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仕于成汉李势，桓温伐蜀时（公元363年）常氏为李势草降表，他后于司马迁近五百年。他对于《史记》所述的庄蹻故事又作了一次订正，兹录其文如次：

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椓牂牁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因改其名为牂牁。

常氏此文乃据《太平御览》771卷所引，同书166卷及《北堂书钞》138卷所引内容大致相同，《史记·正义》及《汉书·地理志》颜注所引，亦可相互参证。以上唐宋类书所引，应是常书《南中志》的原文。今廖刻则与此绝异，盖出南宋李无知妄改。《四库书目提要》：“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吕大防尝刻（此书）于成都，大防自为之序。又有嘉泰甲子（公元1204年）李序，称吕刻刓阙，观者莫晓所谓。尝博访善本以正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摭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前后失序，本末舛迕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此书经过李窜乱，已经面目全非，现在仅据唐宋类书所引《南中志》原文，与《史记》对勘，常氏于此订正《史记》差误者计有三事：

一、改楚威王为楚顷襄王。这个问题只需查明秦取楚巴黔中楚威王在位年代，就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荀悦在常璩前就已经这样做过了。但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庄蹻王滇可能比楚威王更早，也可能比楚顷襄王更晩，本来就不存在无路归报的问题。司马迁熟于朝章国故，讲求春秋名分，因此，他就幻想出秦夺楚巴黔中无路归报来解答这个问题。至于楚失巴黔中是不是就在楚威王时代，他就无暇多作考虑，因此就造成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www.daowen.com)

二、改“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为“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常璩所以敢于改订史公旧说者，唯一的依据就是且兰相传有庄蹻椓牂牁系船处的遗迹。而且“溯沅水出且兰”比之迂回江上，途程既近，易得楚国的后方支援，在战略上也比较优越。

三、改庄蹻王滇为王夜郎。《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元帝时（公元317—322年）宁州刺史王逊以五荼夷（荼，廖本或作茶，或作蔡，顾校作苓，皆不足据。宋人书或作五斗夷，荼斗声近，当作荼为是）“昔为乱首，图讨之未有致罪，会夷发夜郎庄王墓，逊因此遂讨灭之，及恶夷刚僚数千落，威镇南土。”王逊以夷发夜郎庄王墓作为兴师问罪的口实，此必为夜郎人民共见共闻的事实，腾于章奏，载在典册，此夜郎庄王墓即当为庄蹻之墓。因此，他明确地说庄蹻“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因留王之，号为庄王”。“之”指夜郎而言，词旨明白，本无可以滋人怀疑之处。常氏于此文下更补充说明云：“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因改其名为牂牁”，“其”指夜郎言，也是很清楚的。范书《西南夷传》改“之”为滇池，牂牁与滇池两地相距既远，则灭夜郎与王滇池前后因果关系不明，连属为文即扦格难通。范氏先有庄蹻王滇成见，对于常书又未理解通透，故有此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