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话题都曾被处理成反事实叙事。小说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有着同样宽泛的主题选择。但他们的目的却通常有着更加戏剧化的不同。以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un）为例，他发表于1981年的实验小说《阿尔加拉比亚餐馆》（L’Algarabie），讲述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在1975年的一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逝世，形形色色的革命运动随后疯狂四起，这些革命派别有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地方主义的，最终导致了内战的全面爆发。在这场内战中，一个新的极左翼巴黎公社成立，并与凡尔赛的法国政府达成协议，二者彼此承认，互不侵犯。在小说中，历史追忆、身份认同、现实与虚构等全都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时刻提醒读者这一切不过是人为的虚构而已。当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丹尼检查站”穿过巴黎公社的围墙时，巴黎便成为另一个柏林，这里的“丹尼检查站”是一个有趣的比喻，它既指联邦德国人通过柏林墙时所要经过的真实的“查理检查站”，又指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真实领袖之一丹尼·科恩–本迪特（Danny Cohn-Bendit）。戴高乐总统之死只是一个单一事件，但在小说里却引发了很多事情，并迅速脱离了人所共知的任何历史轨迹，变为一部变化莫测的后现代主义的想象作品，其主旨并非为了构建任何特定的政治或历史话语，而是为了让读者去体验与思考叙事表现形式的本质特征。

不过，也有许多（尽管不是大多数）小说家在进行反事实描写时，都更严格地遵守了传统的线性描写方法，它们也如同森普伦小说中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因某个历史事实的改变而扩展至历史背景的改变，但它们在展现最终结局时却小心地遵循着逻辑性。小说家们将故事建立在这种反事实描写基础上时，需要对许多话题进行加工处理，常常会陷入一厢情愿的明显幻想之中，比如在西班牙作家们的故事中，赢得1936~1939年内战的，往往都是共和党而非佛朗哥将军。特定的民族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戏剧性和历史创伤，以此为基础，无论反事实小说还是非小说作品，往往都倾向于聚焦这样一些内容：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15年的拿破仑之败，或者法国的1968年大动荡，西班牙的内战及佛朗哥统治，意大利“一战”中民族自豪感的破灭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政体，美国的南北战争及随后的越南战争，英国在“二战”中的早早失败，德国在“一战”中的失利等。天主教徒则一再地详细描写宗教改革运动，描写西班牙无敌舰队在16世纪被英国击败，描写其在17世纪的政治立场，描写从“火药阴谋”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间的故事。

但迄今为止，最热门的话题依旧是德国的纳粹独裁统治。想象一旦纳粹在“二战”中获胜将会出现的景象，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小说家、电视编剧、电影制作人、历史学家等所热衷的“娱乐方式”。为什么是纳粹，而不是别的，比如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在西方的大众记忆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从种族歧视到种族灭绝，再到国际侵略、战争机器、独裁统治，纳粹都是邪恶的化身，是文明进程中最为令人悲痛的例子。至少是自1945年以来，支持纳粹的人或对纳粹主义抱有信念的人，始终只是为数极少又深受公众唾弃的少数团体；而苏联及其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则一直在争取大众的支持，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其成员数一直在缩减，其共产主义性质也在急剧弱化，但是由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1990年以前一直统领着欧洲，在其他地方甚至时间更长，因此，想象斯大林没有在1953年去世，或者他在1945年入侵西欧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从几十年的观察或经历中就能够知道在他的统治下事情将如何发展。阿维泽尔·塔克曾经说过，关于“一个纳粹获胜后的世界”这类小说性质的另类历史，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可能是缘于一种对世界末日景象主题的艺术魅力的着迷，连续不断地用写实的描述手法呈现出一幅逼真的、令人无比惊骇的另一种世界景象，仿若耶罗尼米斯·博斯^[1]（Hieronymus Bosch）手中的画作”。

