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为姬姓，属周部族，但《后汉书·南蛮传》则称巴郡南郡蛮为廪君后，而《世本》又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周祖后稷或帝喾，与廪君出自巫诞的传说完全不合。是巴为姬姓或巴为廪君后两说，必有一误。《左传》称楚平王母为巴姬，这是有关巴姓的最早的记录，较后来注家辗转传述之说当更为可信。因此，巴为姬姓之说是不当怀疑的。

巴为姬姓，即应为江汉诸姬之一。周初把许多姬姓部族分布在江汉流域，就是要镇抚殷商王畿以南的部族。巴既为姬姓所建，就不是从巫诞兴起的部族。

巴之本义为坝，《广韵》巴在麻韵，坝在祃韵，巴坝同音，唯平去稍异。坝本从贝声，贝为货币，在云南则称海，是即古代贝巴同音之证。《广韵·坝下》云：“蜀人谓平川为坝”，今四川、云、贵皆谓平地为坝，这是今日西南地区汉族与非汉族间通用的词汇。《蛮书·物产篇》说：“弥诺江巴西出犛牛，开南、巴南养处，大于水牛”；又说：“象，开南、巴南多有之。”弥诺江即今礼社江，元灭大理置开南县，当本于南诏旧名，其地今为云南景东县，所谓巴南、巴西，当指在弥诺江的西或南的平坝而言。

巴、坝词汇为什么能在这样广大区域通行呢？这完全是由于巴濮族向西南迁徙的结果。《蛮书·名类篇》说丰巴（《新唐书·南蛮传》作琶）蛮“本出嶲州百姓”，又说“丰巴部落心长向国”。丰巴即濮巴对音。巴、濮本为两个部族，因为长期杂居而逐渐成为一族，西南部族中此例极多。如冉夷，《史记·司马相如传》和《在宛传》皆冉、并举，或曰“朝冉从”，或曰“出冉出”；如磨些蛮，《新唐书·南蛮传》又称为磨蛮、些蛮。邓少琴先生《巴史新探》以《汉书·司马相如传》“略斯榆、举包蒲”（《史记》作满误）的包蒲及《吕氏春秋·恃君篇》“僰人野人篇（编）笮之川”的僰人，为即古代的巴濮。这个假定，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史记正义》：“僰，蒲北反”，蒲北反之僰，就是濮巴的合音。僰在西汉初尚居笮都，邛笮并称，在较早的记载中则称邛僰。笮都即汉之旄牛道，今为四川天全县。汉武帝平西南夷，僰人即由旄牛迁于僰道，僰道今为四川宜宾县。他们是由沈黎郡迁至越嶲郡，再由越嶲郡南迁至犍为郡的僰道。在他们所曾经居住的地方如沈黎郡有布濮水，旄牛道有槃木王，布濮和槃木也是巴濮的对音。他们在汉代已杂有蛮夷风俗，因此在他们所居之地都称之为道。但是他们的文化，还是与中原相去不远。《水经·江水注》僰道县下引《地理风俗记》，僰说人“夷中最有仁道，故字从人”。他们具有深厚的汉族文化的修养，他们到唐代还是“心长向国”。他们经过这样长久的时间，对祖国还保存了这样深挚的恋慕之情。

西周时代，巴、濮两族尚居在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时代巴、濮、楚、邓并为周代南服的四国。濮是国名，与越国称越相同。后来濮族分散称为百濮，亦与越称为百越相同。周初在南服的四国，仅巴为姬姓所建，楚、邓、濮皆殷南国，殷亡而后臣服于周。楚国的强大，是在东西周之际，周王朝无暇南顾之时。西周时代，在南方最强大的部族是濮国。《宗周钟》所载的“南国㞋孳”，是南夷东夷廿有六邦的联盟酋长，㞋即濮的对音，孳即子之古文。㞋子应是殷代多子族的后裔。《宗周钟铭》云：

