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本纪》相传为西汉末扬雄所作，但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及新旧《唐书》始著录其书于地理类中，是记录蜀中掌故的地方志书，原与正史中的本纪不同，所以《隋书》《新唐书》纪皆作记。纪虽可训记，但在习惯用法上究有不同。《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见《华阳国志·序志》）。《蜀纪》，他书征引皆作《蜀记》，只是杂记蜀事之书，除记述有关蜀王事迹以外，还杂记与蜀王无关之事，所以此书只应称《蜀本纪》，唐人误增“王”字实属不当。

《蜀纪》荟萃成书，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汉灵帝末年，中原乱象已成。中原人士想找一个避难的所在，远的就是交趾，近的就是巴蜀。《三国志·刘二牧传》：“焉睹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议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内求交州牧，欲避世难。议未及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会并州杀刺史张壹，凉州杀刺史耿鄙，焉谋得施。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

刘焉是鲁恭王后裔，汉章帝时徙封竟陵（今湖北天门县），遂为竟陵人。他少仕州郡，积学教授，历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入为宗正、太常。历官中外，素负重望。他为益州牧时，就有一班文人学士随之入蜀。在这个偏安小朝廷内，又有一班宾客陪着他谈宴寻欢，经常以蜀中掌故旧闻作为剧谈的资料。

《华阳国志·序志》：“汉末时，汉中祝元灵性滑稽，用州牧刘焉谈调之末，与蜀士燕胥（燕同，宴也；胥，相也，言相与饮宴。孙星衍《祠堂书目》以燕胥为人名，实误），聊著翰墨。当时以为极欢，后人有以为惑，恐此之类必起于元灵之由也。”常璩蜀人，他后于刘焉一百五十余年，当时故老流传或有此说。因此，他认为《蜀本纪》就是刘焉宾客根据谈宴的资料写成的。祝元灵名龟，刘焉以为葭萌长。《隋书·经籍志》及《华阳国志·汉中士女》均载祝龟作《汉中耆旧传》，并非《蜀本纪》。

刘焉宾客中的来敏撰《本蜀论》。此书久已亡佚。《水经注》曾引用其中两条，尚可窥见其书的一般面目。所谓《本蜀论》者，就是探寻先蜀本原而次第论述之。其成书尚在《蜀本纪》之前。如《本蜀论》述望帝故事说：

荆人鄨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此事在《蜀本纪》中则已多增改。兹录其文如次，以便对勘：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如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

这个故事在《蜀本纪》中就有许多臆说和错误。如鄨是鄨县，为犍为郡郡治，令是县令是官名，鳖灵即鄨令的音。又如望帝化为子规，是蜀人历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早已流传于中原。《说文》于嶲（音髓）字下云：“嶲周，燕也。……一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汉魏时人称蜀人为叟，叟即嶲周的合音。后人或省称为嶲，又称为子嶲，即子规，因其为杜宇所化，又称为杜鹃或子鹃。杜宇化鹃本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许慎是经学家，“淫其相妻”不合于儒家伦常道德，所以称其“惭，亡去”。点金成铁，实在糟蹋了这个故事。李商隐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才是这个故事的正解。望帝禅让就是因为鄨令治水成功，民得陆处。说他如尧禅舜，这样解释也就可以使人满意了。但却要把惭愧德薄委国授之而去作为禅让的又一理由，这岂不是对禅让的谴责吗？《蜀本纪》的作者否认望帝化鹃，所以就臆造“望帝积百余岁”之说。又如此书所载蚕丛三代“神化不死”及“化民往往复出”，以说明先蜀享国久长，尤为荒唐不经。《本蜀论》说“女子朱利自江源出”，朱利原为藏语牧场之意。帕尔《西藏志》（董之学、傅勤家译本）谓：“土（藏）人分土地为四类：曰Tong即平原；曰Gong即岗岭；曰Drok言牧场也；曰Rong言溪谷也。”此四类土地名称，都是藏缅语系的基本语汇。汉语的唐、塘即Tong的对音；刚、岗、康即Gong的对音；朱利、朱倭即Drok的对音；阆、郎、浪、狼即Rong的对音。我们如懂得这些基本语汇，则对于西南地区地名命名之故就可以不待烦言而解。Drok是古代的复辅音字，在汉语中往往要以两个音缀的汉字为其对音。今四川甘孜州地区还有一个地名称为朱倭，旧译为竹窝，这里就是一个牧区，正与汶山江源相同。《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朱利出自江源，她就是一个牧女，所以称为朱利。朱利、朱倭、竹窝都是Drok的对音，《新唐书·吐蕃传》说：吐蕃称白兰羌为丁零；《华阳国志·蜀志》说汶山郡有白兰，白兰即白狼，白狼羌也是一种住牧的部落（不是游牧），丁零就是Drok的对音。朱利本是一个牧女的名字，而《蜀本纪》的作者就错误地以利为女子名而释朱为朱提，错误是明显的。汶山江源原为蜀地，朱提汉犍为郡，属夜郎境，杜宇王蜀，他为什么又止朱提呢？据此言之，《蜀本纪》的成书必然是出于《本蜀论》之后。书名本纪，也当是袭用《本蜀论》之本，作为书名。后世史书有称为纪事本末者，本就是探求其本原之意。

