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蜀书》载，刘备入蜀后，为了调解许慈与胡潜两位身为博士官员“更相克伐”的矛盾，在群僚大会上，“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以此讽喻二人，戒勉群僚。这里记载的“倡家”的表演，展示了二人由争吵到打斗的全过程，既有动作、道白还有道具。任二北先生认为这可以说是刘备导演的一出话剧，它是继优孟扮演孙叔敖之后出现的又一次由演员扮演官员的戏剧表演。这一记载，在巴蜀戏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杂剧这一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完整意义的戏剧形式，于唐代已经在蜀中出现，参军戏、傀儡戏、杂剧在成都演出频繁，蔚然成风，且演员技艺高超，布景装置精良。不仅在官府、宫廷宴饮中常有戏剧表演，寻常百姓也常常可以观赏戏剧演出。在目前查阅到的各种文献典籍中，关于唐代及五代时蜀中杂剧演出、戏班演员和演出剧目的记载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省、市或地区，对此，我国著名戏曲研究专家任半塘先生评价曰“蜀戏冠天下”。

据《全唐文》记载，唐文宗太和三年（829） ，南诏攻入成都，沿途掳掠抢夺，致使土地荒芜，人烟绝迹。其时传言至京城，说五万余人被驱掠到云南，多为能工巧匠或乐舞歌妓。战乱平息后，朝廷命官李德裕出任四川，派员专程到南诏查办核实被掳人员事宜。南诏归还了被掳百姓及能工巧匠九千人，其中“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十一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太秦僧一人”。其中“子女锦锦”很明显是一位女演员，但这位女演员是乐妓还是杂剧演员，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杂剧丈夫两人”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两位演出杂剧的男演员身份。据任半塘先生分析，“子女锦锦”也是杂剧演员，换言之，中国戏曲史上杂剧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文宗时代的四川成都。那时，杂剧演出已形成风尚，杂剧演员已成为技艺人才中之专门一行人，被称为“杂剧丈夫”，也就是专门妆扮演出杂剧的演员。这一记载，较之《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的北宋汴梁城里勾栏瓦市中目连救母杂剧的出现，时间提前了一百年左右。

五代时期，公元907年王建于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这一时期的成都“岁岁栖亩之两，时丰廪实，野有如云之稼，国富家肥”，戏剧演出日渐繁盛。王建嗣后，其长子王衍即位，常在宫中搭台演戏，通宵达旦，甚至使用大型机械装置制造“水纹地衣”，场面极为豪华。及至后蜀孟昶即位，仍喜好歌舞戏剧，沉溺声色。由于统治者的喜好，客观上为蜀中歌舞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造就了“蜀戏冠天下”之盛况。

北宋初期，经过休养生息，农业恢复，工商业迅速发展，大中城市不断形成，市民阶层成为城市的主体，对艺术的欣赏需求不断提高，中国戏曲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走向成熟。地处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的成都，自然条件优越，物产富足，人口集中，形成了繁华的大都市，为蜀中歌舞、杂剧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据《宋史•乐志》记载，宋初宫廷教坊曾全国选拔演员，“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番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七十一人”。对此，著名学者胡忌先生在其《宋金杂剧考》一书中是这样解释的：“乐工中十分可能包括有‘杂剧丈夫’。所记‘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也可参见西川确是剧艺较发达的地方。”

南宋时期，在成都演出杂剧已形成风俗，宋庄季裕在《鸡肋篇》中，对杂剧演出的时间、地点、看棚、演出盛况均有明确记载。《大日本佛教全书•卷九五•大觉禅师语录》中，记载了禅师早年在家乡四川涪州看川杂剧的一首诗，描述了川杂剧的特点。

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

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www.daowen.com)

大觉禅师俗姓冉，南宋四川涪州人氏，少年出家，1246年赴日本， 1278年7月24日在日本圆寂。这首诗中第一次使用了“川杂剧”这一称谓，至少可以说明，四川的杂剧演出与中原地区的杂剧有明显的区别，故曰“川杂剧”。联系到北宋开封勾栏瓦舍中演出目连戏的记载，笔者认为，大觉禅师早年在家乡看到的有可能是目连戏的演出。当然，其时也是民间祭祀戏剧盛行的年代，遍布四川山乡民间的傩戏、阳戏、端公戏也都是戴面具演出，民间俗称“傩猴”。四川的端公庆坛一般也是白天做法事，晚上演灯戏，二者还没有非常严格的界限区分。大师早年看到的这“一棚川杂剧”到底演出的是祭祀戏剧还是杂剧，还需要发掘出新的资料继续加以论证。

1974年，广元四〇一医院建筑工地发掘出一座宋代淳熙年间墓葬，出土的四幅墓壁石刻为宋代杂剧表演画像，这四幅石刻边框线条一致，画幅大小相等，雕刻手法相同。其一为二人各坐岩石一端，相背逗趣；其二拍节起舞，画面中两人一人屈膝起舞，一人拍节伴奏，从其穿戴来看，颇似宋杂剧表演中的“装孤”；其三，则与后来戏曲中朝臣的形象更为相似，画面上的二人手执朝笏，相互打躬作揖，正在演出当时常见的“假官戏”；其四为戏曲演奏场面，共三人，一人怀抱一长鼓，右手执锤击鼓，艺人吹奏筚篥，另一人执双锤击大鼓，三人皆面向左斜前方，可知表演者在其左前，场面十分热烈。这四幅石刻展示的九个人的穿戴、表演以及使用的器乐，让我们领略了宋杂剧的几许风貌。

广元四〇一医院建筑工地出土宋代淳熙年间墓壁石刻杂剧表演画像

明代，出现了“川戏”“川音”“川调”之记载。那一时期，有江苏邳州人士陈铎，其寓居金陵之时，曾见到一个来自四川的戏班演出，感觉颇为特殊，便作散曲《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朝天子•川戏》以及套曲《嘲川戏》予以记趣。陈铎精通音律，时有“乐王”之称，虽然他对这个“不南不北的乔杂剧”班子颇不以为然，但对他们的演出却观察得十分仔细。在他的套曲《嘲川戏》中，对这个班子所演出的剧目、演唱的腔调、演奏器乐、装扮化妆、演员住所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这也是目前见到关于“川戏”最早到省外演出的确切记载。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之川戏，名称虽然一样，但与今日所说的集五种声腔于一体的川剧并非同一内涵。

明代也是多种戏曲声腔兴起的重要时期，在南方出现了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在江西出现了弋阳腔，文雅婉转的昆山腔发展为昆曲，传遍大江南北，也传入了四川；作为川剧源头的弋阳腔彼时也传遍大半个中国，流入四川的弋阳腔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成为川剧高腔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