南国㞋孳，敢舀处我土，王敦伐其至，伐厥都。㞋孳乃遣间来逆邵（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宗周钟》的邵王，旧说均以为周昭王，但器之形制、字体、花纹，均较昭、穆时器为晩，应为厉王时物。昭王意即明王。厉王时代，周王朝已不似中叶懿王夷王那样衰弱了。厉王并曾亲身南征，说详我的《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见1959年第3期《考古学报》）。《史记·楚世家》说：“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在这个时候熊渠也不敢称王了。而此次率领南夷东夷对周作战的乃是㞋子，这个㞋子除了周初在周南土的巴、濮、楚、邓之濮以外，就不能更有其他的㞋子了。

《后汉书》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为巴氏、樊氏、瞫（音审）氏、相氏、郑氏。秦汉时代巴郡南郡所包括的区域较广，其中绝大部分春秋战国时代皆已属楚。《蛮书·蕃夷国名篇》又引《汉书》说：“巴郡本有四姓”，为巴氏、繁氏、陈氏、郑氏。此《汉书》仅称巴郡而不及南郡，以校《世本》五姓无瞫氏、相氏，而多一陈氏。《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书》，除范晔书外，还有吴谢承、晋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蛮书》所引与范书不同，不知出自谁家。其所无之二姓，或分属南郡。南郡原是楚地。《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居丹阳”，丹阳所在《史记·索引、正义》引徐广、颖容说，以为在枝江，《括地志》以为秭归。枝江今湖北松滋县，秭归春秋时夔子国，即楚熊挚所居。熊挚原为楚之大宗，以病废，熊挚以大宗而居于秭归，则秭归为楚之故居，说当可信。此为汉代南郡之西境，其东境当为濮之旧壤。《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左传》文公十六年载“麇人率百濮聚于选”，百濮必与麇接壤，其地应在大别山以南襄、樊一带。《世本》又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即楚所自出，诞与坦同，即为居于平坦土地的部族，诞即为濮族所居之地。据此言之，廪君当为楚与濮族的传说，而与巴族无关。巴出姬姓，与巫诞绝非同族；而楚、濮同出殷遗，并宗廪君，实有可能。

《史记·楚世家》称楚为鬻熊后，其子孙即以熊为氏。战国时代秦《诅楚文》也称楚怀王为楚王熊相（《史记》作槐），但春秋战国时代楚王自铸的铜器，则称楚王酓章（惠王）、楚王酓（幽王）。是楚又以酓为姓，酓与廪古音同属侵部，酓姓即当为廪君之后。再以《蛮书》所称巴郡蛮四姓，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相校，则《蛮书》所少的瞫氏（其中又多一陈氏，陈应为相之误）应即为南郡蛮姓。他们当属于濮族酋长的后裔。汉代于僰人所在的旄牛道，设沈黎郡。沈即瞫的同音字，《广韵》沈、瞫并在寖韵，式任切，音审。沈、瞫同音，故得相通。沈黎郡在秦又为丹、犁二戎所在之地，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中读沈为耽、为酖。丹、眈双声说虽可通，究嫌迂曲。丹应为诞的对音。廪君出自巫诞，沈、瞫既为廪君之后，因此沈又得称丹。汉代僰人居于沈黎，沈即濮族，黎与犁、犛同，即后来的旄牛族。他们都是从大巴山经汉中、武都、汶山向南迁移的。《隶续·益州太守城坝碑》记载“汉中先零、沈氏、羌”反畔，碑虽残缺过甚，其中所称汉中沈氏，则为研究巴濮南迁中极可宝贵的资料。此沈氏应即为《魏略·西戎传》的蚺氏，汶山郡的冉之冉和沈黎郡之沈。古音沈在侵部，冉在谈部，侵谈古多通用，而楷书冉或作，形又与丹近，从冉之字，如聃与丹虽轻浊有异，亦属双声，故沈又得作冉作丹。据此言之，瞫、沈、冉并当为巴濮大姓。这也是西夷之僰出自巴濮更可信的论证。

