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晩期，中国大陆上，普遍地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农业公社，其中有氏族公社，有农村公社。我们只要从各地发现的仰韶遗址、龙山遗址或者如仰韶龙山重叠堆积或相互融合的遗址，从它们堆积层的深厚与堆积面的广阔，都可以得到实证。这许多公社，在当时都是交通阻塞，各自孤立，不相往来的群体。不过它们的“孤立”或“不相往来”，也并不是长期地绝对如此。我们只要看在各个不同的遗址中，所有出土的这两种不同文化的遗物，又复各自相似，自成系统，而且还有这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后所产生的遗物，就可以说明他们中间相互的关系了。

当黄河流域夏商两代已经完成了两个奴隶制王朝以后，江淮以南依然处在这样闭塞的农业公社之中。春秋以后，楚、吴、越在南方相继代兴，接着就是秦汉王朝完成了封建的统一的帝国，在阶级和部族的双重矛盾中，这些原始公社不断受到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向阶级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过渡，但是，仍然有不少地区的原始形态，还要延续一个很长的时期。魏晋以来历史家所称道的“宗”和“里”，就是这样孤立的农业公社具体存在的记录：

《三国志》和《后汉书》有关“宗”的记录：

（孙策）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庐江太守刘）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晔）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祸今至矣。”

——《魏志·刘晔传》

时豫章上缭宗民万余家在江东，策劝勋攻取之。勋既行，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

——《吴志·孙策传》

（豫章太守华）歆素少谷，遣吏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偕往历月，才得数千斛。偕乃报勋，具说形状，使勋来袭取之。勋得偕书，便潜军到海昏邑下。宗帅知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

——《吴志·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

袁术深怨（孙）策，乃阴遣使赍印绶与丹阳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

——《吴志·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

丹阳僮芝，自擅庐陵，诈言被诏书为太守，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

——《吴志·太史慈传》裴《注》引《江表传》

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

——《吴志·太史慈传》裴《注》引《江表传》

（孙）资曰：“鄱阳宗人前后数有举义者，众弱谋浅，旋即乖败。”

——《魏志·刘放传》裴《注》引《孙资别传》

诏书以（刘）表为荆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

——《后汉书·刘表传》

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蒯）越曰：“……宗贼帅多贪暴，为下所患，……君诛其无道，抚而用之，一州之人有乐存之心，闻君盛德，必襁负而至矣。”

——《魏志·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

（士）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发宗兵拒良，……交趾桓邻，燮举吏也，叩头谏徽使迎良。徽怒，笞杀邻。邻兄治、子发，又合宗兵击徽。

——《吴志·士燮传》

《三国志》和《后汉书》所载的“宗部”“宗帅”“宗兵”“宗伍”“宗贼”，分布在汉代的荆州、豫章、丹阳以至交趾各郡，从长江流域到今越南诸地，在这样广阔的地区，都同有“宗”称，这应是一种普遍的称谓，而不是某一种属的专名。《后汉书·刘表传》“宗贼”下注云：“宗党共为贼”，宗党就是“宗”的最正确的注释。

三国时代，豫章、丹阳两郡，就是山越最集中的区域。汉代豫章郡海昏县为昌邑王贺封地，在今江西永修县。上缭在其西，今为江西奉新县地。《水经·赣水篇》：“其（缭）水导源建昌县，……又迳海昏县，谓之上缭水。”三国时孙策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上缭等山越部族，即统属于建昌都尉。这里已经是发达的农业区域，所以华歆要他们共出三万斛米。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还是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和周代的宗法为近，而与秦汉以来的家族，还有很大的区别的。宗法有大宗，有小宗；大宗是氏族制的残余，小宗是家族制的前驱。周代所传的宗法，就是要把较疏远的宗支，排斥于家族之外，宗法是处在氏族制向家族制过渡的阶段中。这些“宗部”已有“宗帅”和“宗兵”“宗伍”的分化，这已经是进入阶级社会了。魏晋以后这些宗帅成为“方土大姓”，那就更接近于家族制了。

