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和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土著部族。他们和历史上称为蛮或闽的人，都属同音同义的名称。在更古的年代里，他们就应属于同一族类的人群。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在印欧语系里以man为人的单数之称，以men为人的复数之称。在单音缀的汉语，虽无单复之分，但宋元以后称复数的人仍缀以每或们，如我每、你每、他每、我们、你们、他们之类；每或们，也就是民或闽的转音。这一个名称，可能为人类同源说在语言上的一个佐证。人类从开始用言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以后，迄至有文字记录的年代，这样基本的语言，是可以用口语保存下来而不至于有所改变的。

僚在古代原当作貉，貉从各声。各原是以各、洛两个复辅音作为发声的，僚就是洛的转音，葛僚或仡僚，就是各洛的转音。

貉古或作貊，《广韵》莫白切，《诗·大雅·皇矣》：“貉其德音”之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引作莫，是貉在古代就当读为莫或莫白切。貉虽从各，但是他并不是从各的形声字。貉或作貊，从百，乃后起的形声字。貉貊为入声字，古收k声。莫白切就是在氓、民的尾音后面，加上了一个k的收声。貉如为形声字，它也只代表这个收声。据此言之，貉也应是氓、民的转音。因此貉族也就是从氓、民分化出来的一支。

貉为豸，《说文》豸部所收的字都属猛兽之类，这应是狩猎部族的标志。《说文》：“獠，猎也。”《尔雅·释天》：“宵（夜）田（猎）为燎。”左思《蜀都赋》：“将飨獠者（猎人）”，是僚之本义即当为猎，射猎就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部门。因此，他们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孟子·告子》下说：这是一个农猎兼营的低级农业公社，有二十取一的剥削制度，当然已有部族酋长；但是还没有百官有司，没有聘使往还。像这样的部族，在历史记录中往往说他们“无君长”，他们不是无君长，而是没有大君长，也就是没有具备国家或官府的规模。

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貉族的原居地是以大小辽河为中心，而分布在渤海湾以北的地区。《后汉书·东夷传》的大水貊、小水貊，即以出好弓著名；他们依大小辽河而居，故有大水貊、小水貊之称。辽河之辽，也就是因貉或僚族得名。

《礼记·王制篇》说：“南方曰蛮”，这完全是出于战国以后的解说。西周时代铜器《虢季子伯盘》记述虢季子伯伐狁而称“用政（征）（蛮）方”，俨狁在北而称为蛮，是西周时代尚不以蛮为南方蛮夷的专称，其字亦不从虫。《大雅·韩奕》王命韩侯统治北国的追、貉诸族而曰：“因时（是）百蛮”，金文归作，追应为归之简笔字。归即鬼方，也就是春秋时代隗姓的赤狄。隗，金文作媿，《左传》“怀姓九宗”之怀，《国语》“女氏”之，皆当为归之异文。古音鬼、追、归、怀、，皆脂部字，故得相通。据此言之，追、貉皆属北国，而通称之为百蛮，是西周时代不以蛮为南方蛮夷，是很明白的了。西汉时代司马迁作《匈奴传》，称匈奴为夏桀之后，“居于北蛮”，仍以匈奴为北蛮。《史记》又说匈奴“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是西汉时代匈奴无姓的最明白的记录，但《汉书·匈奴传》则删去《史记》中“无姓字”的“姓”字，而说单于“姓挛鞮氏”。匈奴本无姓，因与汉族接触既久，汉人遂误以其部族之称为其统治部族的姓。据此言之，蛮实为中国大陆上的基本人群。貉则是蛮在东北的一支。变蛮称貉，与变蛮称挛鞮，都是在蛮音之后，附一k或t的音随，这应是受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影响。

夏、商两代，是黄河流域两个奴隶制的统一的王国。夏、商之际和殷、周之际两次革命，也是中国历史上两次规模最大的部族迁徙。

夏代历史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可以信靠的直接资料。过去我曾假定仰韶文化为夏族遗迹，如要再作进一步的论证，据现存资料，则尚非其时。不过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1）夏族居地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应在夏虚（山西南部）和伊洛河谷一带，《史记·吴起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一带就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2）大河南北汾、浍、伊、洛河谷黄土高原，是中国最早的发达的农业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国，也必然要以这样的农业公社，为它建国的基础。因此，我们要讲夏代历史，有时就必须以仰韶为论证的基础。