周初巴、濮、楚、邓仅巴为姬姓，濮、楚、邓皆为殷代男服的部族，殷亡后乃臣服于周。《逸周书》孔晁《注》：“男、任也，任王事。”因此，凡在殷代男服的国家，即多以任为姓，如任、宿、须句之任，如薛亦为诸任。因此廪、酓、瞫、沈、冉，都应是从任分化出来的氏族。古音任、廪、酓、瞫、沈，都属侵部，冉属谈部，任冉又属连语双声。据此知廪君传说，必与楚、濮有关，而与巴族异类。

巴、濮的统治部族同为廪君之后，廪君之廪，又与林同。如林钟之林，金文皆从作或，廪君就是居于森林地带射猎部族的酋长。他们原来就是居在农业公社外围森林地带的夷族，他们在公社外围从事射猎，逐渐开辟道路，侵入公社而成为公社的统治者。廪君称君，他就是君临巫诞之上的部族酋长。他们以战胜的部族居于农业公社之中，他们在自己部族的周围，不是构筑城防而是种植荆楚或棘围，作为防御之用。这就是楚称荆楚，如濮称僰人的由来。楚有棘围，见于《国语·吴语》（《左传》昭公十三年作棘闱）。《吴语》记述楚灵王时中外叛溃的情况说：

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乃匍匐将入于棘围，棘围不纳。

此棘围即为城寨之类的防御物（后来用土筑的则称塞，用树木则称寨，用石垒则称）。这就是统治部族所居的区域。《诗经·国风》是属于列国统治部族国人之歌，《桧风·素衣篇》的棘人，当然也是指桧国统治部族的国人而言。正因为是国人，才用棘围作为防御，若野人则无须有此。《礼记·王制篇》说“西方曰棘”，棘就是僰的统治部族所居。因为他们居于棘围之中，所以就称之为僰人。这是一种类似樊篱的城寨，因此巴郡蛮的樊氏与襄樊之樊，当即由此得名。《庄子·山木篇》说“庄周游乎雕陵之樊”，也属于这一类的庄园。

巴、濮的上层统治部族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人民，原来都是江汉平原上农业公社的成员，他们本来就是一家，后来由统治部族的不同，才把他们分裂为巴、濮两族。即或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如巴及从巴之字多有附着之义（说见黎锦熙《辞海序》）。巴或为附着于山区的平坝，濮、蒲皆从水旁，或为近水旁更低坦（氐诞）的土地，差别也是很微小的。他们从来就是比邻而居，后来又先后在楚国的驱迫下，互相招引，共同进入所谓“于中”的大巴山区。在他们未来之前，这里就是亘古以来的无人地带，现在这里就称为大巴山。像这样勤劳勇敢的先民，应当是受我们永远尊敬和纪念的。

战国时代由于巫、黔中的开发，巴、蜀才成为邻敌之国。《华阳国志·巴志》说“巴、蜀数战争”，也必然在巫黔中开发之后。战国时代楚地五千里，巴中鄢郢与夔巫之间，实无立足之地。因此不得不渡江而南，溯清江西上，在秦汉时代的巴郡建立五都。枳为先王陵墓所在，枳即今四川涪陵。由涪陵渡江而北即为平都，平都即今丰都，是为“巴子别都”。而在平都对岸东突峡下畜沮，就是巴的畜牧所在。这些地区，皆在夔巫以西。夔巫既为楚地，则巴在迁徙中，必须由清江迂回西上。清江源出长江以南湖北最西边的利川县，经过恩施、长阳、宜都入江，它是与江平行的不很小的一条水道。《史记·楚世家》说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兹方今湖北松滋县，扞关《太平寰宇记》说：“峡州佷山县地即古捍关，楚肃王拒蜀处。”佷山今为湖北长阳县，这是古代楚蜀交通的唯一要道。长江在古代是不容易渡越的，松滋在清江口之东，长阳在清江口西，这是当时楚、蜀必争之地，后来刘备伐吴，也是从这一条路用兵的。当巴族西迁时，这里必然已有通道。“巴蜀数战争”，也必然要从这里开始。《太平寰宇记》清江县下引《方舆胜览》说：“磨嵯山本在黔州界，极高，蛮依为巢穴，颇为边患。蜀王击之，屡获神助，故所在祀之。”此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言之，巴在夔巫以西的五都，在战国之前，必然都是蜀的旧壤。