绝大部分关于纳粹主义的未来小说都源自英美国家。

在美国历史学家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在2011年所编辑的116篇有关纳粹历史猜想的作品清单里，80%都源自英国或美国。这种题材被英美国家所主导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英国和美国都曾站在了“二战”胜利的一方，从而在回想当初差点儿就可能在战争中失败而让纳粹获胜时，会产生一种兴奋感。描写一个屈于纳粹统治下（包括英美在内）的世界，可以强化两个国家对这次战争的肯定，认为值得为之一战（虽然偶有争议）。好莱坞在全球电影业占有主导地位，加之英语语言文学的国际文化力量，也同样为纳粹历史猜想式的英美小说的支配地位贡献了力量。无论英国还是美国，它们在“二战”期间都未曾遭受敌对国的占领；与之相反，德国、法国、苏联、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则无须用小说来唤起他们对纳粹统治的恐怖场景的回忆：他们本身就以最直接的方式经历过这一切（就这一点上，日本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统治也与之相似）。对于德国人来说，从道义上讲，去想象一个没有希特勒的世界是极其冒险的：因为其一厢情愿似的幻想成分势必非常明显。将纳粹主义的兴起与胜利归咎于单纯的偶然性因素（德国的历史机车遇上的一次“工业事故”，人们有时这么比喻），看上去太像是为德国开脱其罪名所找的借口，而每当有人试图这样做，都往往会在德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但同时，正像罗森菲尔德所说的那样，纳粹主义未来小说中的娱乐性因素，及其被当作流行消遣方式的角色，对于一个被公认为要为犹太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国家而言，这似乎会在道德上显得不负责任，在文化上也会显得肤浅。但尽管如此，罗森菲尔德清单上其余15%的小说均是出自德国人之手，这也许正体现出，在德国文化中对于纳粹及其对世界所犯下的劣行仍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不过在实际中，以该题材进行写作的那些德国作者们在其反事实描写里，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让希特勒获得任何的最终胜利。

在罗森菲尔德的历史猜想小说清单上，有63篇假设纳粹赢得“二战”胜利，29篇假设1945年时希特勒逃离了地堡苟活他处，剩下的18篇则假设希特勒这个人从未存在过。大部分作品都描写到纳粹的胜利及随后发生的事情，但这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描写对解释希特勒怎么赢、为什么能赢，都并未表现出多大兴趣，这与描写“二战”的军事历史猜想小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小说家、电影制片人和电视制作人最为感兴趣的，是运用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战后时代作为背景，去体现人物角色和战争阴谋，他们将虚构的人物放置于一个梦魇般的场景之中，让他们去面对一系列残酷的道德选择以及一系列有形的、易于想象的危难。这种描写的经典之作自然当属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书中想象了一个由超级大国所主导、集权区分模糊的世界。作品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为原型，但更多是出于奥威尔对后者进行的想象，而非对前者的记忆。从本质上讲，奥威尔的小说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进行预警，它不是对过去的既定事实的改写，而是想象了如果英国和欧洲屈服于苏联的威胁将会怎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并非一部真正的反事实小说，与那些在战争结束前于英国出版的关于纳粹统治的小说没有太大差别。就像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些未来小说，如萨基^[2]的《威廉到来时》（When William Came）讲述被踩压于德皇铁蹄下哀苦呻吟的英国，马丁·霍金斯（Martin Hawkins）的《阿道夫到来时》（When Adolf Came，伦敦，1943）之类的作品，都是在面对德国威胁时用以巩固英国大众的决心的。比如H·V·莫顿（H.V. Morton）于1942年出版的《我，詹姆斯·布伦特》（I, James Blunt），就描写了一位英国人用日记形式记录下其所生活的纳粹统治下的未来英国的情形，借以唤醒人们的认知。用莫顿自己的话说，这种故事是一记警钟，旨在敲醒那些“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者和一厢情愿的人们，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我们战败将会面对怎样的生活”。

在战争结束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仅仅出现过一部描写英国被德国征服的虚构作品——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的剧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它以回顾式的剧情谴责绥靖政策，赞扬英国的勇敢，除了一些怯懦的卖国贼和失败主义者，英国人勇敢地发起反抗运动，将德国人赶出了岛屿。在精神层面上，这更像是属于战争年代而非战后世界。而另一部更为详细复杂、综合描写德国胜利的作品是兰道夫·罗本（Randolf Robban）于1950年出版的小说《假如德国取胜》（Si l’Allemagne avait vaincu），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故事以德国部署原子弹为起点，德国先于其他国家研发出原子弹，并将其投向伦敦和芝加哥，从而结束了战争。之后，德国和日本以战争罪（尤其轰炸他们的城市）对同盟国领导人进行审判，并占领了苏联。但这两个战胜国的关系随后破裂，在一场原子战中被彼此摧毁。通过改变历史迹象，这部以笔名发表的作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获胜的同盟国，旨在鼓励胜者与败者能在后战争年代达成彼此的和解。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下一部反事实作品才面世，即新闻记者科默·克拉克（Comer Clarke）的《假如纳粹来了》（If the Nazis Had Come，伦敦，1962）。该书所用的素材有对健在的德军领导人的采访，也有纳粹计划占领不列颠岛的真实文件，描绘了一幅暴政与压迫下的可怕情景。这一情景不仅再现了欧洲大陆上的被占领国的经历，同时影射了由奥威尔首创的“极权主义”概念，将纳粹德国（以及苏联）视作一个庞大的独裁政权，其领导人用暴力实现个人意愿，人民除服从外别无选择，除非他们暗地发起反抗运动。类似的场景在很多其他故事中也有出现，比如通俗作家C·S·福雷斯特（C. S. Forester）、历史学家休·托马斯（Hugh Thomas）等都有过类似的描写。以C·S·福雷斯特为例，他所塑造的霍雷肖·霍恩布洛尔舰长这一虚构形象，便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海军的撒手锏。所有这些作者都在描写德国镇压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反抗这一观点上多有着墨，既用以重申战争本身的合理性，也用以赞扬英国人民的勇敢精神。因此，这些作品依然被认作是属于战时未来小说中反事实题材的一部分。这些作品都出版于后战争时代，此时的英国需要丘吉尔精神以重振英国士气，因为英国正面临国内紧缩和国外衰弱的双重压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56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惨败。

