氐、羌之名最早见于《诗·商颂·殷武篇》。《商颂》是春秋时代宋人在宗庙中祭享其先祖之诗。其诗云：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氐、羌应是服属于殷王朝的两个部族，他们对殷王朝，要来享（助祭）、来王（朝贡）。历来注家对于此诗所称的氐、羌，就没有作出明白的答案。寻绎诗意，似是宋襄公伐楚前夕在宗庙中祭享之诗，即借以鼓励国人对楚作战的士气。荆、楚与氐、羌在文中上下互见，氐、羌即当指荆、楚而言。荆、楚就是氐、羌两个部族所构成的国家。他们在殷王朝强盛时代，也不敢不来助祭的，也不敢不来朝贡的。

《史记·西南夷传》称巴、蜀及西南徼外的蛮夷皆为氐族，后来班固作《汉书》就袭用此文，未加改动，可见西南夷为氐类就是当时的人一致的认识。《史记》原文云：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以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自冉以东，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徼外夷也。

《史记》所称氐类，是指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非汉族的蛮夷而言。他们的社会经济有的“椎髻、耕田、有邑聚”，有的“编发、随畜迁徙”，有的“或土著，或移徙”。经济文化悬殊如此，而总称为氐类，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商颂·殷武篇》对这个问题是有启示作用的。

古代黄河流域的人，对于江南地理环境，总有低下卑湿之感。因此就产生了天不足西北（言高）、地不足东南（言低）的一种观念。我们看西汉时代生长在洛阳的贾谊，他到了长沙以后，就以为“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据此言之，春秋时代宋人以楚为氐，也是有它的根源的。

《说文》“氐，本也。”本为根本，为根柢，故凡从氐之字，如低为低下，底为底层、为地底，砥为磨平。综此诸义言之，知氐之本义即为低、为平；因而氐族即为居于水滨或低下的平原的族类。

《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居丹阳”，丹阳所在徐广、颖容以为在枝江（今为湖北松滋县），《括地志》《舆地志》以为在秭归。枝江在郢都之南，秭归为春秋时夔子国，夔即楚熊挚所建国。是楚原为居于长江两岸的部族，从黄河流域的人看来，这就是低下之地。

楚居大江两岸，他所统治的人民应即为百濮部族。西周之初，楚还是居于百濮公社最外围大江滨的山林草莽地带，所以《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僻）在荆山，筚路（素木车）蓝缕（布缕无缘），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这样局面，要等到若敖、蚡冒时代，才有所改变。《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栾武子说楚庄王自克庸（公元前611年）以来，即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故事，训诫国人，熊绎相当于周成王时代，若敖（公元前790—764年）、蚡冒（公元前757—741年）相当于幽王、平王时代。若敖、蚡冒开辟了百濮公社外围的山林之后，它从公社外围进入公社，而成为百濮族的统治者，这就为楚的强大奠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史记·楚世家》说：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楚武王（公元前740—公元前690年）相当于东周平王至庄王时代。楚的强大是从楚武王、楚文王开始的，到楚成王时代它已是方千里的大国了。它就是在百濮族中成长起来的。

《史记·楚世家》称楚成王时代（公元前671—公元前626年）楚地千里，天子赐胙（祭肉）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楚之所以能成为千里大国，必然是统一了百濮之后，更向夷越发展的结果。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夷、越族的霸主，周室也只好把镇压夷、越族的愿望，寄托在楚王的身上了。

