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博物馆及重庆博物馆所藏有文字的于各一，其中有虎形，手形及花蒂形，与船棺葬中随葬品铜器文字完全相同。四川大学所藏于，已载于1936年《华西学报》第5期，据说原存万县某乡寺中，当即万县出土之物。重庆博物馆所藏于，系解放后在成都的购品，可能就是四川出土的。闻湖南在收购废铜中亦得一于，其文字即与此同。其出土地址，可能也与川东相近。

于是乐器，读与淳同。《说文》：“，大钟，于之属。”字即作淳。春秋时州国又名淳于，故城在今山东安丘县，战国时齐有淳于髠，又以淳于为姓。春秋战国时代以淳于为国名、为姓，可能即因铸作于、使用于之故。于应是复合的名称，此即具有与盂两种器形，铜器以上下皆圜（立体圜形）之器为敦（音对），铜器《陈侯午敦》《陈侯因敦》皆作。盂为盛水大口圜形器（小圜为，大圜为盂；从夗从于之字，如婉转与迂曲，也有大小之别）。因为它是复合的名称，所以又省称为。《周礼·鼓人》：“以金和鼓”，郑《注》：“，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郑玄东汉末人，他所见的于，还是“碓头大上小下”的乐器，而不是较晩出的具有虎钮的于。《西清古鉴》（卷37）载有素二，近代出土有陶制于（见梅原末治《支那考古学论考·支那古明器之一新资料》第八七图），都作“碓头大上小下”之形，上加素钮，以便悬系；这应是早期于的形制，而铜制于，可能就是模仿陶制而成。

中国古代有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物质制成的乐器，称为八音，其中石、土制的乐器，可能就是新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磬，石制，《尚书·禹贡》有“泗滨浮磬”之说，殷墟出土有石磬，它应是盛行于黑陶文化区的乐器。缶，陶制，又称土鼓，周人东封于鲁，太庙中奏豳乐，还要用土鼓（见《礼记·明堂位》）。《陈风》有“坎其击缶”之诗，缶是西土常用乐器。陈也是周人的姻族，秦汉以来击缶还是关中主要的乐器，西土击缶之风，可能就是彩陶文化区相沿的旧俗。据此言之，于的起源应在黄河流域。春秋时代东土之地以于为名，可能就是受了鲁人的影响。春秋时代的于，主要的是用于战阵。《国语·晋语》说：“战以于、丁宁（丁宁，钲也），儆其民也。”同书《吴语》说：“吴王夫差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据此，当时黄河流域的晋国和长江流域的吴国都有了于。南北朝时代，北朝承五胡乱后，于在黄河流域就已绝迹了，所以《周书·斛斯征传》说：“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乐有于者，近代绝无此器。”但在南朝，情形就不相同。沈约《宋书·乐志》说：“，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今民间犹时有其器。”是刘宋时代，江南民间还有大上小下的于存在。

于出土之地，有记载可考者多在长江流域及四川诸地。《南齐书·始兴王鉴传》说：“广汉什邡民段祚以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圜如筩，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系焉。”《周书·斛斯征传》说：“乐有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这两个于不论是出土的，还是古代遗存的，都说明四川是于盛行的地区。宋代于出土的，据洪迈《容斋续笔·古于》条说，他所藏的三个于，一出于澧州慈利县，二出于峡州长阳县，钮皆作虎形。澧州和峡州长阳县都属汉代南郡，地与川东为近，这些地方就是廪君传说的发源地，也是秦汉以来巴族所在之地。此外吕大临《考古图》载秘阁二于，说得于豫章，其地也在长江流域。这些于，其钮间除作马形外，大多数都是虎钮。以具有虎形、手形、花蒂形文字的虎钮于论之，这些于，可能都是巴族大姓的遗物。

