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的证券监管措施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侵犯监管对象权利的情况。如何约束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权，规范证券监管措施，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答案：其一，实现行政程序法典化。证券监管措施就是监管措施，很难也没有必要予以分类定位，对证券监管执法的规制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的证券监管程序来实现。[39]证券监管行为首先表现为监管机构依法执法的活动。我国证券监管机构集规则制定权、行政裁决权、准司法权等权力于一身，监管手段具有涉及面广、作用不一、程序各异等特点，这给权力的有效规制带来困难，而从监管措施实施的程序上对权力的运行过程加以规范，无疑给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绑上了一道枷锁。事实上，这种认识仍然是受到了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较为成熟的美国的影响。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在赋予证监会准司法权的同时，为避免权力的滥用，尝试规定了检查或调查的限制程序，[40]这正是对于程序控权理念在立法实践层面的回应。近年来，监管机构自身也受程序正当理念影响，注意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在主动公开监管信息的同时，出台了程序性规范160余件。[41]其二，证券行政监管行为类型化。这种观点强调对现有证券监管措施进行系统梳理，并按照不同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归类，进而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法律进行针对性的规制。有人归纳出监管机构界定的29项非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经过深入分析，认为有17项属于行政强制措施，9项属于事实上的行政处罚措施，其余3项是非强制性行政措施，并进而指出，行政处罚性监管措施应当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至少应当满足行政行为对于正当程序的要求。[42]但是，作者并未列出证监会所有的监管措施，部分论证同样值得商榷，对问题原因的分析也失于深入、全面，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券监管措施存在的问题。(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