伴随这一系列作品的产生，大量的战争电影也出现了，包括《轰炸鲁尔水坝记》（The Dam Busters，1955）、《翱翔蓝天》（Reach for the Sky，1956）、《俾斯麦舰歼灭战》（Sink the Bismarck，1960）、《月光下再见》（Ill Met by Moonlight，1957）、《血拼大西洋》（The Battle of the River Plate，1956）等，这些影片不仅赞颂了英国的军事品格，并且将他们所生活的等级社会合法化，那些军官阶层一个个表情沉闷严肃，讲着一口流利严谨的英式英语，有效地命令着谦卑而顺从的劳动阶级普通人群，以力求庄重与秩序。在这些描述中，普通德国军队或海军官员看上去也都十分得体庄重，反映着英国在西线及北非战争中的经历；只有德国纳粹分子才被塑造成凶残的形象，在与敌人交往中无视战争法和基本的荣耀与正确性原则。因此，就算在战争时期及战后早期，英国在描写德国时也并没有将所有德国人都一概形容得极其邪恶。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战后的新一代渐渐成年之后，便开始对等级制度和盲目的遵从态度产生了质疑，财富与物质主义占领了英国文化，“摇摆的60年代”宣告了个人自由与反抗的新风潮。与此同时，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1965年对联邦德国的国事访问为标志，英国同德国及德国人民公开和解，这使得在描写第三帝国的小说中，“善良的德国人”的成分开始渐渐多起来。在联邦德国，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对纳粹年间的社会历史进行详细的深入研究，从而揭露了纳粹政体的制度混乱、宗派林立，也证明了德国社会的许多阶层都与纳粹整体存在分歧的可能性。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极权主义理论被另一颇为迥异的方法论所替代。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在对“一战”中德国的战争目的研究中，还提出了从希特勒到德国皇帝直至更为长远的持续性影响这一棘手而敏感的话题。在这些新兴的德国作品中，有许多都被翻译成了英语，或被研究德国史的新一代英国历史学家广为传播。

所有这些都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下，运用反事实叙事法去探索纳粹“二战”获胜后的世界，尤其是英国，对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来讲越来越显得有趣而具有吸引力。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包括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的小说、剧作、电影、电视剧，也都表现着这样的语境，作品以英国为背景，但德国占领者却似乎并非全都那么残忍冷酷，也似乎并未受到全民的广泛抵制。在贾尔斯·库珀（Giles Cooper）制作的电视剧《另一个人》（The Other Man，1964），凯文·布朗洛（Kevin Brownlow）于同年发行的电影《纳粹暴行录》（It Happened Here），以及于1978年播出的菲利普·麦凯（Philip Mackie）的三部曲电视剧《一个英国人的城堡》（An Englishman’s Castle）等作品中，都由英国人出演其中的角色；在直到1978年的很多其他作品中，包括莱恩·戴顿（Len Deighton）于同年出版的小说《SS-GB》，也都有英国合作者的参与。对纳粹统治下的英国进行描写的作者中，最著名的当属通俗史学家诺曼·朗迈特（Norman Longmate），他在1972年出版了名为《如果英国沦陷：纳粹占领计划实录》（If Britain Had Fallen: The Real Nazi Occupation Plans）一书（并附电视报道）。该书的基础材料有德国占领英国的真实作战准备与计划，有纳粹曾企图接手的被德国真正占领的那部分英国领土（海峡群岛，紧邻法国海岸），是这些已知的真实经历的混合，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朗迈特因此声称他所描写的“不仅仅是那些‘有可能’发生的事，还是那些‘已可能’发生的事”。