《商颂》是春秋时代宋国宗庙的歌诗，《长发》歌咏成汤的武功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成汤除伐桀外，同时还要讨伐夏的部属韦、顾、昆吾三族。

郑玄《毛诗笺》以韦为豕韦，其说亦有所本。《国语·郑语》说：“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豕韦为商所灭，见于《国语》，《庄子·大宗师》篇又称之为豨韦氏。《续汉书·郡国志》：白马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之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豕韦原居河南滑县，商灭豕韦，其部族即北迁于潢河、松花江流域与貉族杂居，称为貊。《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好养豕，食其肉，去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就是豕韦命名所由来。豕韦在汉代又称之为，即韦之转音。《淮南子·缪称训》说：“匈奴出秽裘”，秽裘即韦裘。字又作，从水或从禾从草，他们就是居于水滨不发达的农业部族，纺织与农业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衣服须用渔猎畜牧所得的皮革制成。因此猪皮、鱼皮，都成为制衣的原料。后来的赫哲族又称为鱼皮鞑子，他们可能就是豕韦的后裔。汉代夫馀征服了族，挹娄就是族一部分北迁的遗民。他们骤然从夫馀北迁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在这样严寒气候之下，他们唯一的生产就是猪，采用豕膏涂身，这原是暂时不得已的办法。六朝时代这一部分北迁的挹娄，又称为靺（音昧）鞨，靺亦韦之转音。古音韦、同在脂部，在祭部，脂、祭古多通用，故得相通。靺鞨并从革旁，也显示了纺织不发达的迹象。隋、唐时代他们的生活已有所改善。他们已不用豕膏涂身，而是用兽皮作为小屋的屋顶。《新唐书·室韦传》说：“所居或皮蒙室。”《旧唐书·室韦传》说：“或为小室，以皮复上，相聚而居，至数十百家。”他们虽因用皮作屋顶而称为室韦（辽、金时代的皮室军即此族），《北史》则作失韦，豕韦、室韦内涵虽有不同，但自声类言之，室、失同音，豕、室发音仍同，则室韦、失韦，仍当为豕韦之转音。

顾，《汉书·古今人表》作鼓，当即春秋时的鼓国。鼓为白狄，旧说在今河北晋县，其原居地陈奂《毛诗传疏》说：“《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即此地。”今为山东范县。

昆吾与顾，《郑笺》并以为己姓，当同属白狄族类。昆吾之合音即胡，胡从古声，应与昆之发声相同。卫为昆吾旧虚，其南境或及于许。《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说他的“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昆吾的疆域自卫及许，在夏代应是一个大部族。昆吾为胡，胡即匈奴。《史记》以匈奴为夏桀之后，也应有所依据，不能全视为无根之谈。

夏灭亡后，桀的下落，据《史记·夏本纪》说：“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鸣条所在，旧说纷纭，我们现在也不必再提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集解》引郑玄说鸣条是“南夷地名”，亦不详其所在。《正义》引《括地志》云：“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于南巢者也。”此说当出《尚书·仲虺之诰》，亦见《竹书纪年》。南巢之巢，为春秋时的巢国，在汉代为庐江郡的居巢县，其地当以巢居得名。巢居就是后来南方部族干栏的异称，上居人，下畜豕，有似巢居。这是黄土高原的居民降居江水，为适应卑湿地区的一种建筑。《史记·越世家》称越王勾践为夏少康之后，这应是夏、商之际夏族迁于南巢的后裔。

夏商之际，夏族大量迁徙之后，在地下遗物中也留存一些遗迹。如安阳后冈及浚县同乐寨等地发现的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堆积层，这说明原居仰韶遗址的夏族已经覆没，代之而起的乃是来自东方的殷族，和他们自己的龙山文化。

殷王朝的统治阶级当是从貉族中分化出来的部族。貉族的农业生产，本来就很低下，而这一部分从貉夷分化出来的统治部族，他们既不能脱离生产，因此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完全退到以射猎为主的阶段。因此他们就把使用弓矢射击的技能，推向一个百发百中的高峰，羿、逢蒙就是这个部族里的英雄传说。同时从西伯利亚地区远道而来的狄族，他们又把细石器文化引入了北中国，他们穿过兴安岭迤西的平原森林地带，这就是辽、金时代称为“平地松林”的地方，由此进入阴山山脉之下，首先就和这一部分貉族杂居在一起。当然这中间应当还有许多剧烈的斗争，如《山海经》《天问》所载王亥与有易（狄）的故事。殷族酋长王亥就是被有易杀死的。

