三妹班在永兴镇演出时，就遭到乡长王守经一伙对其罚戏，一罚再罚，结果搞垮了班社，进而接管了箱底，逼得班主丧身戏台”。

二是普通观众要求罚戏。“资阳河一带经济发达，行会组织很多，不仅流行唱‘会戏’的习惯，而且规模宏大，年年必唱，动辄数十本。这样群众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川戏，鉴别能力增强，欣赏水平也日益提高。据熟知情况的老艺人说，资阳河一带老幼妇孺都较懂戏，舞台上演员稍有疏忽，群众则要罚戏”。资阳观众对川剧戏班在唱、作、念、打及场面、穿戴等方面，都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唱城隍戏要求十分严谨，规矩繁多。戏班根据议价唱一本戏后，若达不到演出水平，“凡乱演、错演，均要罚戏一台，直至高质量演出为止。据说有一戏班，演员离戏而互相逗弄，群众不依，即罚戏一台”。“罚戏一般罚1—3本，在48天的演出中，很少有不被罚的，有时加上罚戏，竟唱到两个多月。凡是被罚戏的戏班，也只好接受，因为这是对他们艺术上的鉴定。”观众罚戏的方式很有特点，徐伯荣《川剧舞台上的大比武——资阳城隍戏》一文载之甚详：

罚戏是很有趣的，台下预先装有三盆花生壳，演员在唱、做、念、打上出了差错，在台下专门评戏的人便立即点燃花生壳熏烟。如川剧名旦杨素兰（后三庆会会长） ，在光绪年间到资阳河城隍庙唱《剪发描容》时，出场不到十分钟，台下就点燃了花生壳，致使满台烟雾弥漫。会首等戏演完，即上台拉住杨素兰的左手，从他手上取下玉圈，提出质问道：“赵五娘家贫如洗，已经到了卖发的地步，为何不把手上的玉圈卖去？”可见，城隍戏对戏理戏情的要求之严。(www.daowen.com)

这种现象，也说明了当时川剧演出甚是繁荣，演出质量较高，观众的审美水平随之提高。若因演员的演出纰漏而被罚戏，且对戏班的声誉造成很大影响的，班主会考虑更换演员、重组戏班。因此，演员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表演技艺，熟悉剧本，不得随意“台上会”。在一定程度上，罚戏对演员演出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川剧艺术水平的提高。

三是并非针对戏班的罚戏方式。在帮会或家族中，罚戏还被作为一种罚诫族人或违悖行规人员的经济惩罚。许多行帮都有规定，凡违反帮规者，多以罚戏请客作为处罚。如巴县档案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弹新花铺公议单》规定：“会内有上街弹花者，查处公罚神戏一台，酒二十席……倘有阳奉阴违，罚戏一台，酒十席。……新开花铺出银二两，敬神演戏。”道光十五年（1835） ，阉割行《乡城公议割猪章程》规定：“若有冒名顶姓者，查出凭众罚戏一台，治酒一席。”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渝城顾绣师友公议章程》中，就有四项违规罚戏的规定。在这些行帮、公所、神会的祀神演戏活动中，对戏班的需求和要求，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罚戏还作为一种乡约存在。在达州开江县甘棠乡龙井坝村，有一块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湖广入川”的石碑，为朱氏先祖先世居本境修祠建宅、彰族繁衍之胜的族规碑。碑志右侧刻书《告示》一条：“如有在碑上乱涂磨名者，一经查出，公议罚戏一本，不得奉情宽恕。”帮会或家族把罚戏作为经济惩罚，是一种民间治理规范和手段，也可见当时川剧之盛行，民众之喜爱。将演一台戏作为罚诫违规者的同时，为家族、行业带来一项集体娱乐，更显其公众性，也增加了惩罚的执行力度。可谓一桩趣事，也是一种社会风俗和民间习惯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