唐代在西南边徼上的乌蛮，还保存了较宗法更为原始的氏族社会，即所谓“鬼主”“大鬼主”或“都鬼主”。《新唐书·南蛮传》两爨蛮下说：

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以复仇云。

唐代两爨蛮即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鬼主”是乌蛮的氏族组织，在白蛮中是没有的。晋宋以后东爨逐渐强大，兼并了西爨，因此东爨的鬼主就成为两爨的大鬼主，或两爨都鬼主了。《新唐书》此文本于樊绰《蛮书》（《蛮书》此处原文脱落甚多，致不能句读，可据《新唐书》或《通考》加以校订）。《蛮书·云南界内途程篇》系此于生蛮磨弥殿之下，称“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此即鬼主出于乌蛮而不属于白蛮之证。《新唐书·南蛮传》又于乌蛮下说：

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www.daowen.com)

乌蛮部落大鬼主之外，还有百家的小鬼主，正说明乌蛮社会还保存了一套完整的氏族制。它和周代的宗法分大宗小宗也极为相似。称先祖为鬼，也是古代中原的旧俗。《论语·为政篇》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鬼即指先祖而言；《礼记·祭法》说：“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汉代的“鬼薪”即“取薪以给宗庙”；是汉以前自庶士庶人以至天子，皆以先祖为鬼。秦汉以后在南方部族中称祖先为鬼，尤为普遍。《淮南子·人间训》说：“荆人鬼”，《晋书·地理志》说:“大率荆州率敬鬼”，周去非《岭外代答·家鬼条》说：“家鬼者，言祖考也。”周氏之说就是南方部族事鬼的正确解答。周代的宗法，庶子不祭祖，不祭弥（父），即不为父祖立庙，祭必于宗子之家，这也和鬼主下的属户，即支庶，就鬼主家祭祖，是一致的。乌蛮的氏族制较之周代宗法更为原始的地方，是他们还保存了氏族制的血亲复仇，以及小氏族的编制以百家为率两事。血亲复仇是氏族社会对每个成员所承担的神圣任务，氏族的兴衰，完全要看这个任务执行得好坏而定。解放前彝族社会是以家支为主的，这已经是由氏族进入家族社会了。他们的氏族虽然已经解体，他们依然在打冤家，他们还要把血亲复仇的义务交由家族承担。氏族社会小氏族的编制，要维持一定的人数，这样就可以使氏族不至于沦于单弱，而在生产消费和作战方面又都有一定的便利。《黔记》是清季嘉道时人李宗昉所作的，他说：八寨丹江的楼居黑苗“爱居高楼，人死殓而停之，为期，合寨共卜吉，以百棺同葬”，这是东爨百家则置小鬼主的旧俗，还完整的保存在他们的葬仪中。氏族社会虽以血缘纽带为主，但是，如果经过神示结义或氏族成员的同意，也可用继承的关系而为氏族的一员。《华阳国志·南中志》说：

与夷为姓曰皇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

“与夷为姓”即由结义或继承关系而取得氏族成员的资格，同时氏族对此成员也负有血亲复仇的义务。这样的氏族社会，在云南边徼延续至清代，还依然存在。檀萃《滇海虞衡志·志蛮》说：

其同姓者，不必亲种类；或久居相爱，即结为同姓，叙伯仲。

上述两事，在周代宗法中都没有一点残存的痕迹了。

唐代乌蛮的氏族制，虽然较周代宗法更为原始。但是从他们氏族内部大鬼主与小鬼主的分化，以及武力征服的结果，阶级显然是已经存在了，这已经是处在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家长制氏族公社的阶段了。

里是古代农村公社的基本组织。《孟子·滕文公上》说：“方里为井，其中有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春秋时代井田在东方的齐、鲁、郑、楚诸国还是存在的，《左传》《国语》中，都有可以信赖的记载。《孟子》所说的井田，可能就是当时滕国存在的田制。所以孟子才教滕文公对被统治的农村公社的野人行“九一”的助法。助法是在农村公社中实行的劳役地租。春秋时代齐、鲁、郑都先后加以改革，废公田，实行实物地租的彻法。《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司马法》“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变八家为九夫，这就是春秋时代齐、鲁、郑改制后的结果。因为公田虽废而田不能荒弃，所以在公社里就必须另行分给一家耕种。战国时代像滕这样小国还保存了较古的八家为井的劳役地租，这也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的。《孟子·滕文公上》又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正是农村公社里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从臆想中所能虚构的。