刘体智《小校经阎金文拓本》，著录于共十六器，皆有汉文数字，自三、四、以至十八、十九字不等。字在隶楷之间，似为晋以前物。其中三己于、甲己于（甲己乃十九二字的误释）并铸有船纹、鱼纹，与《两罍轩彝器图释》（卷九）著录的汉于极为相似，可以认为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而此于在船鱼纹之间还铸有外圆内方的“货泉”范。同时吴骞也得有一虎于，“右一鱼，左一弓、一戈，上十字一，下宜字一，宜下剥落，疑有阙文”（见《图释·释文》引）。此所谓“一弓一戈”即船纹之误；十乃纪数之字，与《小校经阁拓本》同。综此数事论之，“货泉”为新莽时代铸币，宜之字体乃汉隶，故其最早年代，必不能超过东汉。这里的船鱼纹，也和巴文相近，可见也是巴族较后期的遗物。

东汉以来，在中国南部以及交趾支那半岛盛行的铜鼓，它的形制也是由于逐渐发展演化而成。越南清化东山出土的小铜鼓（高仅六公分，见《博古学院院报》二十九号，又见《古铜鼓图录》图六十二），下面完全像铜鼓，上面碓头形，虎钮，又像于的形制，它应是由于向铜鼓过渡的中间型。

使用铜鼓的民族，见于记载的有骆越。《后汉书·马援传》说：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骆或作雒，骆、雒、僚声近，当为僚之古称。《隋书·地理志》说：

自岭南二十余郡，……其人俚僚，……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隋唐以前，岭南二十余郡，凡俚僚所在之处，皆属铜鼓流行的区域，其盛可知。巴族后裔，亦有僚称。《宋史·蛮夷传》曰：“渝州蛮者，古板楯七姓蛮，唐，南平僚也。”《太平寰宇记》渝州风俗条：“边蛮界乡村有僚户，……俗构屋高树，谓之阁阑（即干栏，干阁双声）。不解丝竹（无弦乐及芦笙），唯吹（疑坎之误）铜鼓。”唐代渝州边蛮界乡村僚户，又称南平僚，他们是板楯七姓蛮后裔，明是巴族之后，他们在唐代也使用铜鼓。日人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说，贵州只仲家用铜鼓，苗与倮倮不用。仲家也属于古代的僚族，古代的记录和近代的调查，结果都是一致的。这也可以说明于和铜鼓是同部族先后使用的乐器，因此也就可以证明铜鼓是由于发展演化而成。

古代于用于战阵。铜鼓也是作战时号召部众的军乐。《南史·欧阳传》说：“梁左卫将军蔺钦，少与善，故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僚，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又说：“合门显贵，威镇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欧阳所致铜鼓，也是从征讨夷僚中得来。又《明史·刘显传》说：“四川巡抚曾省吾议征都掌蛮，令显移镇其地，……调诸土兵，合官军凡十四万人，……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阿大泣曰：‘鼓声宏音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集。’”《刘显传》称都掌蛮为古泸贼，其地界于高、珙、筠连、长宁、江安、纳溪六县间。《元史·地理志》说：“戎州本夜郎国，西南蛮，号大坝、都掌，分族十有九。……至元十三年以昝顺为蛮夷部宣抚司（昝是古代板楯七姓之一）”。《太平寰宇记》泸州风俗条：“其夷僚……好淫祠，巢居（即干栏）岩谷，因险凭高，著斑布，击铜鼓，……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崖穴。”都掌蛮也是使用铜鼓的僚族之后。今珙县存在的悬棺葬，崖旁的文字也与巴文相近，可能就是他们先代的遗迹。(www.daowen.com)