枳之入楚当在公元前279年之前，说已详《初论》，其时蜀亡已近40年，则巴之由枳或平都西迁于江州和垫江，当远在蜀亡以前。因此巴之西迁不当理解为消极逃楚，而应当是积极对蜀。因为巴由平都迁江州、垫江，江州今为重庆市，垫江今为合川，都是愈迁愈近于蜀。最后都阆中，阆中不但更与蜀近，而且与先迁的巴濮族更近。这一带的巴濮族，正在遭受蜀的压迫而向武都、汶山一带移动。

阆中是巴族最后的都城。秦灭巴后，巴族政权就从此崩溃了。代之而起的并不是秦国的郡县制，而是南郡以西的巴濮族与阆中周围的姬姓巴族的氏族制或家族制的大姓统治。这样的政权，也必然要在秦国的卵翼下，才能够存在。同时，他们必须向秦国缴纳贡赋，因此这些部族也就不能再称之为巴了。就是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名称。从宗从贝，从宗因为他们是宗族大姓统治。从贝，因为他们的部民要出口赋。《风俗通》说：“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布；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幏亦也，故统谓之布。”（见《文选·魏都赋》注引）就是包括这里的统治部族和他们的部民。

《后汉书》称廪君之后五姓，即巴、樊、瞫、相、郑，其说实出《世本》（《世本》之说见《北堂书钞》及《太平御览》引文）。人七姓，则出自《风俗通》（见《文选·蜀都赋》注引）。其原文云：(www.daowen.com)

巴有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凫乡侯，并复除目所发人卢（《华阳国志》作罗）、朴、沓（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

以上十二姓都应当是秦汉时代巴郡南郡的蛮夷。战国时代巴仅有夔巫以西的五都，所统辖的区域，也不能距五都过远。因此这十二姓中属于姬姓巴族的只有巴一姓，罗或卢在春秋时不知何年灭于楚，他们的遗族可能与巴结成抗楚部族联盟，龚即庸或邛之转音，龚、庸、邛古音皆属东部，故得相通。春秋时楚、秦、巴三国灭庸，巴亦当分得庸的部属。巴、罗、卢、龚之外，其余诸姓，皆应出自楚境的南郡，如鄂、陈皆楚所灭之国，郑当为郑后或郑亡后为楚所收容的部族，瞫出自濮，已如前述，昝出自冉，昝、冉古音同属谈部，故得相通。朴当为濮的对音，《三国志·魏武纪》有“巴夷王朴胡”，《注》引孙盛说朴音浮，孙盛晋人，作《蜀谱》，此说必出自《蜀谱》。是晋时巴蜀土著已读朴为轻唇音，此与苻秦之苻，原本作蒲，因为当时巴氏土著，已读蒲为轻唇音，故改蒲为苻，以符合于名从主人之例。《广韵》苻，防无切，注云：“晋有苻洪，武都氐人，本姓蒲，人因其孙坚背文有草付之祥，改姓苻氏。”此说亦见《晋书·苻洪载记》。唐修《晋书》，距晋亡逾二百年，往往杂采小说故事成书。苻坚背文草付之说，当然没有信史的价值；但此仍可说明晋代氐人已读重唇音的蒲为轻唇音的苻了。此例与朴音浮之说都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的现象，这更可说明朴、蒲、苻原出一姓。《风俗通》在说明“氏荆蛮之后本姓蛮”之后，对蛮夷姓氏得一通例说：“其（蛮）枝裔随音变改，为氏”。这一条重要的原则，对我们现在研究西南部族也是适用的。