战国时代楚国吞下了两个越族大国（吴、越），后来吴起和庄蹻，又为楚征服江南和滇池的百越部族。《史记·蔡泽传》说，吴起事悼王“南收扬越”，这应指今洞庭以南苍梧以北的一些地方。吴起在这里并作了一些开发的工作，《吕氏春秋·贵卒篇》说：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现在在长沙、衡阳等地发现战国时代的楚墓，也就是这些“往实广虚之地”的楚贵人。楚国地多人少，战国时代这里还是广虚之地，就是先住的百越族，可能也是越国灭亡之后才从海滨逃亡而来。后来庄蹻入滇，百越族也是被驱逐或跟随着楚人进入西南的。《华阳国志·蜀志》说：开明时代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当时在四川的横断山脉迤西迤南一带，北方是粗耕的畜牧区，南方是狩猎区。苑囿就是古代禽兽生息的所在，也就是狩猎的地带。《诗·灵台》毛《传》云：“囿所以域养禽兽也，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毛《传》囿方百里四十里之说，出于《孟子》。孟子时代齐宣王的囿就是方四十里。它是古代公社与公社间仅存的森林无人地带。在阶级社会中即为虞人或水衡所掌的渔猎区。汉代上林苑自盩厔、鄠、杜连属到终南山，包罗数县之地，远远超过百里以上。《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六年“诏越嶲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汉代的越嶲、益州、犍为就是古代的南中。东汉时代这里还存在了这样广大的无人地带。在秦灭蜀前后，百濮、百越部族以及编发随畜移徙的嶲、昆明等族，就沿着岷江和大渡河发源地的横断山脉南下，居于河谷的两岸；而这一地区除嶲、昆明以外又都属于百濮、百越族类。西汉时代的称这一地区的人为氐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五胡十六国时代苻秦、成汉、后凉皆以氐族建国，历史记载这些氐族皆出自武都。后人熟习于这些历史，因此言氐族就只知有武都。自《后汉书》以下，就将巴、蜀及西南徼外氐类排斥于氐族之外。因而像《史记》《汉书》这样典型的著作，也就为一般人所熟视无睹了。

武都氐族既为后人所习知，我们现在研究氐族历史，就应从这一部分入手。《魏略·西戎传》说：(www.daowen.com)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号为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相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獂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武都阳平街，亦有万余落。

这是五胡十六国以前有关武都氐族的记载。这些氐族，在氐族所建的国家崩溃以后，大部分都已融合于汉族中，剩下的只有仇池杨氏，称为白马氐。他们与羌族长期杂居，因而又同化于羌。后来在《华阳国志》和《后汉书》里，又有白马羌之称。这里是汉魏时代部族最复杂的地区，其中不但有氐，有羌，而且还有杂胡。这些部族过去都有酋长统治，而这些酋长受中国封拜，称王称侯，有很久远的历史。这是记录氐族社会经济以至上层建筑的最可珍贵的史料。

武都氐族耕种，织布，畜豕，《说文》也说氐族有殊缕布，这是以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农业经济；而畜养牛、马、驴、骡，又是随畜迁徙的游牧经济。武都氐族具备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史记·西南夷传》所称冉、白马，或土著，或移徙，也是一致的。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定西南夷，设武都、汶山等郡，至昭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将汶山郡省并于蜀郡和广汉郡，为北部都尉（见《后汉书·西南夷·冉传》）。北部都尉治阴平，《华阳国志》即称为冉都尉。冉原是两个部族，《史记·司马相如传》及《大宛传》，或云“出冉出”，或云“朝冉从”。冉分列，冉即氐蚺。《汉书·地理志》蜀郡下有湔氐道，广汉郡下有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汉代县有蛮夷曰道，这就是汶山郡省并之后，将其中一部分氐族分别划入蜀郡和广汉郡。这里的氐族有甸氐和刚氐的分化。甸氐在今甘肃文县，应为氐族计口分田的农村公社。刚氐之刚，就是因为这一部分氐族居在“土地刚卤，不生五谷”（见《华阳国志》及《后汉书·冉夷传》）的地区。刚应为岗之借字。他们已经不是居在河谷低地，而是由低地迁移到高岗上来了。因此，他们与羌胡接触之后，就由粗耕农业而转为游牧经济了。《华阳国志》越嶲郡定笮县下说：“县在郡西，渡泸水宾（边）刚徼，白摩沙夷有盐池。”定笮今为四川盐源县，泸水旧以为金沙江，赵卫邦先生说此系由越嶲郡（西昌）至定笮（盐源）间的泸水，则此泸水应即为雅砻江而非金沙江，雅砻江古亦有泸水之称，见光绪《西昌县志》。白摩沙夷即今之么些族。他们所居的宾刚徼，在雅砻江西，沿至今日如盐源维西、丽江、中甸、木里等处，仍然是么些族的居地。这里的自然环境与平武同，因此宾刚之刚，也应为岗之借字。从而现在四川甘孜之甘，马尔康之康，与康定之康，也应为刚的转音。康旧称喀木，甘《广韵》古三切，谈韵字古音皆收m声，读如kam，尤与喀木之音为近。

