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地区，西北多山，东南平坦，是一个扇形三角盆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未兴建以前，夏秋山洪暴涨，泥沙俱下，水至则一片泽国，水退则泥石满布。在这种情况下，下游人民是不可能安居乐业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正说明杜宇以前的川西，还是一片泥泽，人民还是依靠牧畜为生，不知道务农，川西的水利建设，应传自楚国。春秋战国时，楚地方五千里，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说明巴蜀已在楚人统治之下。楚悼王时，吴起为相。“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见《史记·吴起传》）他告诉楚王说：“楚所有余者地，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者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见《吕氏春秋·贵卒》）这些“往实广虚之地”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其先晋人，晋六卿争权，扬侯逃之楚巫山，又辗转经由巴地至岷山之阳郫地定居，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以农桑为业。又赵明诚《金石录》著录樊敏碑称：“扬氏为晋叔向之后，由楚迁蜀，汶茹邡。”汶即汶水，邡即什邡。郫在岷山之阳，说明郫地广大，应包括灌县在内。李膺《益州记》称郫“古城在县北五十里”，这就说明郫古城是在灌县境内。现在郫县望丛祠，乃后人妄指。祠后两墓，当地人以为望帝及丛帝墓，其中一墓已发掘，实为汉基。扬雄及樊敏的先人由楚入蜀，就是“往实广虚之地”的楚人。还有岷山庄王和夜郎庄王，也都来自荆楚，他们都是楚庄王的后裔，这些都可以证明楚人入蜀定居的事实。再就地下考古发现的材料看。1980年，新都战国土坑木椁墓的发现，从墓葬形制直到腰坑出土的铜器，都明显地受楚国的影响。墓中有铜鼎五件，花纹形制，无一不与楚器相同。内中一件，有铭文四字曰：“邵之鼎。”按邵即古昭字。此字与安徽寿县蔡侯墓的铜器和湖北的一些楚墓铜器上的铭文完全相同。随县博物馆藏一铜鉴，铭文四字曰：“邵之御鉴。”此二器俱为楚国贵族昭氏之器。他们就是楚国贵族率领其部属移居蜀土的。再就传说历史言之。《水经注》：“荆人鳖灵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鳖灵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禅让制度，应在国家出现以前，而治水者又是荆人鳖灵。鳖，古地名，今属贵州遵义，灵、令音近，即令尹之省称。在长江流域，蓄水种稻，始于楚令尹孙叔敖，他在楚庄王时，修建芍陂，称安丰塘，以溉良田万顷。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掩为司马，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盾之数”。此中规偃猪、町原防，正是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偃猪即堰潴；町，即不成方的小块土地。规偃猪、町原防，即在平原上修筑堤坝水门，以种水稻，其收获量远较北方旱地种植黍稷高出数倍，造成楚国富强的局面。这种水利工程技术，随楚人入蜀，蜀人师其法以治水患。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牛田水通粮是农业发达的国家。他们利用丰富的水源，种植水稻，六年之间，蜀郡三名都，成都、广都、新都已同时出现，成为人烟稠密地区。我们怎样解释这个原因呢？这是秦人重视治水的结果。就成都平原的河道系统及地势情况看，治水必须从下游开始，上溯岷山之下，即古导江之地。《宋史·河渠志》说：“岷江发源古导江今为永康军，夏潦洋溢，必有溃暴冲决可畏之患。自李冰凿离堆以分其势，一派南流于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到泸州以合大江，一派入东川，而后西川沫水之害减，而耕桑之利溥矣。”此三派即中江、内江、外江的三江。在未有都江堰以前，中江下游受冲击最甚，人民还是不能安居。内江即沱江，《宋史·河渠志》又说：“离堆之址，旧石为水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入于江，岁作侍郎堰必以竹为绳自北引而南，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江道既分，水复湍暴，沙石填委，多成滩碛，岁暮水落，筑堤壅水上流，春正月则役工浚治谓之穿淘。”这说明都江堰工，每年都要修理。直到清末，岁修情况，基本不变。在每年冬季，动工截流。都江堰的截流技术，是蜀人的创造发明，首先是下桤槎，用桤木三根成三角架，直立水中，槎腰间，用竹络笼石以镇之。自腰以下，用木条纵横遮拦。这样就构成了易筑易撤的截流工程。这样就能调节两江水量。大概在李冰守蜀以前，蜀人已掌握此法，故秦人得以依其规模，迅速地把水治好，使三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兴起。李冰为蜀郡太守的年代，有两种说法。《华阳国志》：“秦孝文王时以李冰为蜀守。”此一说也。《风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此说比较可信。盖蜀郡太守之见于史籍者，有张若及李冰二人。张若在昭王之三十年，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见《秦本纪》）。李冰为蜀守应在昭王三十年后，大约在昭王三十年至五十六年之间。秦孝文王即位，仅一年，在一年内，不可能完成这样大的工程。秦昭王三十年以后，对蜀的统治，逐渐巩固，使川西地区有一个比较长期安定的局面，因而李冰师蜀人治水旧法，整治河道，笼口垒坝。也应是从沱江中游开始，筑堤防波，节节上溯，直到宝瓶口，再设法排出内江之水，按一定比例泄入外江，二千多年来，此法沿用至今。