《蛮书》以樊氏为巴郡蛮四大姓之一，汉末刘焉刘璋父子，就利用这种地方大姓作为他们统治益州的工具。《樊敏碑》今尚在四川芦山县，碑文说：“牧伯刘公，二世钦重。”樊敏之所以被刘焉父子二世钦重的原因，就因为他是巴郡蛮的大姓，有自己所统率的部族。《樊敏碑》是我们今日研究西南部族极为重要的资料。《樊敏碑》叙述其先世说：

肇祖伏戏，遗苗后稷，为尧种树，舍潜于岐。天顾亶甫，乃萌昌、发。周室衰微，霸伯匡弼。晋为韩、魏，鲁分为扬。充曜封邑，厥土河东。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君赞其绪，华南西疆。滨近圣禹，饮汶茹汸。

樊氏自称出自后稷，春秋时代出仕于晋，匡弼晋国霸业，封于河东扬邑。樊氏既出自周，而又说“肇祖伏戏（羲）”。在旧史的体系中，从来就没有人把伏羲和帝尧联系在一起。是樊敏之先，必出于巴郡蛮之樊氏。他们的支系在苻秦时代，还以氐豪著称。《晋书·苻坚载记》说：“特进樊世，氐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苻秦与樊世并为氐族，是为在西南的樊氏为巴氐之世的确证。旧说“伏羲龙身”，这是居于水滨低地濮族的传说，伏羲就是㞋孳的对音。《风俗通》说范目封慈凫乡侯，《华阳国志·巴志》作慈乡侯，脱凫字，慈凫疑是凫慈的误导，凫慈亦即㞋孳之转音。㞋、伏、范、凫也是由濮、蒲的重唇音转的轻唇音。元人《招捕总录》八番顺元蛮下，说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八番桑柘蛮与“叛猫（苗）仡僚、必际结连瓮槐、了江等处猫（苗）人作乱”，实际也是伏羲的转音，他们也应是濮族的后裔。樊敏之先出自河东，“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从高地迁到低地，下乔木而入幽谷，必然有不得已的客观原因存在。《汉书·扬雄传》，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樊氏南迁的经过。《扬雄传》说：

（扬雄）其先，出自有周伯侨，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杨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杨氏或称侯，号曰杨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杨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杨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杨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