楚国出自百濮，它从低地向北方发展，就逐渐接近居在岗上粗耕的农业部族。他们原来应是居在高原或平原上的夏族人民，商灭夏后，他们就被迫而迁居于山岳地带的岗上。这就是古代称为四岳的族类。这些族类环绕在楚国的周围，犹如戎狄之民环绕在晋国的周围一样。春秋时代晋、楚所以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就是从兼并这一些生产不发达的部族中壮大起来的。

春秋时代在楚国周围高地上粗耕的农业部族，当时称之为戎。《左传》载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1年）楚大饥，戎族就乘机“伐其（楚）西南”，“又伐其东南。”戎对楚既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即为戎族环绕在楚国东西南三方的说明。同时原来服属于楚国的庸人，又“帅群蛮以叛楚”，麇人在这一战役前一年已为楚所灭，此时也“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庸即汉之上庸，为今湖北竹山县地，麇《通典》及《元和郡县志》以唐代房陵当之，今为湖北房县、郧县、均县地，隋于此置均州，均即由均水得名，麇、均古音同在真部，故得相通。百濮应为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所以《左传》昭公十九年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选之所在虽不详，但受麇人统治的百濮，必在接近于均、郧、房三县的汉水流域，即由郧、均、房至襄、樊一带之地。此役是戎族伐楚的军事联盟，庸人麇人不过是戎族中较为强大的部族，而麇人还有为它所役属的百濮部族。

庸之本义为垣庸，为城垣。《太平寰宇记》房州竹山县下云：

方城山在县东三十里，《左传》云“楚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即此。山顶平坦，四面险固。

庸有方城，知庸即由垣墉得名。殷周之际，殷人在与周接境的地方，必然要建筑一些大城作为对周族的防御。《诗·大雅·皇矣》和甲骨文中作大邑的记载就是有力的说明。《皇矣》称述文王伐崇之役说：“以尔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崇即文王所伐的崇侯虎。毛《传》说：“，梯，所以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墉，城也。”因为崇有高大的城墉，因此就需要梯临车和冲车这些有效的攻具。崇之本义为高，《皇矣》：“崇墉言言”，“崇墉仡仡”，毛《传》即以高大解释言言和仡仡之义。殷周之际既有如崇这样高大的城墉，又有援临冲等攻具，它必然是在部族与部族间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崇近嵩山，原为四岳部族居地，四岳姜姓。崇在古代又为有崇伯鲧之国，鲧是夏禹的父亲，为夏之所自出。西汉人屡称“大禹出西羌”，而《世本》又言“夏鲧作城郭”，是城郭之建筑，在居于山岳地带的姜姓或羌族中，也必然有悠久的历史。

城垣的修建，在低地穴居则为防水的必要设施，在山岳地带也为防御猛兽侵袭的屏障。这都是我们祖先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就利用这样的工事，作为保护他们自己和他们家属、部族，并为镇压居住在他们四周原野上的被征服部族之用。因此，戎族之“戎”，也当与崇或庸有关。

周灭崇后，崇的部族可能即由崇退居上庸。在这里它的部族已被削弱，它已经不能再筑那样高大的崇墉了，它只能构筑像庸方城，即如垣墉那样的方城。因此，就名之为庸。庸在这一战役中，是戎族的联盟酋长。戎族中亦必以具有相当高大的城墉作为联盟大酋长的标志。古无嵩字，嵩山即名崇高山，字或作崧亦作崈，古音戎、庸、崇、嵩、崧并在东部，而《广韵》东韵娀、嵩、崧三字又并读“息弓切”。古代形声声系並无统一的标准读音，因此声系偏旁相同之字，随地异读，唯嵩、崧、娀为地名、人名，在口语中尚能保持较原始的音读。据此言之，古代戎之读音必更与崇为近。因此戎族的名称，即当出于崇或庸。

