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的本意即指民间的风俗。任何一种“属于民俗的社会现象”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一现象的产生、流行和传习都是属于民间的。朝廷祭祀、宫廷生活等官方习俗不属于民俗范畴。有的习俗虽是官方人士创立或发起的，但必须得到民间的承认和传习方可成为民俗。如清兵入关后，由官府强令推行剃头蓄辫，激起民间反抗，然而在高压之下，渐渐为民间认可，成为习俗，以致清末剪辫子，人们竟认为是奇耻大辱。二是这一社会现象要为人们所共同沿习和传承。正如民俗学家张紫晨所说：“凡一种事像成为民俗现象，必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们的共同传承，它在群众生活中，被人们反复遵照，无止境地重复出现。”一些社会现象形式上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就其内涵而言也属于民俗，如现代服饰屡屡变换，各种服饰存在时间短。若从民众心理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时髦”的体现，这一变幻不定的现象仍属于民俗。

在历史长河中，民俗有一个不断发展衍化的过程，由原始民俗到古代民俗，进而发展为现代民俗。川剧与民俗活动那种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对于岁时年节的庆典活动来说，丰富了民俗的内核，也扩大了民俗的影响力。川剧依存于民俗活动而发展，反之，民俗活动对川剧的传播发展、演出内容、演出习俗都有极大的影响。

岁时年节的庆典活动为川剧在巴蜀大地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有利的平台和厚实的群众土壤。这是因为节庆民俗相对其他民俗活动来说，民众的参与最多，流传的区域最广，民俗活动的影响为川剧在巴蜀大地上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巴蜀民风民俗在历史长河中也不断变化发展。川剧在清乾隆时期形成，当时正是“湖广填四川”初期。四川人多系外省迁入，南方及北方人都保留着各自传统的民俗，正如嘉庆《四川通志》所附宝唐瑛序记载：“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加之“夷汉杂居”，民俗更为不同。清中叶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及各省移民后裔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汉族地区民俗渐趋一致，既有明以前的特点，又有清时的新特色。嘉庆《四川通志•风俗》中说：“秀者服诗书之泽，朴者安耕凿之常，孝悌力田，敦本务实，以至蛮、赛、夷、獠，莫不慕义向化，以观晋志所称风气强梁，隋书所称人性轻急，今则优而柔之，成遵轨度矣。”实可见清代四川之民俗确有变化。此时川剧对民俗活动有较大依赖性，诸多民俗活动都是川剧发展的重要载体，像庙会祭祀、岁时年节都是川剧传播之大好时机，同时川剧也在民俗活动中吸收养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艺术特性。

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业和教会文化渐入四川，一时教堂遍及各地，教徒众多。教徒遵教规，婚姻等礼俗趋从西方。1890年，重庆开埠，帝国主义列强势力侵入四川。清末赵尔丰经营川边，于藏区推行“汉化”。四川“新政”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使四川民俗也有不少改变，尤其是在成都、绵阳、宜宾、自贡等地，虽然传统的民俗活动在这些大城市中仍然按照节令时间照常举行，但是川剧演出与民俗活动的依存关系不像清代初中期那样紧密，尤其是一些名角荟萃、实力雄厚的川剧戏班逐渐转移到城市中会馆、茶楼等固定演出场所，售票演出成为艺术生产销售的常态，也使得大城市川剧演出不再以节庆民俗活动作为主要依附载体。但是，大量的民间戏班依然与民俗节日共生共存。

民国初年，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不休，直至1933年，刘湘始统一全川。四川民俗于民国以来变化较大，在岁时节令、婚嫁丧葬、衣食住行等方面尤为明显。民国时改行公历，增加新节，如“双十国庆节”等，但旧节令仍存。民初剪辫子、放天足，蓄发缠足之习无存。以男着西装革履，女穿旗袍、烫发等为时髦，中山服则更为流行。娱乐游戏方式变化也很大，办舞场，开公园，留声机、电影等盛行，皮影、木偶戏在城市中渐渐衰落。社交礼仪中改跪拜礼为鞠躬、握手等，生活起居以仿西方为荣。当时川剧在城市中的售票演出已经形成常态化的发展，而民间的草台班子也在乡间形成流动的演出机制，川剧一方面继续借助节庆民俗活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开始慢慢脱离民俗活动，进入茶楼剧场，成为民众日常观赏的一种戏剧活动。但是在广袤农村，每逢岁时节令的庆典之时，都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群众性活动，动辄数万人参加。这为更多的群众提供了观看川剧演出的机会和平台，尤其是对农村的观众来说，他们一年四季忙于活计，基本上只有在重大的节日庆典活动才有闲暇来享受这些全民庆典活动带来的娱乐生活。节庆民俗为川剧在四川地区的传播起到一种媒介作用。(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号召下，破除迷信、树立新风，对城乡旧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民俗乡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民俗中的迷信成分、帮会陋习得以清除，娼、匪、丐、毒等社会现象荡然无存。 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成为时尚，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苏联化”，如流行列宁服、布拉几，全国上至中央，下至中小学都跳交际舞等，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当然，逢年过节，以社火、秧歌、灯会为标志的民间传统习俗仍然在县、乡、村盛行。但是，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以后，依附于私营经济基础上的行帮、店（铺）规等逐渐消失，行业协会的庙会组织活动逐渐减少，酬神演戏作为封建迷信活动自然难以生存，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岁时节庆活动。但是，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下，剧团送戏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却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演出的一种新风尚。每逢年节时分，剧团下乡演出成为常态。在中宣部、文化部关于大办“乌兰木齐”剧团的推动下，剧团不但常年在乡下演出，为贫下中农服务，还有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编演反映农村新生活、新风貌、新人物的现代戏。例如宜宾青年川剧团，每到一地，都要为当地群众“做好事”，其中最常见的好事是扫街，由此成为一种习俗。“文革”十年，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体的传统戏被赶下舞台，全川一百多个川剧团基本解体。在“反封建、破迷信”的口号下，传统民俗受到了极大冲击。无论城乡，无论衣食住行、岁时节令、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民俗活动一律被视为封建迷信而取缔。这样一来，戏曲依存的重要载体节庆民俗活动也荡然无存，节庆民俗活动与川剧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自然消解。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社会经济文化日益繁荣，民风民俗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一些传统的节日民俗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迷信等陋习亦有抬头，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旧民俗被大量淘汰，现代西方文明也渐渐融入四川民俗，如西服、西餐、咖啡厅、台球等在城镇中风行，甚至西方的节日如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在商业促销浪潮的推动下，逐渐从大中城市向县城蔓延。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些来自西方的节庆活动环境中，传统的川剧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和旅游业的兴起，传统的民俗节日逐渐恢复，各地民俗节日规模不断扩大，一些新兴民俗活动开始出现，如广元的女儿节、都江堰的放水节、成都武侯祠的游喜神方等规模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些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新兴的民俗活动中，川剧表演或者以川剧演员扮演角色的祭祀活动，都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川剧的普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