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前，除《尚书·牧誓》外，就没有有关蜀的记载。其时秦楚国力未充，也没有力量向这方面发展。及至战国之世，蜀渐强大，北取南郑（今陕西汉中），东伐兹方（今湖北松滋县），竟与秦楚构兵。其史迹载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六国年表》中，皆有年代可稽。《华阳国志·蜀志》所载，间有出入于《史记》之外者，都是研究蜀国历史最基本的资料。兹列表如下：

此表自公元前475至公元前316年，一百六十年之间，蜀有使臣来秦两次，蜀对秦作战两次，看不出两国之间有何隶属的关系。《华阳国志·蜀志》说周显王二十二年蜀侯使朝于秦，更非事实。《华阳国志·蜀志》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这就与蜀朝秦之说，自相抵触。战国时代蜀已经具备国家的规模，所以杜宇“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见《华阳国志·蜀志》）。《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称“蜀人来赂”和“蜀人来”，“来赂”与“来”，并不就是朝贡。诸侯聘问，互相酬赠，皆可称赂。《晋语》：“骊姬赂二五”，韦昭注：“赂，遗也”，遗就是赠遗。常璩《华阳国志》以“来赂”或“来”为朝秦，既非史家本意，也不符合秦蜀当时实际。

古代巴蜀虽然同在梁州，壤地相接，但是它们的经济文化，还有很大的差别。

蜀地从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史称秦灭蜀后“富厚轻诸侯”，这说明秦灭蜀前，蜀地农业就已有良好基础。《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又说：“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东晋）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蜀志》载“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是杜宇帝蜀已在战国时代。其后杜宇禅位于其相开明，开明十二世而亡于秦。自战国以至东晋，巴蜀民对蜀主历代崇祀不绝，这与周人崇祀后稷又有什么差别？可见蜀的农业，就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巴则是受了蜀的影响，而后才有较高等的农业。

因为蜀地农业的发达，至迟在战国时，蜀就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式。首先，它已经有了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称帝，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受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后来李冰在蜀兴修水利，“凿离碓辟（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见《史记·河渠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种规模较大的水利的兴修，不必就是创始于蜀。如治水的开明氏，《蜀王本纪》就以为是鳖灵所化（见《太平御览》888卷引），或者就是受了荆楚的影响。又如《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1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瑕，晋地，战国时属魏，道应读如《禹贡》导山导水之导。此瑕阳人为蜀导岷山青衣水，至此自秦来归，这说明蜀在当时已具备国家机构，所以能够从楚、魏物色治水技术人才，进行水利建设。这如战国时秦用韩国水工为秦开郑国渠，是一样的。其次是秦灭蜀后，秦在蜀建侯置相，继之开设蜀郡，统治蜀的广大人民，这完全是继承了蜀王的权力。假若蜀的时代，还没有完成国家机构，秦的统治也不能这样顺利。我们只要看到汉代对于西南夷的开发，以及元明以来的土司制度就可知道，封建王朝对于这些部落组织的社会，必须假手部落酋长，实行间接的统治。《史记·西南夷传》说：“秦时常略通五尺道，诸此国（指滇）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秦统一以后，虽然开通五尺道，将巴蜀西南外蛮夷置于秦吏统治之下，但不旋踵皆弃此国，仍然恢复了旧日巴蜀的边界。这就说明了巴蜀西南边界上的部族，还没有具备国家的形式，仅仅依靠秦国兵力，它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水经·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说：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郡县多为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

雒即《后汉书·马援传》所称骆越之骆，亦即后来所称的僚。雒、骆、僚，并声近相通。因为蜀在战国时已经是一个大国，所以它在亡国之后，蜀王子还能统率三万人远征交趾的雒族，这也不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所能实现的事。(www.daowen.com)

《世本》说“蜀无姓”，而巴郡南郡蛮有五姓，巴氏之子务相为廪君，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臣事巴氏。又板楯蛮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板楯也是廪君之后，这就是巴、蜀上层建筑的差异所在。巴族的姓是大姓的姓，是一种部落组织。每一个大姓，就是一个部落。巴氏统治其余四姓，也不过是一种部落联盟的形式。巴还没有完成国家机构，这也是它的经济基础的反映。蜀所以无姓者，它已经超过了部落组织而进入国家形式了。中国历史上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他们都没有像汉族这样的姓，也就是没有像周代以后的，百世不通婚姻的，父系外婚制的姓。蜀的无姓，也不例外。六朝时又有称蜀为叟者，《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叟原来就不是蜀的特称，而只是一个共名。因为蜀无大姓，所以蜀灭亡后，它的遗民，原来就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不能成为一个庞大的部落的大种了。

巴蜀的经济基础，既然不同，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当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沿袭到东汉以后还是继续存在的。永兴二年（公元154年）巴郡太守但望建议分巴为二郡说：“江州（今巴县）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今合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江州以东保存了巴楚旧俗较多，人民是强悍的；垫江以西，接近蜀境，人民是精敏的。所以《华阳国志·巴志》于巴西郡下引用当时的成语说：“巴有将，蜀有相也。”这和汉代“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话，都是以文化的高低作为区别人民性质的标准。