《孟子》说“方里而井”，井里并称，井是耕地，里是居宅。《司马法》“夫三为屋，屋三为井”，《管子·乘马篇》“制为田，一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也是田与家屋并言。古代的农村公社，就是计口授田，因田制里，田里都属公有，所以《王制》有“田里不鬻”之说。

比井较大的单位是甸，比里较大的单位是邑和丘。《周礼·小司徒》说：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

甸，从人从田，字又作佃，又通作田。甸六十四井，分居四丘，如以“井八家”计则为五百余家，这已经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农村公社了。

汉魏以来在岭南，在云贵，像这样“计口授田，因田制里”的农村公社还是存在的。如《后汉书·南蛮传》载：“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又如《三国志·黄盖传》历数武陵郡的蛮族而以“巴醴（里）由（瑶）诞（疍）”并称。《太平寰宇记》载黔州控临番落十五种，其中就有“俚人”。汉魏以来，在记载中总以里或俚为南方部族名称，而不知这个里本来是就他们的社会组织的性质而言，而不是某一族类的专称。这就如“宗”原为氏族组织，宗人所出之赋为，因而遂以为部族之称是一样的。《岭外代答·田子甲条》说：“邕州溪峒之民，无不习战，刀弩枪牌用之颇精，峒民事仇杀，是以人习于战斗，谓之‘田子甲’，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也。”邕州溪峒就是俚人所在之地，他们还是耕种农村公社的份田而为统治者服兵役。清康熙间黄元治所作《黔中杂记》说平远（今贵州织金县）“境内颇多田，因田制里，里有九”。《黔南识略》载：“兴义倮（罗）夷以白黑分贵贱，白倮夷在昔为土目之佃户，即土兵也，分地而耕，纳租于主。”兴义旧为贵州普安州，其地即在平远之南，平远在清初还是水西土司罗夷安坤的领地，后为吴三桂所灭，吴三桂失败以后，清政府在这里设官置吏，必须在原有的农村公社基础上才能作出“因田制里”的规划。明代播州土司杨应龙的属下有五十四里，现代贵州苗族中还有称为“里民子”的人，这些里人或里民，他们所在的社会应当还保存着许多农村公社的遗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计口分田”，或“因田制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其田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自己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这就是宋代南方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具体的说明。

在云南和贵州西南的农村公社，有许多地方都称为甸，如现在贵州还有罗甸县，云南还有鲁甸县。元代以前云南虽受中国封号，实际上是处在地方政权统治之下，封建王朝对于云南的政治区划是无法过问的。所以历代有关这一类记载，是极为贫乏的。封建王朝的政令达于云南，自元代始。因此《元史·地理志》于云南诸路之下，往往详注旧日蛮夷地名于下，其中就有很多的地名，皆称为甸。如：和曲州“蛮名巨簉甸”，罗雄州“夷名其地为塔敝纳夷甸”，澂江路“今夷中名其地曰罗伽甸”，路南州“夷名为路甸”，阔州“州治密纳甸”，普济州“夷名玗甸”，邵甸县“车蛮斗蛮旧地，名为束甸”。又如开南州“其州分十二甸”，石旧县“有四甸”。这些以甸为名的地区，应当都是隋唐以来白蛮所在的农业区。《蛮书》有“磨弥殿”，殿即甸之对音，如罗甸在《宋史》中又称罗殿。《蛮书》称“白蛮语音最正”，这就是说白蛮语同于中国或相差不远，这就是“甸”的名称在云南能够普遍存在的理由。关于这些甸的田制，解放前李拂一所作《车里》记载车里十二版纳的田制说：

田土公有，不能买卖，凡属人民，非自耕自食不可。……如甲村有田二百亩，户二百户，乙村有田百亩，户百户，则户各植一亩田。设由甲村移百户于乙村，则甲村户植二亩，而乙村仅能户值半亩矣。无论迁来移去，皆如是分配焉。……其宣慰使土司又有专田，而由民众于大众农业完毕之后，随带耕植，有若我国古时之井田制焉。

这里的叙述虽不够确切，如说甲村乙村的迁移，和田土的分配，多属臆测；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它是田土公有，计口分配，与对统治者有劳役地租的负担，都是符合于农村公社的条件的。这也就是元代以前云南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保存在傣族区内一般的情况。