关于细石器文化，我知道太少，所以在这方面也不想多谈。

关于狄族在中国古书里或写作易，如殷族母系始祖简狄，又或从易作逷，《山海经》王亥与有易的故事，在《天问》中就作有狄，《易经》里“丧牛于易”，“丧羊于易”，易也应当是狄，《说文》狄“从犬从亦省”，金文作，从亦、不省。亦从大象人形，从··在人两腋下，会腋下狐臭之意，应为腋之本字。腋下曰亦，腋下臭曰狐（胡）臭，在古人造字时，或以狐臭即肉食牛羊类膻腥所致，故狄即从亦声。狄、亦、易，古书同为支部入声字，故得相通。狄是居在森林中的部族，他们的经济基础以射猎为主，犬就是他们经常的伙伴，因此狄字就从犬旁。他们原来就居在吉尔吉斯草原和蒙古、新疆沙漠草原迤北的森林地带，这一经济文化区，延至六朝时代还没有什么改变。《北史·高车传》及《隋书·铁勒传》所记述的，就是他们后来的历史。他们自称为狄历，应是读狄（t或d）历（l或r）两个复辅音字，原义就是林。在较早的记载里如《史记·赵世家》及《冯唐传》，则称为襜褴或儋林，六朝时则译为丁令、为铁勒、为敕勒。他们乘两轮大车，轮辐高大，因此就有高车之称。他们居在森林里，又有林胡之称，林就是狄的音又兼译的字。

当狄族把细石器文化引入北中国以后，他们不但与殷族杂居，同时也与夏族杂居。如在锦西沙锅屯及旅顺貔子窝，这些仰韶遗物都与细石器并存。在最近出版的《河北唐山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中，说明龙山遗址中也出现了细石器遗物。细石器年代一般的固然比新石器时代早，但是它的下限还与晩期新石器时代遗物并存。因此在北中国出现的单独存在的细石器，它的年代就应当重新估计了。狄族与夏、殷两族杂居，不但在地下遗物中得到证明，就是在古代文献中也有一些迹象。如殷族母系始祖为简狄，这说明殷、狄已由杂居而构成婚姻关系。同时简狄又为有娀氏之女，娀从戎，戎在西方，应即为夏族，这说明狄、夏也有同样的婚姻关系。就简狄一人的传说，就可以说明古代北中国夏、殷、狄三族都不是孤立的，而且都是在和平友好中发展的。泰山以北以及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它把细石器文化推向一个更新的高峰，这就是玉器文化，玉器是与黑陶并存的，玉和黑陶就是龙山文化的两大特征。

玉器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是在铜器尚未诞生以前的年代里完成的，等到铜器诞生以后，还要继续一段很长的时期，就是到了汉代都没有衰亡的现象。人类有许多工作应当在铜器铁器时代完成的，我们就在玉器时代提前完成了，例如龙山黑陶绝大部分都是用陶轮制作的，这是把攻玉的技术应用到陶业上的结果。在新石器时代里能够制造这样匀称润泽而薄如蛋壳的黑陶，这是谁也不相信的。我们就是把应当在铜器铁器时代才能完成的制陶技术，提前在晩期新石器时代里完成了，这就为我们陶瓷工艺奠定了一个极为优异的基础。我们的瓷器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产品，它绝不是偶然出现的。因为我们把铜器铁器时代的工作，提前在玉器时代里完成了。因此，我们的社会在铜器出现不久之后，也就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了。

近代考古学者从地下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因此才能从各个不同的时代中，就所用的兵器中，把人类历史归纳为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代。玉器仅为中国特有的产品，因此在考古学中就没有它的地位，但是早在二千年前的《越绝书》，就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还把玉器列于石器之后铜器之前这样一个恰合实际的位置。《越绝书·宝剑篇》说：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禹穴（古代穴居故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不服，此亦铁兵之神！