在朗迈特的描写中，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惨遭失败，为一场全面侵略做好了铺垫：也是他整部小说中所有其他猜想的基本前提。国王逃到了加拿大；温斯顿·丘吉尔则在抵抗侵略者的过程中阵亡。随着丘吉尔去世，英国就基本放弃了抵抗。纳粹四处寻找一个叛国贼、一个领导傀儡政府的政客，他们碰巧想到了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这个人的名字曾出现于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一名高级外交官）真实的战前日记当中，纳粹将霍尔定为一个可能的候选人。霍尔与法国经谈判达成协议，给了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想要的东西，并还可能与德国站到了同一战线。然而，32年之后，当朗迈特再版这本书时，他改变了心意，认为英国法西斯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才应该是最可能担任英国首相的候选人。莫斯利本人在战后曾宣称，他宁愿自杀也不会做出（叛国）这样的事情，不过那时他还是一名在位的政客，因此这种话不足为信。至于新的国家元首，则“放眼四周，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温莎公爵的名字都会冒出来，充当一个最可能成为亲纳粹政府的国家元首”。这个人甚至都有可能占据王位，他自信可以节制纳粹的极端行径，而要诱惑他那爱慕虚荣的妻子则可以给她一个许诺，让人称她一声“陛下”（英国王室甚至不允许称她为“殿下”）。

朗迈特引用真实的纳粹计划，让占领者推倒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纳尔逊纪念石柱，并将其运到柏林。纳粹分子抢夺并洗劫了目之所及的一切，他们搜刮犹太人的财产，拿走了博物馆和美术馆中的文物并宣称其属于德国，还运走了石油及其他基本必需品以充实德国的武装力量。盖世太保抓捕了已知的反纳粹主义者（似乎有一个随机列表），查禁了包括救世军在内的令他感觉可疑的一些组织。就像在被德国人占领的其他国家一样，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不过他们可能会让英国人从此靠右行驶。大量英国年轻人都将被迫作为劳工送往德国，而犹太社区的45万人将被赶聚在一起送进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众所周知，在德国入侵之前，英国军方曾组织过一些“辅助部队”，一旦受到侵略便会通过暗中破坏和打游击的方式去骚扰敌人，但他们却无法长久坚持，并且他们的行动也会激起对方的报复行为。“抵抗”将最有可能以愤懑的不合作形式进行，但合作也可能是有限的。这场噩梦的终结将是美国朝德国投下一颗（或几颗）原子弹，并横跨大西洋前来解放受尽压迫的欧洲各国。

朗迈特的书出版之时，正值新一轮书写与传播的高潮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描写英国、德国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的那场战争的作品。这一背景的集中体现，是讽刺英国式的“沉闷严肃”，赞扬英国军队的英勇，比如受到观众欢迎的电视系列剧《一群老爹在战斗》（Dad’s Army），它从1968年一直播到1977年。对20世纪50年代的等级社会与自鸣得意式神话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抨击，但这也同时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关于“大不列颠的衰落”的广泛争论，帝国的陨落、英国机构的无能与不足、比起德国相对迟滞的英国经济，都在英国国内掀起了一轮精神探索，并随着1979年后撒切尔首相的保守党进行的一系列激进改革达到了高潮。在这场争论中，英国在过去抵抗德国入侵的决心遭到质疑，成为英国在现在变得软弱无能的一种隐喻。因此很多人便步朗迈特的后尘，指出，至少有些英国人是可能会与占领军合作的。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70年代对德国侵略者的人格化，还产生了对高效、努力与富有创新精神的德国品质的普遍崇拜，认为英国也理应加以效仿。德国汽车公司奥迪的广告标语“Vorsprung durch Technik”（科技领导创新）在英国电视上频繁出现，而且是没有翻译的原文，明显传达着更多字面之外的信息。颇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再会，佩特》（Auf Wiedersehen, Pet）讲述了一群英国砖瓦工在面临国内的失业问题或工资低廉的情况下，却在德国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和成就感的故事。然而，在80年代，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英国对位于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采取了军事行动并获得了胜利，重新将该群岛纳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此之后，撒切尔政府转而直面联合工会（撒切尔夫人称其为“内部敌人”），导致警察方队冲击矿工纠察防线时，发生了一系列预料之外的暴力活动。这样的语境为再次使用较为老旧的方式谈论英国奠定了基础，也剥去了英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具有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到20世纪80年代末，德国的再次统一引起了由撒切尔夫人所领导的政府中一些成员深深的敌意，撒切尔夫人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不安，认为德国势力有可能在“第四帝国”再次兴起，并通过欧洲共同体及其后继者欧盟来主导整个欧洲，由此，关于“二战”的话语又被应用到了一个新的话题上。随着撒切尔夫人对欧盟的仇视急剧上升，越来越多的保守党议员及作家们都跟随着他们的首相，将欧盟定义为重获新生的德国为实现其霸权所握住的一个筹码。虽然时隔不久，撒切尔夫人便在实用主义内阁成员发起的反叛中被赶下了台，然而损害却业已造成：欧洲怀疑论就此诞生。随着大量攻击德国人为纳粹分子的书刊和文章涌入各大出版社，公众观点再次剧烈转向了反德国一方。英国的民调显示，认为英德两国的友谊较差的受访者从1990的12.7%增加到1994年的38.8%。在1990年的调查中，26%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是一处不错的工作之地，但6年后，这样认为的人则仅有5%。在1987年，26%的英国受访者将德国视作英国最好的朋友，但到1992年，这个数字仅为9%。同时超过53%的人认为纳粹主义可能会在德国再次出现，而在5年之前，只有23%的人这样认为。这些数据与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调查数据大相径庭，其他欧洲国家对德国的态度大体上保持不变。英国大众的这种情感变化，在近些年举行的有关“二战”5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包括1989的纪念“二战”爆发、1990年的纪念不列颠之战、1993年的纪念阿拉曼战役、1995年的纪念欧洲胜利日。