里、邑和丘，原为农村公社中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聚落。后来为了便利村社的管理，或者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者就利用这些已有的名称作为大小聚落的单位。

丘是半穴居时代的产物，古代“丘”、“复”二字，即像其形。丘，篆文作，金文作，从一，像地；从，像地上两面出入的洞口。丘是高出地上的土穴，就像一座小山，所以又有“山”字之义。孔子时代大部分劳动人民还要过这样穴居的生活，所以他就以构筑穴居作比喻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见《论语·子罕》）；“为山”就是“为丘”，就是在穴上架梁木堆土；不然，劳动人民为什么要做一座山？如果是真山，多一篑土，少一篑土，又有什么关系呢？复，甲骨文作，金文或从（倒止形）作，从口像半穴居地下的穴，像地上两个洞口上的小屋顶。《诗》称大王居豳时，还是过的“陶复陶穴”的生活。陶今作窑，今仍称穴居为窑洞。穴是一孔出入，复是两孔出入，所以复有“再”或“重复”之义（说详我写的《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

邑，甲骨文作，金文作，从口，像城垣之形，从像人安居之形。古人席地，长跪即为安居。邑从□从，即像人安居于城下之形。古代黄河下游广大平原半穴居的村落，必须在地面上构筑城垣，以防河水泛滥时的侵入。《北史·勿吉传》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这就是城子崖遗址最好的说明。六朝时代居在黑龙江、松花江下游的勿吉部族的穴居生活，也就是古代中原遗俗保存于边区的一环。邑原为半穴居时代有城垣的聚落，后来“降丘宅土”，居于其上，因此邑就成为具有城垣的都邑的通称。甲骨文有许多“作邑”的卜辞，如：“余其作邑”，“我作邑”，“王作邑”，“其作兹邑”，“弗作兹邑”，“作大邑于唐土”等。周初也有“作邑”的记载，如《诗·大雅·文王有声》说“作邑于丰”，《尚书·召诰》说“其作大邑”等。《召诰》的“作大邑”，即指城成周言。以此例之，殷周时代的“作邑”，除了强迫广大劳动人民为他们构筑更高更大的城垣之外，还有什么内容呢？

里从田从土。土，甲骨文作，金文作，像土堆形。古代称土堆为封，称边界为封疆，即土堆必在边界上，以示边界所在。农村公社聚落在中间，田园在聚落外围。东汉时代何休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下《注》说：“庐舍在内，贵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贱私也。”也说明了这样的情况。里从田在土（封）上，即会田园在聚落封外之意。又封在边界上，同时亦为道路所在，因此，里就有道里之义。古代黄河流域的聚落，由地下移至地上后，最初可能属于“长屋”类型。三家共住一“长屋”。春秋战国时代，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级变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同时也将八家共井制，调整为井九夫，因而在住宅方面也有所改进，即九家共住三“长屋”。《司马法》说“夫三为屋”，《管子·乘马篇》也说“三夫为一家”。《司马法》是战国时代的书，《管子》成书比《司马法》更晩，这里也反映了当时农村公社的一些情况。

邑原是农村公社的聚落，它的特征就是具有版筑的短垣，或相当于四井大小即两平方里的聚落。春秋时代在这里的“室”数即一夫一妻所构成的家庭，不过三十多家。《国语·齐语》称管子制鄙“三十家为邑”，《论语·公冶长篇》有“十室之邑”，皆举其成数为言，百室之邑是不多见的。因此，《左传》成公十七年载“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就要特别加以叙述了。当时大夫的采邑多至数十，卿至百，所以卫公孙免余说“惟卿备百邑”（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金文《镈》称齐侯赏鲍叔的邑多至“二百又九十又九邑”，齐为大国，因此，鲍叔的采邑就多于卫国的三倍；如以邑三十家计，亦在万家左右。《左传》闵公二年载卫文公在楚丘建国时，只有“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鲍叔食邑万家，如以家五口计，即已十倍于卫。因此，当时卿大夫的采邑，就应以三十家为其常数，即有增减，也不应相差过远。像殷周时代作为王朝心脏的“大邑商”，“新邑洛”，和战国时代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那就不是农村公社的邑所能比拟的了。