《越绝书》作者时代不详，书末“叙外传记”拆字为隐语，识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袁康、吴平亦不详其年代。洪颐煊《读书丛录》卷20，以为此书乃合《汉书·艺文志》杂家《伍子胥》八篇、兵技巧家《伍子胥》十篇、图一卷而成，是此书最晩亦当出刘歆《七录》以前，其中或杂有东汉人著作在内。二千年前中国学者根据南中国兵器的资料，作出这样精辟的科学性的结论，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高度的智慧，不能不令人佩服！

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玉器得到长足的发展，这说明当时农业公社的生产力已经突破了铜器时代甚至铁器时代了。当时的大小奴隶主，在甘其食、美其服的生活下，还有剩余从各方面来装饰自己。无论是男的、女的，从头上到脚下，头上戴的，身上佩的，都是玉，走起路来，叮叮当当，锵锵。这样还不够，他们还要把一切用具，从工具到兵器，从食器到乐器，都要用玉来做，或用玉镶嵌起来。我们只要把《说文解字》玉部字检查一下，就知道在那个社会里，就是玉的世界了。这说明当时生产力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统治阶级可以尽量剥削来满足自己。《礼记·聘义》有一段文章对玉作了全面而洋溢的颂赞：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石似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之多欤？”孔子曰：“非为之多而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把玉的优点提到人类最高的全面的道德品质来看，要把人的仁、知、礼、乐、忠、信，培养得像玉一样，而且要与大自然的天、地、德、道比美，这就不是一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了。

殷代在亡国之前，在物质文化方面是有足以炫耀的一面，在军事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体系。牧野之战，周武王虽然战胜了殷族，而这一套军事体系没有完全击溃，他还是睡不着觉的。《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告诉周公旦他所以不寐的原因说：

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飞）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摈）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殷代灭亡，旱灾可能是原因之一。本来生长在山泽中的动物，现在离开深山大泽而阑入牧场或田野，“麋鹿在牧，蜚鸿满野”是形容旱灾的严重。武王认为在这样特殊情况下被战败，只是偶然的，而殷王所“登名民三百六十夫”，这样雄厚的军力还依然无损，他们虽不能使殷复兴，也不至使殷摈灭，在这样形势之下，周武王怎能安寝呢？后来管、蔡及武庚叛变，周公东征，然后才把这三百六十夫击溃。周初封建诸侯，尤其是像齐、鲁、晋、卫这样大国，应当都是出于周公东征以后对于殷族的镇抚政策。(www.daowen.com)

殷族的名民三百六十夫，就是殷代三百六十个氏族，是殷王父系的多子族或母系的多生（甥）族所构成，这是殷代的氏族组织。古代把这样的氏族组织，称为百姓。这完全是氏族纽带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周公东征以后，这三百六十个氏族，有一部分为周所俘获，分隶鲁、卫、晋三国。《左传》定公四年载周公相王室，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周礼·夏官·司约》贾公彦《疏》引贾、服《注》说：殷民六族为“殷民禄父之余民三十族，六姓也”。是《左传》所称之族，相当于姓，即胞族，贾、服《注》所谓族，相当于氏，即小氏族。怀姓之怀与隗同，金文作媿，即鬼方，亦即狄族之后，他们是属殷的母系多生族，他们已有家族组织，宗就是具有宗法的家族。《尚书》中的《多方》和《多士》，就是周公迁殷顽民于洛邑以后，对殷氏族殷顽的文告。所谓殷顽，就是殷氏族对周族抵抗最厉害的氏族。因此他们所得到的惩罚，也是严重的。《多方》是对氏族长的文告，《多士》是对氏族成员的文告。

关于殷代三百六十个氏族的下落，除上述一大部分为周俘虏以外，殷王族或其近支一部分退居于宋，一部分随箕子逊于朝鲜，汉代在东北的夫余，也当是蒲姑北迁后所建立的国家。《三国志·魏志·夫余传》一则说“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再则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夫古读重唇音，夫余就是蒲姑的对音。他们就是在周公东征时向东北逃亡的。他们逃到东北以后，就征服了夏族北迁的民。后来高句丽、百济，都是他们的支系。其余还有一大部分往哪里去呢？《孟子·滕文公》上说：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