秦灭蜀，在秦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太史公所据的《秦纪》，当时还是存在的，不当有误。《禹贡》载马培棠《巴蜀归秦考》及钟凤年《论秦举巴蜀之年代》，并以为应在秦惠王未改元之九年（公元前329年）。苏秦、张仪以合纵连横之说说六国之君都不可靠（说见我和何孝达写的《战国初期魏齐争霸及列国间合纵连横的开始》，载于《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据《六国年表》秦表，公元前318年“五国（魏、韩、赵、楚、燕）共击秦不胜而还”，次年为公元前317年，“张仪复相”，再次年为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这三件事是相为因果的。这三年中的第一年，五国合纵击秦虽然不胜，但这对于秦，还是一种严重的警告。次年张仪复相，张仪是主张连横、向中原发展的，这一年韩、赵、魏还是继续合纵击秦，秦国在这一次战役中虽然“斩首八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秦国是已经强大起来了，但是这一年去梁惠王的死仅二年，梁惠王就是因为强大而遭受韩、赵、齐、楚并力的袭击而趋于失败的。这一情势，正与司马错张仪辩论伐蜀的理论完全符合。若将伐蜀移于前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秦是不断向东方发展的，也是张仪连横最活动的时期，司马错的话又怎能说服秦惠王呢？

秦灭蜀前，蜀的历史，现在保存于《华阳国志·蜀志》及《蜀王本纪》中。《华阳国志》所据史料，据本书《序志篇》说：

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成子元、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说以作本纪，略举其隅。

蜀亡后，蜀的历史由蜀人口头传说，经过汉晋时代的文学家加以撰述，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信史，其中属于辗转传述增益附会之词，也是不能免的。《华阳国志》所称汉晋八家所集传记，今皆亡佚，其见于他书征引的有扬雄《蜀王本纪》《蜀记》《扬雄记》，谯周《蜀本纪》。此外《华阳国志·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名目录》载：“汉中太守郑廑字伯邑，临邛人，作《耆旧传》。”是此八家著作，今可考者，仅扬雄、谯周、郑伯邑三人而已。《华阳国志·蜀志》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这是说蜀称王是在周室东迁以后。又说：“蜀侯蚕丛始称王”，是《华阳国志》作者认为蚕丛的年代，必与周室东迁春秋的时代相当，所以他在下文又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但是《蜀王本纪》所说蚕丛年代，则与此悬殊太远。《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到蚕丛三万四千岁”，这是东汉以后阴阳术数之家，把古代帝王年代，向远古愈推愈远的结果，所以唐代司马贞才能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三皇本纪》。他依据《河图》及《三五历记》说，天皇兄弟十二人，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到蚕丛三万四千岁”，当即包括于人皇一百五十世、四万五千六百年之中。西汉末杨雄时代，应当还没有这样的历谱。《汉书·扬雄传》及《艺文志》，也不载雄有此作。相传扬雄还作有《蜀都赋》。扬雄时代蜀尚非帝王之都，公孙述、刘备的称帝，都在扬雄之后。蜀都有赋，乃模仿《两都》《三都》而作，雄也不应有此赋。司马相如、扬雄，都是西汉时代最著名的文学家，而且都是蜀人。他们都是后代箭垛式的人物，相传他们所作的《蜀王本纪》或《纪传》，大概都是蜀人依托之作，未必可信。但是《华阳国志》既根据《蜀王本纪》诸书，所载蜀的史迹，也是历代相传旧说。如《华阳国志·蜀志》说成都有“蜀王祠”，僰道有“蜀王兵兰”；又说开明氏“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成都的笋里，据唐杜光庭《石笋记》说：“成都子城西通衢有百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但明末曹学佺作《蜀中名胜记》时，就看不到这些石笋了。他说：“石笋为西门名胜，今则不复见矣。”大石文化在蜀是普遍存在的。如新繁县的飞来石，县志称：“新繁皆肤土，而此地巨石嶙峋，父老传自他处飞来。”1938年冯汉骥同志曾游其地，犹见巨石成列，至1942年，这些巨石都为乡人毁以建桥。同例成都石笋的消失，可能是宋明之际为人毁作建筑材料。但这一类的大石在四川还是普遍存在的。成都现存的五担山的石担、天涯石、支矶石、五块石，应当也是蜀的遗迹（说见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三章《大石文化遗迹》）。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于白帝八阵图下引盛宏之《荆州记》说：“垒（当是县的城垒）西聚石为八行，行八聚，聚间相去二丈，图曰八阵。”又引《成都图经》说：“八阵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阵法也；在弥牟者一百二十有八，当头阵法也；在棋盘市者一百五十有六，下营法也。”又引《兴元志》说：“西县亦有之。”夔即永安，即今奉节县，弥牟镇在今新都县，棋盘市在今双流县，兴元府治在今陕西南郑县，所属西县即今陕西沔县。这四个八阵图的所在，东及夔府，北至汉中，都应是蜀的疆域所在之地。《史记》载蜀东与楚界，伐楚兹方；北与秦界，取秦汉中；《华阳国志》也说“蜀王有褒汉之地”，现在都有大石文化遗迹给以充分的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