汉代巴、蜀边徼上有许多邑君邑长，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有“青衣道夷邑长令田”，《华阳国志·蜀志》有“苏祈邑君”，《三田志·蜀志·张嶷传》有“旄牛邑君”，地上地下遗物有贵州桐梓县的《江州邑长卢丰碑》（见《汉隶字源碑目》），有四川云阳县出土的“归义邑侯”铜印（见《云阳县志》），有云南昭通县出土的“汉叟邑长”铜印（见《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二》），这都是汉代郡县制外的羁縻部落。江州夷和是巴族，桐梓、昭通在汉为夜郎国地，《史记·西南夷传》说，这些地区“耕田有邑聚”，当然都是农业区域，青衣在今四川雅安，旄牛在今天全，这就是汉代的邛都、笮都分界的地方，《史记·西南夷传》称这里的部族“或土著或移徙”，但青衣、旄牛既称邑君，就应是土著的农业区。这里的部族已统治于邑君邑长之下，阶级是已经存在了。

都的出现较邑为晩，故其字从邑，者声。《周礼·小司徒》于井、邑、丘、甸之下，还有“四甸为县，四县为都”的编制。《周礼》一书，虽说是记述西周王朝的典制，其实它是以春秋前期齐、鲁诸国的政治、经济作为蓝图的。县、都就是东周以后的名称。《司马法》说：

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

二郑注《周礼》县士下即据此为说云：

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四百里至五百里曰都，都县野之地。

春秋时代国与野就是统治部族与被统治阶级最显著的分界线。诸侯建国，统治者及其部族居于国中，称为国人。被征服农业公社的劳动人民，居于野外，从事农业生产，称为野人。野即甸之所在，这是统治者政权所及的区域。野以外的县、都，去邦国（即都城）较远，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些还停留在较原始的氏族制阶段，只能作为羁縻地区看待。县有悬系之义，也和羁縻之义为近。春秋时代，齐、晋、楚三国，因为不断地扩张的结果，在这三国内才有县的政治机构，而齐、楚之县，又都是灭了邻近的小国或蛮族的部落而后设置的。如楚文王灭申、灭息，楚庄王、楚平王两次灭陈，他们就以申、息、陈为县。如齐灭莱后，齐侯即以“厘（莱）都囗囗，其县三百”赏赐叔弓（叔弓疑即晏弱，见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齐侯镈》及编钟）。因为县是在列国的边疆上，土地广阔，容易发展，它的区划也就较邑为大。如《左传》昭公五年下有“韩赋七邑皆成县也”语，知此时晋国的县已大于邑。后来商鞅相秦也效法晋楚“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这时的县，就已经具有方百里内外的规模了。《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秦汉是郡县制的封建王朝，汉朝皇帝统治了“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见《百官公卿表》），而县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基层政权，因此汉代皇帝就有“县官”之称。

都在县的外围，即为更边远的羁縻地区。都从邑，者声，凡从者声之字多有聚义，如“水泽所聚谓之都，亦曰潴”（见《水经·涑水注》），因此人之所聚亦曰都。《国语·晋语》说“狄之广莫，于晋为都”，韦昭《注》及《毛诗·干旄传》，并以都为“下邑”，因为它是边远羁縻地区的聚落，经济文化皆在“邑”下，故有“下邑”之称。在边区的这样的聚落，其初虽在邑下，但是它在封建主或氏族酋长的保护下，就可以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就是利用这样的聚落，收容叛亡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又从这里吸收各方面的物资，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都的发展，也就很快的跃居邑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对当时的都邑所下的定义说：“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释名·释州国》也说：“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叙述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名都，就是在这个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农村公社的邑，是没有这样条件的。汉代在蜀郡边界上出现的武都、邛都、笮都，并以“都”称，《史记·西南夷传》说这里的徙、笮、都、冉，白马诸氏族，“或土著或移徙”，他们的经济文化和春秋时代晋狄之间，还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社会还是停留在氏族制的阶段，不过这里的氏族长或部落酋长，已不是邑君邑长，而是在墟落间“称王称侯”的统治者（见《魏略·西戎传》），这已是粗具国家雏形的阶级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