《孟子》说“驱虎豹犀象而远之”，究竟远到什么地方去？《吕氏春秋·古乐篇》说：

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吕氏春秋》告诉我们这些“虎豹犀象”的部族，是迁往江南了。因为氏族制保存得很牢固的部族，他们的经济基础就不是发达的定居的农业部族，不会安土重迁，尤其是这些“虎豹犀象”的部族，还是停留在射猎畜牧阶段，因此，他们的流动性就更大。像夏、商两代的部族大迁徙，也与后来历史上契丹部族是一致的。契丹部族建立了辽王朝，到了灭亡时，他们的氏族组织也是存在的。因此，耶律大石在辽王朝崩溃以后，就统率了剩余的契丹部族，远涉沙漠，而在葱岭以西的花剌子模建立了西辽国。

当殷商部族统率了他们的部民或奴隶，如蛮、如貉分向南北移动时，周部族穷追猛打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如：周初在北方所建的燕、韩二国所在，历史家是没有交代清楚的。燕、韩都在北方或偏东北，这是周族对箕子和夫余的压力。解放后在辽宁凌源县曾发现了周初匽（燕）国的铜器，可知燕都远在今北京的东北，春秋时代的燕都（今北京）当然是后来南迁的。史称宣王中兴，他在东北重建了韩国，在南方建立了申国。《大雅·韩奕》和《崧高》两诗，就是歌颂宣王时代的两大伟迹。宣王伐狁，是周与狁生死存亡的斗争。《诗·小雅·采薇》《出车》《六月》都是歌咏伐狁的诗。《诗序》以《采薇》《出车》为文王时代的诗，以《六月》为宣王时代的诗，这是不对的。周与狁在宣王以前，曾不断地发生战争，但是它的规模、影响，都不能和这一战役相比拟。《六月》说：

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这一次狁入侵，是深入到周族的内脏心腹之区了。茹是柔弱，匪茹就是不弱，就是强大。焦获泽名，郭璞《尔雅注》以扶风池阳瓠中当之。获、瓠古鱼部字，故得相通。瓠中在今陕西三原、泾阳之间，泽中水草丰盛，是最适宜于牧马的区域，所以狁要在这里整军休马。镐、方即周之镐京、丰京。金文丰又作、镐又作，丰、镐都是周初新建的都邑。丰古读重唇音，本应作方，方就是文王自岐山东迁后所构筑的方城。镐从高，是武王在方城旁增筑的高城。丰、镐并建，与王城、洛邑并建，都是加强周族的防卫。泾阳在渭水之北，丰、镐在渭水之南，泾阳近在焦获之南，而狁先侵丰、镐，后至泾阳，可能就是一种迂回战略。或者狁在丰、镐两大坚城之下不得不退至泾阳，如明代瓦剌及清初皇太极，他们都曾攻至北京，但在坚城之下，也不得不向后退却。过去经学家每为狁入侵次第所误，因此，就以狁所侵的镐、方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地区，这是讲不通的。如《六月》说：“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这是说吉甫自镐京归家，家是他自己的采邑，因此，他的家就不必在镐京，他是从镐京燕喜（饮宴）受祉（受赏）而后来归，这个饮宴受赏的镐京，怎能解释为千里外的边地呢？而且狁已整居焦获，如何又在千里之外的镐、方作战呢？《六月》的镐、方，既为周族的镐京、丰京，周族为了要保卫这两个坚城，必以有生的力量从事斗争。这一战争，规模之大，影响之巨，比之汉武帝伐匈奴，唐太宗伐突厥，毫无逊色。《六月》又说：“薄伐狁，至于大原”，大原是指广大的原野，它不应当指哪一个地方。这一战役的结果，就是韩国的重建，韩之得名应出自寒浞之寒，寒与韩通，并古音元部字，寒浞《汉书·古今人表》及《水经·洋水注》并作韩浞，《韩奕》称述韩国土风说：“孔乐韩土，川泽，鲂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这里有广大的川泽，有畜养熊、罴、猫（虎类）、虎的苑囿，这不像后人所称的韩城（今陕西韩城县）或涿郡的寒号城，而应是松辽流域的平原，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采捕地区。韩就应在这个地区。后汉时代的三韩，可能就因韩国得名。狁经此战役之后，创深痛钜，它的势力就从此退出辽河的上源，因此，在东北的追、貉诸族，又重复向周族输诚，“献其貔皮，赤豹、黄罴。”我们如果把这几首诗孤立起来，那就看不出它的意义的重大了。

