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朝开始，我国由原始社会正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商和西周相继而起，都是奴隶制的统一王朝。这个时期，国家机构由产生到逐步完备，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也不断增强，国家法规也就随之形成和发展。在夏、商、周奴隶社会里，刑、辟、法是同一个含义，包括刑法与国防法在内。国防法也是刑法渊源之一。

夏、商、周时期国防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统治阶级（奴隶主）意志往往通过武装行动表现出来，军事行动高于一切，国防法即为国家普通法的重要内容。如对异族的征服占领、反侵犯的战争以及处置被征服的战俘等，都是国家大事。《尚书·尧典》记载：“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又讲：“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即令皋陶作执法官，防御、处理外族入侵事务。所以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二是军事行动（即用兵）也是最大的刑罚，或者说是刑罚的极端手段。《历代刑法志》称：“故圣人因天秩而作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这就是说“甲兵”乃是最高的刑罚，它与一般刑罚的区别仅在于执行的场所不同罢了。三是国防法、军法、刑法混而相间，互相通用。刑法可用于民，也可施于军；国防法与军法适用于军队，也可约束其他人。国防法、军事法、刑事法三法融为一体，都是国家法律。《尚书·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还有“不用军命”、“会盟后期”、“不从誓言”等，都属于国防法中的罪名，但又都可用于民众，作为一般国法适用。总之国防法内容较为突出，但只作为法的一个内容，并不单独立法。(www.daowen.com)

夏、商、周时期奴隶制国防法有三个特点：一是它具有一般法的通用性。它没有表现为国防法的独立“人格”，而是刑或法的一个内容，可以治军，也可以治民，与普通法没有界限与分别。二是它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这一时期国防法与其他法不分开，它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有称“谟”，如《大禹谟》；有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等；有称“诰”，如《召诰》、《酒诰》、《大诰》等。此外，还有“命”、“训”等等。形式的多样化，反映了统治阶级立法的随意性及最高立法者独裁与专断的权威。三是它具有一种“深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神秘性。这时期的国防法与其他法一样，并不公开，保持着上古立法的神秘莫测之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