《元和郡县志》卷31彭州导江县，谓：“都江堰原名楗尾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李冰作之以防江决。破竹为笼，圆径三尺。”楗尾即笕尾。犍乃误字。《礼记·月令》：“修键闭。”《注》：“键、牡、闭、牝也。”《疏》：“凡锁器入者谓之牡，受者谓之牝。”旧时民间有用木锁者，江南各省老一辈的人都看见过，朱骏声所谓“苏人谓为木锁”即此器也。楗，经典皆作键，今通作犍，从牛，乃涉牝牡字而讹。犍，见《说文》新附字，乃辖牛，即去势之牛，汉武初辟疆宇，用为郡名，于理不合。汉代的金石刻文字，俱作楗为。如《车骑将军冯绲碑》（见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著录）及《汉印文字征》著录犍为太守章二方，俱作可证。楗为、牂柯设郡，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将千人，发巴蜀、广汉卒食重万人，从巴符关入牂柯，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还报武帝，乃以为犍为郡（见《史记·西南夷传》）。犍为本名应为楗尾，尾与微通，皆在古脂部，为字在古音歌部，歌支相通，支脂已通用，乃汉人通用的韵类，故楗尾即犍为。唐蒙率领蜀、广汉士卒，由沱江南下，沿途所见，无非竹笼垒石的堤坝，故以“楗尾”为郡名。

四川所用竹络笼石筑堤防水，这种就地取材省工省费的方法，还传到中原及海滨地区，治理黄河水患及海塘。《汉书·沟洫志》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越二十余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自临决口，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因薪柴少，乃下淇园之竹以为楗，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但宣防之塞，并不在夏秋洪水盛涨之时。如淳注云：“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按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中，以土填之。”竹可布按树，足见水势平缓。如为洪水急流，则宣防之口，不可能被塞。《汉书·沟洫志》又载：汉成帝四年（公元前29年）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成帝命河堤使王延世，使塞河决口。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延世堤防，三旬立塞。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以明年为河平元年。”后二岁，河决平原，流入济南，大将军王凤复遣延世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华阳国志》载：“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延世，字长叔，资中人。”他利用蜀人行之有效的治水方法，以竹络笼石塞决口，卒能于短期内两建奇功。及清代治海塘亦采用此法。海宁海塘，自乾隆戊寅后，潮势渐趋北亹，惟恃鱼鳞大石塘及坦水竹篓坝为之筑护。壬午、乙酉，乾隆南巡两经亲阅，随时指示大吏，添用坦水竹篓防护，并有诗纪其事。诗云：“浙海沙无常，南北屡变更，北坍危海宁，南坍危绍兴……坦水篓石置，可因堤根撑。”（见孟森《海宁陈家》，《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坦水篓石即都江堰之竹笼填石，称为“竹络坝”，以镇水势，以防沙浸，功效卓著。现在科学进步，筑堤所用的物质材料如钢筋水泥之类，防波效能，虽远过笼石，但就省工省费而言，亦未可偏废。(www.daowen.com)

总之都江堰工程，创始于蜀人，他们学习楚人“规堰潴，町原防”的方法，就地取材，创造竹络笼石，筑堤坝，分水势，灌田畴，种水稻。李冰守蜀后，依其成法，守其规模，使川西平原成为沃野，蜀人至今，犹蒙其福利。而此种治水方法又由蜀人传至北方，治理黄河决口，防御海潮。这是四川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科学地适应物质条件的精心创造。追源溯始，不能不对前人因地制宜的天才规划和光辉成就，发生无穷的敬仰和怀念。

原文发表于《四川文物》1984年l期，又载《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