殷族向南方逃亡，只是一部分渡过了长江，大部分还是向淮河流域西迁。西周铜器每以南夷、东夷并称，这都是接近于周南、召南地区的殷遗。

解放后在江苏丹徒发现了周初的《俎侯簋》铜器群，最近在安徽新安江屯溪市又有西周早期的铜器群出土，这说明周族在开国的初期，他们就已经向渡过长江的殷部族穷追猛击，并且进入了长期闭塞的山越地带。

周初自山东半岛沿海地带渡江南下的殷族，一部分应是貉族。他们在殷族军事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由射猎进而为养马善御的能手。《禹贡》称“莱夷作牧”，这里正是甲骨文称为多马方的殷族的群驺群牧所在。后来的秦、赵两国，他们都出自夷族嬴姓，他们就是以善于养马善于御车著名。因此，他们就由射猎的貉族转而为群牧群驺的骆族。秦国自称大骆之后，这也不是偶然的。周初渡江的殷族，骆族之外最基本的人群，还是从事农业的蛮族，其中当然也要包括他们的统治部族。蛮族中虽然有夏代奴隶主的后裔，但是他们在殷族强盛时，也已经成为殷族的部族联盟的一部分了。因此，他们在周人的强力驱迫下，也不得不离开田畴交错的大平原，即阳光普照的农业区，而进入人烟稀少、深林宿莽、阴暗沉郁或竟至无人的“于中”。他们就同在百越或骆越的名称之下，开发这样广虚的地区。《史记·东越列传》说：东越“姓驺氏”，《说文》：“驺，厩御也。”驺就是善于养马御车的人。

殷代三百六十个氏族，除了上述有着落的氏族外，剩余的就是散在汝、汉以南的虎方了。宋代安陆出土的武王时代铜器群，其中有“伐反虎方之年”的记载。以伐反虎方纪年，这当然是周初重大的历史事件。虎方就是殷族，也就是周公所驱逐的虎、豹、犀、象的族类。周族为了防御虎方，就在汝、汉之间成立驻防军区，《周南》《召南》就是这些驻防军的诗歌。江、汉诸姬就是西周时代的驻防军队。《王风·扬之水》歌咏戍申、戍甫、戍许，说明东迁之初，这个防区还是存在的。入春秋后，申、甫、许转入于楚，“江汉诸姬，楚实尽之”，这个防区当然就不存在了。周族为什么对虎方这样重视呢？他们原来就是殷族三百六十个氏族中最善猎捕虎、豹、犀、象的僚（猎）人。殷代大小奴隶主选拔他们中间最勇敢的人，作为他们的虎臣、虎贲士和虎士。他们就是殷代大小奴隶主的虎豹熊罴之士，心膂股肱之臣。楚国兴起以后，这些虎族也就逐渐转为楚用。《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载“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楚国的虎族在这一年才告肃清，因此，楚国才有余力向北发展。这就是春秋以前一部分殷族向西南逃亡的过程。

战国时代因为楚国的强大，巴、濮两族不得不经由大巴山与清江入蜀、入黔。因此，巴、濮的统治者和他们的侍从虎士，也必然要相偕西迁。及秦灭巴、蜀，秦国要镇抚巴、蜀这样广大区域，也必然要利用这些巴、濮旧族和他们的虎士。因此，巴君“世尚秦女”，虎士“爵比不更”。等到汉代郡县制统治加强之后，巴君要出幏赋，虎士要纳口，这也是促成他们向广虚的黔中、南中迁徙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可以说是领主制向郡县制的斗争。这些虎士，他们原以射虎为业，他们原出貉族，故又称为僚。郭璞《上林赋·注》说：“巴西阆中有渝水，僚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此以平三秦。”（见《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郭璞早于常璩百年，其时成汉尚未建国，是巴之有僚，绝不能认为就是李寿引入的，而巴西阆中的渝水，也必然是嘉陵江。缪钺先生以宕渠水为渝水为较确切，但是这个渝水是在阆中而不在宕渠，把阆中的渝水说成宕渠江那就不确切了。晋人每以三蜀、三巴并称，因此常璩“蜀土无僚”之说，应理解为三蜀无僚，而不是说三巴无僚。三蜀多平土，属农业区，三巴多山区，属射猎区，蜀土无僚，也是他们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明代播州原是唐宋时代的南平僚，他们在明代还有七姓，不过是“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见《明史纪事本末·平杨应龙》），与巴七姓有些出入。总之，他们必须凑足七姓。如《蛮书·蕃夷国名》引王通明《广异记》说巴东盘瓠之后有：“田、雷、冉、向、蒙、文、叔孙”七姓，七可能就是僚族计数时表示最多的数字。明代播州七姓，仍然要出赋。《平播全书》卷八载宣谕说：“他（杨应龙）得了活命，依旧和你们算账，旧性儿不久发了，家家还出等，人人还纳丝银。”等就是口钱，每人所出相同，所以称为等。又《太平寰宇记》载黔州控临蕃落十五种，其中就有白虎，白虎当然就是板楯蛮。因此，《宋史》以南平僚为板楯蛮，完全是最可靠的记载。唐代后期这些地区陷入南诏，因此，唐人对于这里情况，反不如宋人了解得清楚，这是可以理解的。如重唐轻宋，而不考察其内部联系，那就不免是厚古薄今了。