刘焉时代秦宓虽隐居不仕，但他对于蜀中掌故，也有编纂之功。《三国志·秦宓传》：秦宓“广汉绵竹县人也。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先主既定益州，以夏侯纂为广汉太守。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椽，尊之为仲父。他仍然卧病家中不出。有一天太守偕同主簿功曹带着厨膳到他家开宴畅谈，从容询及蜀中历史文物。秦宓应太守的请求，答曰：“民请为明府陈其本纪。”秦宓此时已经有一个本纪的稿本了。秦宓向太守谈了三个故事：

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裴注以此说出于《河图括地象》（属于谶纬一类的书，多不可信）。所谓“帝以会昌”，就指的是鄨令会见望帝受禅为开明帝。所谓“神以建福”，就指的是鄨令治水，蜀民得以陆处。

二、“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禹生于西羌。”汉代居于蜀地羌民皆以禹为其始祖，故江州（今重庆）有涂山禹王祠及涂后祠，汶山广柔县刳儿坪说为禹母剖腹生禹之地，“夷人（此夷人即指羌民言）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以上并见《华阳国志·巴志、蜀志》）“禹生石纽”乃蜀地羌民自述其先代的传说。

三、“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司马贞《三皇本纪注》说此事出于《河图》及《三五历记》。谷口为“今之斜谷”是宓所作的解说。“三皇乘祗车，出谷口”是《河图》原文，徐整《三五历记》也是抄录《河图》的。秦宓又怎能知此谷口为斜谷呢？裴松之注也以此为疑。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也容易解答。《三国志·刘后主纪》：“亮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邸阁是储米的仓舍，邸车就是往来邸阁所乘的独轮车。祗从氐声当读为邸。斜谷栈道，道路艰险，诸葛亮做流马木牛在这里运米储粮。流马木牛就是用独轮车改造的车，粮少而行速者为流马，粮多而行迟者为木牛。秦宓说谷口为斜谷，就是以自己耳闻目睹之事解释古代的传说。《三国志·秦宓传》载秦宓与吴使张温的酬对，“答问如响”。如温问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若此之类与说谷口为斜谷，又何以异？以此例之，《蜀本纪》中石牛、石笋、石镜之说，也是即景敷说，不必有什么依据。

以上秦宓所陈本纪三事，皆见于《蜀本纪》或《蜀记》中。秦宓所陈的本纪，也就是后来《蜀本纪》或《蜀记》的蓝本。

《蜀本纪》或《蜀王本纪》出于来敏、秦宓以后，已有上述确凿可据的资料，而唐人断为扬雄所作，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常璩成汉时代的蜀人，他后于来、秦，约及百年左右，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历叙与《蜀纪》有关的作者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雄字子云）、阳城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常璩时代存在许多不同写本的《蜀记》或《蜀传》（传即耆旧传一类的书），这些书中所载蜀事皆一鳞半爪不够全面，所以说“略举其隅”。他所列举的八个蜀人中，司马相如、杨子云都是西汉时代最著名的文学家。他们都擅长辞赋，著名当时。严君平与扬雄同时，他隐于卜肆，著《老子道德指归》。他们都与《蜀本纪》无关，只因他们都是蜀中名宿，尤其是扬雄，于辞赋之外还著有《太玄》《法言》，声名又在司马相如之上。左思在《蜀都赋》里就说：“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海而为，当中叶而擅名，是故游谈者以为誉，造作者以为程也。”因此，魏晋时代的人就把《蜀本纪》托名为扬雄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八人中除西汉司马、扬、严三人外，阳城子玄不详，孙星衍《祠堂书目》以王莽时作《乐经》的阳城子长当之，殊不足信。郑伯邑名廑，尹彭城名贡，谯常侍名周，任给事名熙，此四人中谯周最著名，《三国志》有传。郑伯邑，常璩称其作《耆旧传》，尹贡、任熙事迹皆不详。常璩说他们都“各集传记以作本记”，语极含糊。《蜀本纪》究竟是谁作的，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当时蜀中已有许多不同的写本《蜀记》，后来王隐据以作《删补蜀记》（见《旧唐书·经籍志》），其书多至七卷，当包括耆旧传一类的书在内，其书今已亡佚。这里不再提及祝元灵者，他可能认为祝的笑谈，实与世俗间的横说无异，似不足列于著作之林。(www.daowen.com)

常璩是一个封建的正统派史学家。他认为先蜀历年绝不能早于黄帝尧舜之世，先蜀也应是臣事中原王朝的诸侯。《史记》所载黄帝以来的历年，去成汉时代不过二千余年，先蜀积年就不能远在三四千年以上。他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他因为不相信先蜀积年久远，就说，这都是世俗间的横说。他认为《蜀本纪》中所载许多神话，如“荆人鄨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也是同样的横说。他更为痛心的是《本纪》说“蜀椎髻，左衽，未知文书，文翁始知书学”。把他的桑梓之邦比于蛮夷，这岂不是对他的侮辱吗？他作《华阳国志》虽然参考了这些旧记，重要的还是要“验以《汉书》，取其近是”，做了许多修正工作。他对《蜀本纪》的作者，说得愈含糊，就愈便于他的修正工作。