扬雄与樊敏原属同族的两支。《汉书·地理志》河东郡有杨县，应劭云：“杨，侯国。”春秋时代杨为叔向食邑，《左传》昭公五年称叔向为杨肸，叔向之子食我为杨石，为杨食我。《释文》：“羊舌氏食采于杨，故又号为杨肸。”春秋时代羊舌氏四家，即叔向兄弟四人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公元前552年（襄公二十一年）羊舌虎以栾盈之党被杀，伯华、叔向被囚，叔鱼逃奔于鲁，卒以范宣子言于晋公，得免于祸。《樊敏碑》说“鲁分为杨”，鲁即叔鱼。《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杀杨食我，遂灭羊舌氏。杨氏在晋被灭，羊舌四族或即由晋逃奔于楚。《樊敏碑》“或集于楚”，必属此时之事。春秋时代叔向在诸侯间，声名显赫。当时在晋国霸权之下，能容纳这样的亡人，也只有楚国。《扬雄传》：“逃于楚巫山，因家焉”，巫山是楚肇基之地，羊舌氏避难来奔，必先依附楚国。楚国对于这样声名显赫的名族，必然优礼有加，或即以襄樊一带故巴国之地为其食邑。襄樊名称，亦当由于此族得名。叔向之先代，出自周之杨、樊二邑，其在晋称杨肸、杨石，即以出于周之阳邑之故。羊舌四族灭亡之后，晋即以其食邑的一部分为杨氏县。襄樊之襄，湘水之湘，巴郡蛮的相氏，与后来在黔中及夔巫一带的向氏，皆当为叔向之后，及其所居之地。襄、湘古属阳部，皆同音字。《扬雄传》：“逃于楚巫山，因家焉”，这可能是在楚悼王时代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实际措施。《樊敏碑》：“或集于楚，或集于梁”，樊氏迁梁，就是在居楚之后。但当白起拔鄢郢，楚东徙陈之时，樊氏早就由汶川、什邡进入蜀郡的青衣道了。《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现在看这一条记载，就不是孤立的断烂朝报了。《樊敏碑》：“滨近圣禹，饮汶茹汸”，《水经注》称汶川广柔县石纽乡刳儿坪为大禹遗迹，因此汶必为汶川之汶，汸即什邡之邡（《汉书·地理志》作汁方），汶、汸也是汉代广汉郡的甸氐道，刚氐道与蜀郡的湔氐道所在之地。《广韵》先韵、线韵并收有湔字，或云“水名出蜀郡玉垒山”，或云“水名在蜀”，是湔水之前，在六朝时已有平去两读，而偏旁从前之翦、剪，与从晋之戬，又同在《广韵》铣韵，并同音（即浅切），据此知湔即晋之转音。樊氏原出自晋，因遂称之为湔氐。瑕，晋地，古为郇瑕氏之地，战国属魏，在今山西临猗县，地近安邑盐池。秦道之道，应该如蜀道之道，古代地旷人稀，唯道路是统治者所必需维系的脉络。道上置邮置驿，以维持其统治权。汉代县有蛮夷曰道，汉代在蛮夷区，也只能维持其交通线。唐、宋、元时代以道路为政治区划的名称，就是把交通线的统治扩充到全面的统治，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后汉书·夫余传》说：“诸加（家同，夫余的官家）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户，小者数百家”，这就是汉代蛮夷曰道的最具体的说明。岷山青衣水属于西戎范畴，史称秦霸西戎，这里的道路都在秦人控制之中，故称秦道。《竹书纪年》仅记瑕阳人从秦道的岷山青衣水来归，他必是先从瑕阳去的。我想他可能是要解决临邛一带的盐井问题。樊氏来自大巴山、夔巫一带。云阳就紧在夔巫之西，这里所产的是浅井盐，但到了临邛就面临深井开凿问题，他们必然要从故乡物色专门人才，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仅是一个推测，在《初论》中读道为禹贡导山导水之导，猜想瑕阳人就是《汉书》所称的“水工”一类人物，也只聊备一说。

樊敏居于华南西疆的芦山（青衣），如从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算起，至樊敏之生（约在公元120年。碑称敏卒年八十四，碑立于建安十年，即公元205年），将近有五百年的历史。在这里樊氏宗党必然繁衍甚广，他要成为一个宗族的酋帅，必然是要有“乡党见归，察孝除郎”（碑文）的推选过程。这就是《三国志》《后汉书》要别立宗部宗帅的推选制度。魏晋以后，中国统治权到达这些地区之后，必然要把这样推选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置南夷府，“自四姓子弟仕进，必先经都监”。后来清代乾隆帝创设金巴瓶制度，也把西藏活佛产生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统治者把这样重要的关键性问题纳入于先进的政治组织中，可以减少他们内部的纷争，使他们的落后状况由安定而得到改善，对于人民是有利的。《后汉书·冉夷传》说：冉夷“王侯颇知文书”，像樊敏这样的王侯，不但颇知文书，而是深知文书的。叔向在春秋时代就以博学著称，他出自周之阳樊，《国语·晋语》说：“阳人有夏、商之嗣典”，他们就是夏、商典籍的保存者。《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史册，其中有《尧典》《禹贡》、商书、周书，最后还有秦、晋两国的书，如《文侯之命》和《秦誓》。可能就是这些王侯为我们祖国保存下来的典籍。《禹贡》所称的梁州、岷山、黑水，也必然是这些人才知道得清楚。