白虎复夷原是古代士的阶级，他们是自由民，“十妻不算，顷田不租”。不服徭役，是他们祖孙以来认为最光荣的权利，他们是要比服徭役的人高出一等。秦统一中国以后，仍然要把士族与齐民分为两等，士族复除徭役，居闾左，齐民服徭役，居闾右。秦王朝为要强使士族服徭役，因此就用“赐民爵一级”的办法，使齐民同于士族。秦爵二十等，一级为公士，赐爵一级，即与士等。这并不是统治者对编户齐民的仁政，而实是借此以消灭士族的特权。汉初承袭了秦的衣钵，也常有赐爵的诏令。因此，在秦汉以后封建王朝所统治下的编户齐民，也都成了士族、士民并称。我们如果再要说秦汉时代还是奴隶社会，把自由民说成奴隶，真的奴隶生活，又是怎样呢？现在在湘西、贵州、四川的苗族，他们原属古代士族白虎的后裔。他们不服徭役，因此就有莫徭之称。《隋书·地理志》说：“长沙郡又杂有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这是他们祖孙以来相传的旧说。莫徭，也是苗的合音，莫又是貉的发音，白虎又原出貉族，从他们的族源和他们历史来看，苗为貉族，为白虎、莫徭的后裔，也就有了充足的依据了。

徭与莫徭，恰为两个相对的名称。莫徭不服徭役，则徭就是要服徭役，莫徭为士族，则徭就是庶族。徭为庶族，他们也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蛮族、闽族了。

根据现在的民族调查，苗以伏羲为祖，徭以盘瓠为祖，比较有一个明晰的界线。古代也应如此。如《魏略·西戎传》说：氐“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这应是氐族王侯下所统治的部民。他们属于蛮族，这些蛮族他们都以酋长的族类为种，种虽“非一”，仍然都是盘瓠之后，这就是氐族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蛮族，他们是要服徭役的。虽无徭族之称，应有徭名之实。《樊敏碑》自称“肇祖宓（伏）戏（羲）”，樊氏是巴族大姓，是士族所拥戴的酋长，他们是不服徭役的，因此，他们就以伏羲为祖。槃瓠、伏羲，原来就是统率他们向江南、向西南逃亡的部族英雄。《宗周钟》说南国㞋孳是南夷东夷二十六个部落联盟的酋长，他统率南夷东夷对周作战，深入周境，这是他们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因此，㞋孳就成为他们部族中最值得歌颂的人物。槃瓠应是蒲姑或夫余的对音，他的年代应早于㞋孳。周初蒲姑氏统率部族对周作坚强的斗争，这在《尚书》《史记》中都有明白的记载。因此，他在蛮族中也有最高的声望。根据上述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图腾并不是人类最原始的产物，而是后起的涂附上去的东西。

姓在古代就不是最广大的被统治的人民群众所有，也不是中国历史上边裔部族所有，现存的少数民族，至今还有没有姓的。这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没有姓，远古时代也就不应当有什么图腾。图腾的产生最初是由于生产部门上的分工。它们是要在远离故土之后，然后才逐渐转化为始祖图腾的。