《蜀本纪》不是扬雄的作品，从内容、文体、书目、著录各方面加以考察，都是无可怀疑的。

从内容方面说，如《蜀本纪》误分朱利为二名，必然是出于来敏《本蜀论》之后，说已见前。其他还有一些内容不能出于扬雄之前，将来也要在《蜀王本纪笺证》中再作说明，这里就一概从略了。

扬雄文章简洁艰深，如《法言》谓“蜀庄沈冥”，蜀庄是说蜀人庄君平（东汉人讳庄为严，故庄君平皆作严君平），沈冥是说他隐于卜肆，甘于沈冥，不与达官贵人往还。只用四个字包括这样丰富的内容，没有注释是很难使人理解的。《蜀本纪》结构松散，浅显易晓，不类扬雄文章。

再看《汉书·扬雄传》及《艺文志》所著录扬雄的著作，其中也没有《蜀本纪》。《汉书·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扬雄与刘歆同官于莽朝，皆以学问知名于世，又相知最深，雄如作此书，《七略》不容不载。班固作《汉书》时，去扬雄之没仅四十余年，他作《扬雄传》，对于扬雄的著作，备列无遗，也没有提到《蜀本纪》。

《汉书·扬雄传赞》说扬雄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雄作十二州箴）；赋莫善于《离骚》，反而广之（雄作《反离骚》）；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雄作《甘泉》、《校猎》、《长杨》、《河东》四赋，皆载于《扬雄传》中，这里并无《蜀都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仿）依而驰骋云”。扬雄作书皆有所仿依。此书既名本纪，班固作传赞时为什么不接下去说：“史莫高于史迁，作《蜀本纪》”呢？

桓谭与刘歆、扬雄年辈相及，又同仕莽朝，桓谭作《新论》对于扬雄备极尊崇。他说：“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又说：“雄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又数百年其书必传世。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蜀本纪》如为扬雄所作，他为什么不以《蜀本纪》与《史记·五帝本纪》相提并论呢？

根据以上这些默证，扬雄不作《蜀本纪》还不是很清楚吗？（《方言》出于林闾，见《华阳国志·蜀郡士女》，也不是雄作）！

扬雄既不作《蜀本纪》，为什么唐以后的人都深信《蜀王本纪》出于扬雄，一千四百年来绝无人提出异议，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魏晋时代，蜀吴相继灭亡，天下三分，复归统一。左思作《三都赋》，当时人人争着抄写，洛阳为之纸贵。同时有人模仿《三都》而作的《蜀都赋》也托名扬雄而盛传于世。因此，扬雄的《蜀都赋》也就不胫而走，传诵当时。东晋时代王羲之与周益州书曰：“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辞赋夸张居多，所以说“游目意足”，写实甚少，所以说“殊不备悉”（王书见《蜀中名胜记》）。此《蜀都赋》既为《昭明文选》所不取，至南宋时始载于《古文苑》中，其价值当然不能与班固《两都》左思《三都》相提并论。蜀之为都（指京都言）自蜀汉称帝始，扬雄时代蜀哪能有都？此赋非扬雄作，不辨自明。古人得书不易，信而好古，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虽在通人如王羲之也难免不上当。

《古文苑》所载《蜀都赋》云：“昔天地降生杜（宇），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这里所用的典故就出于《蜀本纪》。唐人崇尚诗赋，既以此赋为扬雄作，因此，说《蜀本纪》出于扬雄，他们也就深信不疑了。

先蜀故事，既为刘焉时代文人学士达官贵人经常谈宴的资料，因此，就有人多方搜寻先蜀故事笔之于书，来敏、秦宓特其中最知名者。谯周少从秦宓问学，受秦宓影响最深。《三国志·秦宓传》：“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论皇帝王霸豢龙之说，甚有通理。谯允南（周字允南）少时数往咨访，记录其言于《春秋然否论》。”谯周《春秋然否论》今已不传，但其所作《古史考》则是根据秦宓之言而阐述五帝不同一族之书。在一千七百年以前已有此疑古精神，实属难能可贵。谯周作《古史考》既是阐述秦宓旧说，其掇拾先蜀掌故旧闻，亦当是继承秦宓的余绪。《蜀本纪》荟萃于谯周，在时代风尚与传授系统，他就是最适当的人选。

《三国志·秦宓传注》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裴松之刘宋时人，他作《三国志注》时，尚知《蜀本纪》为谯周作。其后虞世南钞辑《北堂书钞》时，也说《蜀王世纪》为谯周作（《书钞》106卷）。《书钞》是虞世南仕隋时所辑录的类书。是唐以前人尚知此书出于谯周。

综观以上论述可以断言：《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作者是蜀汉时代的谯周而不是西汉末年的扬雄。

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3月创刊号，

又载《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