樊氏出自羊舌四族，适与《南中志》的四姓相合。南中四姓或即羊舌四族之后，如孟氏显然就应出于铜鞮伯华。他们聚族而居，他们的宗帅，就不能是父死子继，而应出于宗族推选。因此樊敏就要做一个“弹饕纠贪，务民秽”的好王侯，他对于当时奴隶制下“患苦政俗，喜怒作律，案罪杀人，不顾倡”的土皇帝，深以为戒。他告诫他的子孙说：“敢若此者，不入墓门”，樊敏就是以这样身份的王侯告诫他的子孙。这虽然仅是统治者自己的克制，实际上还是宗族内部的民主制对他的制约。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这样的上层建筑，也要发挥它的一定作用。

樊敏出自叔向之后，而叔向又出自周之阳樊，因此樊敏自称“后稷遗苗”，这应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与西周以来的姬姓巴族，是没有关系的。廪君及伏羲传说原出自濮族，樊氏统治着濮族，如自羊舌氏出亡之年算起，至樊敏时已达六百三十年之久。在这样长期杂居之后，他们与濮族血肉相凝，因此把濮族的祖先当作自己的祖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汉书》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个故事不见于《世本》，不见于《魏略》，也不见于《华阳国志》，即汉魏时代还没有这个传说发生，它必然是晋、宋之间才开始在南方流传的，因此范晔得著录于《后汉书》中。《世本》称廪君之后五姓，巴氏之子出自赤穴，其余四姓出自黑穴，赤穴黑穴就是后来夷族中赤甲军与黑夷或黑骨头的渊源所自。赤甲是夷族酋长所著的丹漆甲胄，黑衣是侍卫武士所著的军服。《战国策·赵策》说左师公见赵太后说：“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赵国卫王宫的武士，是著黑衣的。赵出自三晋，这个制度必为晋国旧规，可能也是当时列国通行的典制。春秋时代的赤狄白狄，以赤白为种族的区分。赤狄当是著赤甲的酋长。蜀汉时代有赤甲军、赤甲戍，都是在赤甲夷王夷侯统率下的部族军。白衣为平民所著的麻衣，古无棉。《曹风·蜉蝣》说：“麻衣如雪”，亦为贵族在国内燕居之服。《史记·殷本纪》称殷尚白，即就平时所著或部族所着衣服颜色而言。《魏略》说青氐、白氐，就是当时的人“即其所著服色而名之”的名称。古代称卫王宫的侍卫武士为虎贲、虎士，其统率的将帅则称为虎臣或虎贲氏。《尚书·牧誓·序》称武王“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顾命》有“虎贲百人”，《战国策·楚策》说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这就是《汉繁长张禅题名碑》所称的“白虎夷王”与《华阳国志》的“白虎复夷”的前身。白虎夷王就是古代的虎臣或虎贲氏，白虎复夷就是古代的“虎贲之士”或“虎士”。他们就是古代士的阶级，所以得免除徭役，但也不过是“十妻不算，顷田不租”而已。这就是春秋时代晋国的“士食田”和魏国的武卒“利其田宅”的内容。在奴隶制下，他们仍是奴隶主的奴隶。清黄元治《黔中杂记》说：“罗鬼亦分黑、白二种，安氏白倮倮也，其黑者下安氏一等，为今头目阿五是。”又说：“阿五、安坤奴也。”我们习熟于凉山彝族的奴隶制，总以黑骨头为奴隶主，这完全是清代末叶彝族土司微弱以后的现象。如过去凉山的岭土司、杨土司，他们才是彝族的最高酋帅。我猜想岭土司可能就是后汉时代青衣道夷邑长，后来又封为通奉邑君令田的后裔，杨氏也就是与樊氏同出于叔向的后裔。后来自唐迄明代的播州杨氏，也应是他们的支属。水西安氏出自黑夷，黄元治以安氏为“白倮倮”，或因其与播州接壤致误。《平播全书》卷十四谕杨监军说：“安、杨二氏，先世原为敌国。安曾求亲杨氏，不从，求以女嫁之，亦不从，盖自负为太原诗礼旧家，而安氏为鬼，耻与同盟也。”杨氏为太原诗礼旧家，就以上的推断，是无可置疑的。水西安氏原无姓氏，在明初尚以部族酋长霭翠、奢香夫妇之名为号，后来沾染汉化，遂以安为姓。他们原来是昆明的后裔。《后汉书》有“昆明夷卤承”，他们原住于叶榆河即大理洱海一带。后来两爨蛮衰弱，他们遂迁居滇池区西爨故地；现在云南省会的昆明，就是昆明族东迁后的名称。卤与虏同，他们是原出武都的杂胡，也就是《华阳国志·汉中志》称为胡虏羌虏的族类。他们原是编发随畜迁徙的部族，在秦灭蜀的前后，他们就和邛人笮人自旄牛道进入南中，《通典·边防三》昆弥条下说：“其俗与突厥略同，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之国也。”《通典》此说，出自南诏建国以前，当时昆明部族还保存了汉以来旧俗旧状，这是研究昆明部族的最可宝贵的资料。贵州《安顺县志·普里土司传》引《罗鬼夷书》曰：“一世曰孟赾，自旄牛徼外入居于邛之卤，为卤氏。”这里所据的《罗鬼夷书》与中国旧籍所载也完全是一致的。