中国历史上的图腾归纳起来只有四类：（1）鸟类，如凤、燕（玄鸟）；（2）六畜，如犬、白马、旄牛；（3）虫类，如龙、蛇；（4）猛兽，如虎。殷代奴隶主对于部族的统治，采取的是指定服役制。我在《论西周是封建制社会》中曾有所论述（见《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当时仅就殷代侯、甸、男、卫四服加以论证，没有适当的资料作为说明，不免过于抽象。后来看到《人民日报》载刘二水叙述傣族“岩丙大叔”解放前在傣族领主统治下的情况，可以作为指定服役制的一个具体的例证。兹将原文摘录如下：

解放以前，傣族被封建领主统治，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封建领主。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农民，全是领主的农奴。农奴必须向领主买水吃，买路走，买地住，人死了也要买土盖脸。有的寨子专门给领主做饭、炒菜、挑水、砍柴，有的寨子专门给领主养马、养鬼（供祖先），有的寨子专门给领主唱歌、跳舞，有的寨子专门在领主家死了人的时候去哭嚎，……曼贺寨过去是专门在领主游猎、祭祀、出巡的时候，给领主当仪仗队抬矛扛刀的（195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8版）。

这样固定的分工服役，当然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假如这个农奴的领主，一旦飞黄腾达战胜了其他部族，获取更多的农奴，他们也就鸡犬升天，成为主管这些部门的大管家。《左传》襄公十年载周大夫瑕禽追述随从平王东迁七姓的故事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这七姓因为从平王东迁，当了一些苦差，供给平王车马、饮食、用具，因此平王就赐以“骍旄之盟”，让他们的子孙世世主管这些部门。这就是氏族制的原起。在古代奴隶制或封建制下的农田、住宅，属于公社，山林薮泽，就为奴隶主或封建主攘为己有。《左传》昭公二十年叙述齐国当时的情况说：“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烝，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情况就是如此。山林薮泽之官，古称虞人，甲骨文“多射方”和“多马方”，可能就是这中间最主要的部门。他们要在这里训练百发百中的射手，屠龙搏虎的勇士，和日行千里的良马。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他们在将来的战争中所下的赌注。龙是水族之长，凤是百鸟之君，虎为百兽之王，这些动物可能被指作射击的目标。至于犬，则为猎人不能离开的伙伴，马则为战争驰逐的动力，牛则为军行食重的运输。因此，龙、凤、虎、犬、白马、旄牛，遂成为官府的职掌。后来在南迁中，就逐渐地成为部族或始祖图腾的名称。《三国志·魏志·夫余传》说：“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犬使。”夫余原为蒲姑北迁的部族，他们的语言，本出中国，但当时中国官府已不称家，因此就变家为加，以示区别。夫余的典制，应当就是殷商的旧规，这就是中国图腾制最原始的、最朴素的记录。

白马氐族原出于晋。春秋时代晋国车马装备在列国中首屈一指。《左传》成公七年，载申公巫臣出使于吴，他要为吴国创建新军，就留下一部甲兵车乘，“教之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于是楚国一岁之中七奔命。这是楚人所亲受的深刻教训。羊舌氏奔楚之后，楚人必然要使主管群牧群驺，以改善楚国的装备。因此，杨氏就成为白马氐族的酋长。《南齐书·始兴王鉴传》说，广汉什邡民段祚，以于献鉴，“上有铜马”。什邡就是《樊敏碑》“饮汶茹汸”的所在，因此在南齐什邡出土的马于，必然就是白马氐族的遗物。

冉、白马应属同一族类。冉之，从马、从尨。《说文》：“厖，犬之多毛者”；《广韵》尨、并音莫江切，又与蛮之发音同。他们就是以群驺群牧为其酋长，而以群蛮为其部民的一种族类。

中国基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原来就只有蛮、僚两族，甚至于僚还是蛮的一支。从远道来的，也只有使用细石器的狄族。他们在长期杂居之后，也成为蛮僚的姻族。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原来就是一家。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他们为统治部族所把持、所分割，形成无数的部族。自从这些逃亡的部族进入江南以后，在长期闭塞的农业公社之间，就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而他们的族类，也就从此日趋复杂了。

现有一部分语言学家认为苗瑶语系中杂有蒙克穆语的成分，但是按照历史记录，这些民族原来就是从黄河流域不断地向南移动，而且夫余以六畜名官，又为南方民族始祖图腾传说渊源所自，槃瓠又是蒲姑或夫余的转音，如要说：他们的语言杂有蒙克穆成分，还不如说他们的语言杂有乌拉尔阿尔泰成分为恰当些。

1960年3月20日脱稿

原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