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间,我国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由原来的约6迅速下降到1.2左右,处于世界上的“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生育潮”形成的充裕劳动力,“一胎化”的低生育政策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因有效控制了人口规模而促进了我国人均收入的增长。然而,“一胎化”政策持续30多年,加速了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进程。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87(2012年更是达到9.4%),超过了联合国划定的老龄化标准。
人口结构的老化从人口红利消失和养老资源不足两个方面威胁到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关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影响,国内存在一些争论。比如,王金营等(2010)[6]通过计量验证了人口红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30年来的经济发展。王晶等(2010)[7]从适度人口角度阐述了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中国人口与现代化发展中的种种矛盾,促进了总体的福利水平。但封进(2004)[8]认为,青年人口增长速度下降会导致社会平均福利下降。蔡昉(2010)[9]对人口红利及刘易斯拐点做了系统的分析,检验并论证得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王宇鹏等(2014)[10]利用Ramsey模型分析指出,抚养比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有正向影响,但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随着老年群体的扩大,老年抚养比大幅上升,养老金短缺问题由此凸显。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国未来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我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孙博等(2011)[11]实证分析认为,生育率的提高将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www.daowen.com)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胎”政策,但该政策仅使全国每年增加100万左右的新生儿,对人口结构老化的缓解效果微弱。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我国劳动者所占比例,优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一步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保持投资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明显提高我国的生育率。加之国家持续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进而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和技术水平,促进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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