白虎复夷以着黑衣为他们的无上光荣，自称为黑骨头，这犹如赵国老臣左师公愿令他所爱的少子得“补黑衣之数”，是同样的心理。秦灭六国之后，列国的旧贵族都跟随着各国政权的覆亡而趋于没落，只有巴、楚、蜀之后还有一些贵族统率着一部分部民，辗转于巴、蜀、楚的边缘黔中、南中、武都、越嶲一带。而巴、蜀的灭亡，又早于六国灭亡之前八十五年。而秦之拔楚鄢郢设南郡，也早于六国灭亡四十七年。秦在这个不太短的半个世纪以上的岁月中，一方面要维持南郡黔中及巴蜀以南的统治权，一方面又要集中秦国本族的兵力对付东方六国的联军。因此他就不得不把安定后方的责任寄托于旧日的虎贲士以及虎士的身上，复除他们的徭役，称之曰“白虎复夷”。《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国长吏和他们刻石立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终于使得后方得到安定的效果。现在四川境内如成都，新津、芦山、德阳、广汉以及重庆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出土具有篆文王字及虎形、手形、花蒂形文字的铜器，内中于、铜印、铜剑、铜矛、铜戈等物都属于这半个世纪以上的白虎复夷的遗物。这些文字过于简单，现在就根据我的粗浅的意见臆测如下：

、像花含苞未放及蒂形，当是葩之象形字。《一切经音义》引《声类》云：“秦人谓花为葩”，《史记·张仪传·集解》引谯周《古史考》说：“益州天苴读为苞黎之苞。音与巴相近。”《索隐》综括谯周原文说：“谯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读为芭黎之芭。”苞黎、芭黎即今所谓蓓蕾。是秦人蜀人皆读花为葩。巴出自姬姓，即属华族。应即为巴字，或华字。

像肱形。古代虎贲之士，是大小统治者的侍卫，他是统治者的熊罴虎豹之士、心膂股肱之臣，肱正是表示统治者股肱之意。此字多与并列，如释为心，亦可通，即示为心膂股肱之意。

像首形，是指头人（酋长）之意。司马贞《三皇本纪》说“天皇氏十二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头即元首。《尚书·皋陶谟》载帝舜君臣所作三首歌词，帝舜作歌说：“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赓歌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惰哉！”这三首歌词，正体现这几个字的意义。

这种文字可能就出自阳人，也应是夏代所通行的文字。在秦灭巴、蜀之后，汉化在这里还没有基础，这种原属阳人的文字，在巴蜀当然还要通行一个短暂的时间。后来汉武帝平西南夷，立六郡，这些熊罴虎豹之士，心膂股肱之臣，也必然要侍卫巴楚旧族以及杨、樊贵胄，把这种巴文引入南中。《华阳国志》所称道的南中夷经，也必然是用巴文写的，而现在的么些象形文字出自巴族，也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