唐以来又有由铜鼓简化的铜锣。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琼州有黎金（即锣），似锣鼓而扁小，上三耳，黎人击之以为号。”中山大学文物馆藏有海南岛黎族铜锣，锣的边缘有三个虾蟆。这和铜鼓鼓侧有耳，鼓面有虾蟆，是一致的。铜锣是今日汉族普遍使用的乐器，但其最初出现，还是在中国的南方。《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上篇说：“雍熙元年（公元984年）黔南言：溪峒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铜锣又称沙锣，疑由翻沙制成。古代铸铜器，其范用细陶土（或云用蜡模）制成，每范仅铸一器，故传世铜器铭文相同者甚多，但无同范者。殷墟出土铜范，即用细陶土制成，花纹极为精美，其拼合处皆有斗榫。铜鼓一般皆较古铜器大，其花纹之纤细，不在古铜器下，制范之工，当甚复杂。唯铜锣无纹识，铸作简易，其范即可翻沙为之。沙锣名称，当由于此。沙锣出于南方，其制即由铜鼓简化而成。因为，它制作简易，旋即为汉族所采用。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七》，于铜锣下云：

后魏宣武以后，始好胡音，洎于迁都，屈茨（龟兹）琵琶、五弦、箜篌、胡、胡鼓、铜钹、打沙锣，其声大抵初颇纡缓，而转躁急，其音源出西域。

马端临此说，以沙锣非中原固有乐器，是对的，但以沙锣与其他乐器并称为胡音，并以为源出西域，那是错的。《隋书·乐志》及《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苻秦之末及魏太武以来，流入中国的胡乐，有西凉乐、龟兹乐、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扶南乐等，并详载这些胡乐所用的乐器，其中皆有铜钹，而没有铜锣，来源不同，不能并为一谈。《通典·乐部四》于铜钹下云：“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大者圆数尺。”铜钹也是我们今天民间通行的乐器。杜佑说：“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就是铜钹中间突出的半圆部分，贯之以韦（今多以帛），两手各持其一，相击成声。据《隋书》及《旧唐书》记载，其初当出天竺（即印度），后来由天竺传入西域及印度支那半岛。中国之有铜钹，就是受了这些胡乐的影响。铜锣是铜鼓的简化，即截取铜鼓的面部而成。它们都是在平面上打击成声，音量都很宏阔，适于战阵之用，这和铜钹仅在音乐中使用，是不同的。锣的名称，也应出于南方。其传入中原，当在唐代中叶。杜佑《通典·乐部四·镯》下云：

近代有如大铜叠，县（悬）而击之以节鼓，呼曰钲。

古代的镯和钲，都是像钟一类的乐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于钲下云：“镯、铃、钲、铙四者相似”，又说“镯、铃似钟”。春秋时代的乐器中，有器名钲者。钲、叠韵字，即钲长言之音，其形似钟而有长柄。这说明古代的钲和锣，在形制方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杜佑说“近代有如大铜叠”的钲，铜叠的叠今作碟，盘之小者为碟，大铜碟当然就是像铜锣了。杜佑是中唐时人，而这样大铜叠的钲，也只距杜佑不远的“近代”才有，所以锣的传入中原，也应是上距中唐不远的年代了。《通考》以打沙锣列入魏宣武以后传入的胡乐中，这是不足置信的。锣的铸作较钲简易，而作为节鼓之用则同。因此，锣传入中原后，即取钲之地位而代之，因即以钲名名之。《文献通考·乐考七》于金属乐器中列有鼓吹钲、警严钲，说云：

鼓吹钲，以蛟龙为簴，下有趺，中县钲，钲形圆如铜锣（注：《周礼》鼓人所掌金钲，形如钟，与此异）。

警严钲（注：形如鼓吹钲）。

又《元史·礼乐志二》武舞器有“金钲二，制如铜槃，县而击之以节乐”。据此，知自唐及元，宫廷或官府所用的锣，仍冒用钲的名称，但在民间情形就不同了。宋代以来锣在民间使用渐广，锣的本名，也就跟着传入中原，为一般人民所熟知。我们看《文献通考》于铜乐器中即列有铜锣一项，而在鼓吹钲下，也就以“圆如铜锣”之说解释钲形；而《元史·礼乐志三》也说：“云璈以铜为小锣十三”，即以锣解释云璈。以上我们仅从于、铜鼓、铜锣形制的演化，就可以重行追溯中原汉族与南方民族已被人遗忘的这一段绵长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