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四川的地形，山高水急，唐代诗人李白形容它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过分地夸大，既不是事实，实际上这样艰险的环境，也不能限制我们勇敢勤劳的祖先的足迹。我们只要看古代西部人民为适应高山峻岭与横断山脉的环境而创制了栈道和索桥（古代称为笮，稍后又称为绳），这些东西绝不是中原文物的复制，而是在战国时代秦并巴蜀以前早已就在四川建设成功的工程。古代四川人民从不甘心局限于这一个小经济文化区内，而决心开辟道路，向外发展。

著名的四川盐井，它的起源也应当是很早的。西汉时代成都罗裒就以盐井致富。而且在四川西部的盐井，都是五十丈左右的深井（《梦溪笔谈》称陵州盐井的深度如此），所以东汉王充说“西州盐井，泉源深也”，这样的深井，不是短期所能发展成功的。我们晓得，就是现代新式凿井工程，还是总结四川盐井丰富的凿井经验而加以发展的。

著名的蜀锦，在三国时代就已成为蜀汉对外贸易的专利品。山谦之《丹阳记》说：

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

锦尝见于先秦典籍中，如《诗·卫风·硕人》说：“衣锦衣，裳锦裳。”为什么山谦之说历代尚未有锦？可见蜀锦非古代中原所有。蜀锦古代称为锦段，《华阳国志·蜀先主志》说先主取蜀后，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锦段万匹”（《蜀志》仅称锦），张衡《四愁诗》所说的“锦绣段”，也应指蜀锦言。锦段的段作缎，这是后起的字，唐人诗仍作段。《诗·大雅·公刘》有“取厉取锻”语，厉是砺石；锻，《毛传》说“石也”，字应作碫。郑玄《笺》说：“碫石所以为锻质也。”槌物令平，其下必有木、或石、或铁垫以为质，《史记·范雎传》说：“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是质用木者为椹，用石者为砧，用铁者为，析言则各有所属（如砧则为捣衣石），混言则皆为锻质。《说文》：“段，椎也。”椎即今槌字。凡椎段之物皆令平滑，所以平滑有光泽的锦，也就称为锦段了。蜀锦延至六朝时代，才流传到江南的丹阳，可见这种锦段绝不是短期所能发展成功的。这样高等的纺织技术，在西南应有它的悠远的历史。《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当时四川边区的哀牢夷说：“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毛织品）、帛叠（棉布）、阑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又如现在成都出产的锦段，除有五彩纹饰外，它还具有条纹，而条纹布也是汉代氐人的特产。《说文》：“，氐人殊缕布也。”殊缕布是殊其缕色而相间织之，当即今之条纹布，即谓条纹并行之意。哀牢和氐，古代与蜀同在西南，这些技术，可能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果实，因此蜀锦就应当是古代四川的特产，而不是受中原的技术影响才发展起来的。

古代四川的交通有栈道和索桥，并不如想象的困难，而且长江由三峡顺流东下，更不能限制习惯于水居民族的来往。《太平寰宇记》论徼内南蛮说：“其在峡中（即今长江三峡）巴、梁间，则为廪君之后。”《后汉书》以廪君后为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所在，并不以梁州为限。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若水蜀山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这里姑置不论。解放以后，在四川基本建设及农业的开发中，地下遗物出土渐多，且有出土记录可据，对于古代四川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坚强可信的资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它与中原地区的联系。(www.daowen.com)

最近在四川新繁水观音及忠县井沟遗址和墓葬里出土的陶器和铜兵器显示，当时已是金石并用的时代了，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商颂》是春秋时代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氐羌服属于商，当为其世代相传的旧说。当时氐羌所在，可能已西达巴蜀。新繁出土的陶鬶、陶豆，和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出土的后期黑陶，即已受彩陶影响的黑陶，从形制上观察，可以说是一系的宗支。铜兵器的戈和瞿也和殷代相同。虽然从殷墟流传到西蜀，时间上应有一定的距离，但也不能相距过远。《尚书·牧誓》说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殷周之际，巴蜀和中原地区的关系，现在是已经得到地下资料证明了。

周继殷后，巴蜀在政治上，接受了周人的统治，但在文化方面，周人还是一个新兴的部族，他们自己的文化，还是需要殷商文化的灌溉。及西周灭亡以后，关中文化也陷于停滞萎缩之中，后来秦人东向发展，秦人文化也是等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孝公时代，才获得显著的进步。在这样漫长的时期中，秦蜀的文化交流，可能是存在的，如四川发现的铜兵器，其形制在戈瞿之间，和宝鸡出土的就极为相似（见苏秉琦《斗鸡台东区墓葬》七九墓及八墓）。解放前在四川出土的铜兵器，卫聚贤在《说文月刊》“巴蜀文化专号”中都有著录。解放后在成都武侯祠旁出土的墓葬，铜器外还有陶器，青羊宫出土的陶器，也与此同（并由四川省博物馆发掘清理），都有四川特有的尖底陶器。其时代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即秦灭巴蜀以前。青羊宫遗物中有燋用的龟甲，卜用龟甲而不用骨，这已是西周以后的现象。又《汉书·礼乐志》载西汉时代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周礼·小胥》说：“凡乐县（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据郑玄《注》，八枚为堵，二堵为肆，这已是春秋战国以来盛行的编悬制度。若殷墟出土的编铎，则只有四个或三个为一组。所以，这一发现也就说明了春秋战国以来蜀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

如上所述，从黑陶遗物陶鬶、陶豆出土地址的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其主要道路应是沿江西上的。如忠县的黑陶与湖北宜昌、京山、天门等处出土的黑陶，在地域上就是紧密联系的。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关于蜀王的传说看，如荆人鳖灵的治水，以及乐曰荆人，酒曰醴等（《蜀王本纪》说蜀左言，当与汉语有别，以此知醴原非蜀言），也可以看出它是受了荆楚的影响。

广汉出土的石器陶器，从前有人以为是石器铜器过渡时期的遗物（说见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第四章《广汉文化》），现在从成都羊子山的发掘中，发现广汉石璧作场就在这里，这正是战国时代秦灭蜀后的遗物。

古代巴蜀虽然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在经济方面，蜀的农业，“沃野千里，号为陆海”（《蜀志》语），而巴则水居射猎，虽有农桑，也是受了蜀的影响，所以《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世本》称廪君乘土船，土船就是陶制的小口壶，可以作为渡水的工具，巴有陶器也是巴有农业之证。在意识形态方面，《蜀王本纪》说：“蜀左言，无文字”，《世本》又说：“蜀无姓”，这虽然寥寥的两句话，它已充分说明蜀的言语文字以及社会组织，和中原地区都大不相同。巴楚接壤，巴所受中原影响较多；秦蜀接壤，蜀所受中原影响较少。这也是六国摈秦，秦与六国文化距离较远的缘故。蜀与中原文化联系，既由秦巴间接而来，因此蜀文化的发展，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样绵长的时期中，即由殷周之际以至战国时代，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是要落在中原地区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