戎，《说文》篆文作，以为从戈从甲，此当为许氏臆改的篆文。在经典及楷书，戎皆不从甲。甲骨有字，当释作戎。早期金文作，从，像盾形，古称为干或盾，后来在西方部族中称为板楯或排。金文中保存的原始象形字如：即像人一手持盾、一手持戈形。即此形省文。戎是居于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弓矢的威力，没有像在平原里那样显著。因此，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戈盾。这和后来的板楯蛮即以善用板楯得名，是有相同的理由的。《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部族“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弓矢利于平地，而且对敌人要维持一定的距离，才可以持久作战。戈盾利于触突，用现在的话说，触突就是冲锋。他们在短兵相接中，是最勇于冲锋的战士。春秋时代周王室的力量已经不能再控制这些勇敢的山区部族了。因此，他们就从山区进入平原，与齐、鲁、燕、楚发生了不断的斗争。当时所称北戎、山戎和戎，都应属于这一族类。其在西方则与秦杂居，秦也是在西戎族类中壮大起来的。历史记载秦穆公灭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在强大的秦国的压力下，战国时代就有一部分戎族进入武都、汶川。他们在这里还自称为庸，语转为邛。《后汉书·西南夷·冉传》说：“邑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邛笼即庸之合音。古音庸、邛、笼三字皆在东部，故得相通。王莽并汉中于益州，而称益州为庸部，正是因为这是邛族所在的地区。《蛮书·风俗篇》说：“东爨谓城为弄”，如弄栋，但元代又还译为笼。《元史·地理志》于云南诸路禄劝州易笼县注云：“蛮语笼为成（城）”，这就是庸、邛的本义为城的最可靠的注释。综此诸义言之，庸之与戎，就其所居言则为庸，邛笼就是它的最适当的说明；就其所用的武器言，则为戎，板楯蛮就是它的最适当的说明。

邛笼唐代又称为雕，李贤在《后汉书·冉夷传》注说：“今彼土夷人以为雕也。”或称舍，《新唐书·南蛮传》说：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蛮部落：“叠甓而居，号舍。”雕或舍，就是现在四川藏族自治州大小金川一带存在的碉堡，它原是戎族酋长在他所统治的王国中建立起来的小石城。这种碉堡，统治者一方面要依靠它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属，一方面要依靠它镇压他所统属的人民。他已经把城的范围缩小到仅能保护自己和他的家属，这就显示在这个时期的戎族，是已经从氏族制进入家族制了。而邛笼与雕也就是出自两种不同的族类的名称。邛笼是统治部族即戎族的名称，雕则是在戎族统治下氐族的名称。

称王为诏，在氐族中由来已久。《晋书·苻坚载记》称坚时童谣说：“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苻诏即指苻坚而言。后来唐代的南诏，和南诏兴起以前的六诏皆称诏，诏和王的意义相当。明清以来云南境内的土司，以召或刀为姓，召或刀，都是诏的转音。综上所述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意见，我以为氐族称王为诏，可能就出于楚王族“昭、屈、景”三姓之昭。楚王族庄王之后称庄，昭王之后称昭，顷襄王之顷，本当作景，顷、景古音同在耕部，故得相通，今云南傣族中有景颇、耿马等族，即当为顷襄王之后。当白起拔楚鄢郢，楚东徙寿春，这些楚王族的近支就不得不各率其部属向西南奔窜。庄蹻略地至滇，与箕子之在朝鲜，耶律大石之在西辽，情况都是一样的。今在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召或刀为姓，以景或耿为族，也当为楚王昭、景两族之后。至于屈族出自楚武王后，他们在战国之末已非王族近支，所以在这方面也就不很显著了。昭为氐族统治阶级的氏族，因而就称他们所居的邛笼为诏，音转则为雕，今蒙古西藏谓庙宇或宫殿为召或招，其语源也当出于戎族。

春秋时代，庸是楚国西北的强敌。庸的灭亡，对于楚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所以《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它为楚国向高地发展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路。因此构成楚部族的成分中，除了居在低地的百濮、百越诸氐类以外，还包有山岳地带的姜姓或羌族的戎类。这就是宋襄公称楚为氐、羌的理由。

羌与姜字皆从羊，他们原是农业与牧羊相结合的部族。羌从羊从儿，这是氏族制在文字中的反映，故《说文》以为羊种。姜从羊从女，这是家族制在文字中的反映。姓是中国家族制的产物，它首先是在羌族中完成的。《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为婚姻”，这已是处于由母系家族向父系家族过渡的阶段。《后汉书·冉夷传》“贵妇人党母族”，也应属于这一社会阶段的。家族制在黄土高原里，早在夏代就已经成熟了。这是夏代“父死子继”的家天下，代替了尧、舜禅让制的基础。而一千年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黄河下游低平原的夷族中，氏族制还是普遍的存在，就是宋国，他们是殷商的嫡系，也还保存着很浓厚的氏族制的残余。《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人称陆浑之戎为姜戎氏，而春秋时代宋人所作的《商颂》还称楚为氐、羌。这就是晋、宋两国在当时所处的不同的社会阶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