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相对人与中国证监会之间因行政和解协议发生争议，能否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保护和行政秩序的维护。

行政和解协议的性质是行政合同，虽然这是中国证监会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所达成的协议，但行政相对人仍可能会因行政和解协议的订立、内容的变更、协议的终止和解除、协议的无效等问题与中国证监会发生争议，这些争议属于行政争议。在德国和台湾地区，因行政契约包括行政和解契约引起的公法争议，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是毋庸置疑的。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法上之争议，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第5条的规定，因公法上契约发生之给付，得提起给付诉讼。

我国新《行政诉讼法》中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第12条增加规定了一项：“（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近两年，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不少关于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思考。关于可诉的行政协议范围，虽然行政诉讼法明确认可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可诉性，但其他协议能否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仍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总体上看，行政机关签订的协议涉及三类活动。第一类是与行政职权的行使有关的，比如物价行政部门为了做好价格监测，与定点商户签订价格监测协议。第二类是与提供公共服务有关的，如政府投资水利的水厂、电厂与用户签订供水、供电协议。第三类是政府以私法主体身份签订的协议。综合权衡之下，在上述三类行政机关可能签订的合同中，宜将第一类即与行政职权有关的协议纳入行政协议范畴。[35]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在新《行政诉讼法》规定基础上作出进一步明确和扩展，即：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其他行政协议。[36](www.daowen.com)

但遗憾的是，现有的讨论几乎都只涉及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问题，并未论及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的可诉性问题。我们认为，借鉴德国、台湾地区关于行政协议的规定，新《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十一）项中的协议应理解为除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外，也包括行政执法和解协议。

具体而言，行政相对人认为中国证监会不依法履行、未按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证券行政和解协议，或者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请求继续履行、撤销、变更或者解除协议等事宜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