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尽可能多地争取盟友，以孤立对方，从而在静中取胜

集政治家与战略家于一身的毛泽东在其军事生涯中，始终注意精心安排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使战争更好地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服务，从而也使他跳出了一般兵家只顾打仗的窠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用兵方法。在用兵问题上，毛泽东充分展现他的政治技巧。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同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中，这个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受到中国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已经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人开始用破坏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来继续执行他们灭亡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一些顽固派趁正面军事压力减轻之机，悍然向坚持敌后抗战的我抗日军民和党组织挑衅，试图借机消灭共产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顽固派实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泽东具体阐述了对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原则：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斗争的防御性。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进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是斗争的局部性。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双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新四军部队不断挺进到苏北抗日，当时国民党在此虽驻有十几万大军，但为远避日军，退缩至高宝湖以东。一九四〇年冬后，国民党在日军诱降的新政策下，对抗战愈益消极，而沉湎于在全国制造反共逆流。在苏北，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军暗中勾结，借助日伪的力量向新四军进攻，造成日、伪、顽三面夹击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挺进纵队转移至邗江以北敌顽空隙之地郭村，但国民党“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的李明扬、李长江却声称郭村是他们的辖区，除非新四军三天内退出，否则要向我收复失地。我军对此进行仔细分析后认为，二李在国民党内属杂牌部队，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素有积怨，有被我争取的可能。为此，尽管他们现在态度蛮横，仍不应放弃争取他们共同抗日的努力。这样，新四军对他们的行径没作激烈的反应，而是呼吁二李不要做反共的急先锋，不做叛国反人民的勾当，并派员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的电报，前往泰州与二李谈判。但二李自恃兵多，扣留了我军的谈判代表，并速派军队分十路向新四军进驻的郭村发动进攻。战斗结果，郭村未下，二李反被新四军歼灭三个团，另有一个团并一个营在前线起义，余部被新四军一路追歼至泰州城下。眼看泰州城即将不保，新四军却突然停止了对泰州城的进攻，令二李大为不解。原来，这是陈毅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继续争取二李，才下了停止攻城的命令。

时泰州城混敌不堪，惊慌失措的二李无所适从。正在这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二李从迷惑中惊醒，更使他们不解的是，话筒里传来了陈毅的声音。他告诉他们新四军此行只是借道郭村，过后即还，希望与二李协力抗战，并告之我军团结抗敌、互相互让的初衷，表示我军将放回包括他们心腹干将在内的七百余名俘虏，并归还郭村战斗中被缴获的枪支。不久，他又派全权代表到泰州，向李长江宣传抗日的部队搞摩擦是不利于抗战而只有利于敌寇，希望今后重修和好，共同抗日。这使二李十分尴尬和感动，他们派李长江的秘书长护送新四军的谈判代表回来，并持李明扬的亲笔信前来赔礼道歉，答应借路让新四军东进，保证新四军今后如遇韩德勤部攻击时保持中立。(www.daowen.com)

郭村战斗结束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中央指示移至江北，并将江北部队整编成三个纵队，成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指挥部经充分研究，确定了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和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的方针，随即又决定主动将吴家桥、郭村一带狭小地区让与二李，以争取和巩固其中立立场，部队向东部韩顽势力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黄桥进军，开辟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据此向东向北发展。七月下旬，新四军采取远途奔袭，分割围歼的战术，先后占领了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又复向南打击敌伪军队，攻克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等地，并两次打退了敌人的“扫荡”。在此基础上，部队广泛展开群众工作，协同地方党组织，先后建立了泰兴、靖江、如皋等五个县的政权。

但韩德勤仍一意孤行，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黄桥进犯。其右路税警总团的陈泰运与韩德勤也素有纠葛，我军便把不久前在北新街俘获的人枪如数交还给陈，使陈在以后保持了中立。与此同时，我以全力在七月二十八日解决了驻黄桥的顽固派何克谦的保安四旅。九月初，韩又派其主力一一七师、保安一旅等部，协同税警总团由海安、曲塘等地出发，分三路向黄桥进攻。敌军这次进攻又以被我歼灭两个团而告终。不久，韩德勤又命保安九旅张少华部向新四军进攻，他们在新四军驻地北面筑起碉堡，层层设防，隔断黄桥交通，禁止粮食、食盐等物品运入，企图困死新四军。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新四军攻占保安九旅的驻地姜堰，歼灭张少华两个团。这样，新四军进一步团结了苏北二李，争取陈泰运中立，给顽敌何克谦、张少华以沉重打击。

在这期间，陈毅又十数次函电韩德勤，要求德勤请愿，但韩蛮横地认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这显然是韩德勤蛊惑人心、转移视线，为向新四军发动新一轮进攻制造借口，各方韩德勤的这一新阴谋，陈毅立即复电同意撤军，并欢迎李明扬、陈泰运部进驻姜堰，条件仅仅是马上召集各方人士商讨抗日大计。但对于我军这一举动，韩德勤意愚蠢地以为新四军在他的施压下示弱了，更加紧南犯的准备。针对韩德勤此举，陈毅义正辞严地指出：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只有出于自卫一途，即是说我军退到黄桥，决不再退。但韩德勤对此并不领会，命八十九军、独立六旅为中央纵队，从海安出动，经营溪、古溪，分三路进攻黄桥以东和以北地区；命令十个保安旅为左翼纵队，进攻黄桥以东地区；命令二李部队和税警总团为右翼纵队，进攻黄桥以西地区，共动员兵力达十万余人。新四军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决定坚决予以反击。我部采取诱顽深入、断其后路、各个歼灭的方针，先于九月六日和十三日，在营溪和曲塘战斗中，全歼国民党反共军三个团，继之在十月四日到六日，在黄桥全歼韩军主力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只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方向狼狈逃窜。各保安旅、团及泰兴出动的敌人闻讯也仓皇撤退。我军乘胜追击，席卷海安、东台，十日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会师。

黄桥大战，压下了顽固派反共的嚣张气焰，奠定了苏北日后的抗战局面。这场战斗对坚持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战以及配合全国克服投降危机、争取时局好转，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