而关于“一战”的言论也同样被引入这一新兴的欧洲怀疑论的话语之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保守派议员威廉·卡什（William Cash）于1991年出版的《反对联邦欧洲：为不列颠而战》（Against a Federal Europe: The Battle for Britain）。本书的副标题与不列颠之战相呼应，暗示这是对“二战”的一次回放。不过这次，“直冲云霄”的不是别人，而是威廉·卡什，目的是为了搜寻那些他所需要的辉煌时刻。书的一开始——背景设定在1940年，卡什就明确指出了究竟谁是敌人。“英国，”他在书的第一页就发出警告说，“有可能仅仅成为德国主导下的欧洲中的一个郡。”“德国对欧洲的态度，”他警告说，“是由强大的历史传统决定的。”在卡什看来，一个更为融合的欧洲必将等同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它不停地平衡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势必延续或者加剧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不稳定性为1914年、1933年、1939年及1945年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卡什的暗示是，一个由德国主导的紧密融合的欧洲联盟将不会持续太久，而其最终解体则势必带来一系列的混乱与暴力。保守派史学家们也齐声谴责欧盟，称之为德国借以实现其主导地位的工具。至于德国的再次统一，约翰·查姆利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德国还要多久才会认识到自己体型太大了，别人赐予的靴子不够穿？而一旦德国决定换一双更大的鞋子，谁又能阻止得了呢？”从表面看上去，查姆利的这一言论与他本人在此之前所表达的观点（即对英国政府来说，在1940年与德国单独媾和也是合情合理的）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就他在1995年所发表的观点看来，查姆利怎么会认定德国在1940年一定会信守承诺呢？

尽管如此，查姆利的某些新观点还是得到了右翼史学家的认同。欧洲怀疑论这个暗喻“二战”的措辞，利用被操纵的公众对英国最辉煌时刻的记忆，将矛头直接指向德国，视之为布鲁塞尔^[3]的代理人，为查姆利和弗格森进行反事实猜想构建了重要背景，尤其是他们所猜测的英国本该在1914年和1940年远离欧洲大陆的种种阵痛而保持“光荣孤立”，从而拯救大英帝国并阻止犹太人大屠杀。在这些作品中，德国对欧盟的主导都被视作理所当然，也都在1915年的那些推测场景中实现了无战争、无冲突。然而，英国远离欧洲而孤立自保只是欧洲怀疑论的一种美好想象，与被欧洲怀疑论所认为的20世纪90年代的可怕现实形成了明显冲突。在那个对90年代的猜想中，“第四帝国”再次成为征服英国的威胁，因此，没有英国参与的两次世界大战、一个和平发展的欧洲联合体的反事实猜想被人搁置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从“二战”派生而来的隐喻性表述，旨在应对眼下已然能够察觉的、盛气凌人的、扩张主义的德国的威胁。

反事实历史叙事法于是重新捡拾起那些亦新亦旧的抵抗隐喻，认为在德国征服英国的过程中，与之合作的机会势必非常微小。自由派的《卫报》记者马德琳·邦廷（Madeleine Bunting）的研究认为，朗迈特等早期作者创设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神话，而事实则与那个神话刚好相反，因为海峡群岛的民众不仅没有反抗纳粹占领者，反而一路协助他们将岛上的犹太人遣往奥斯维辛。针对这样的研究结果，安德鲁·罗伯茨明确指出：与邦廷所声称的相反的是，海峡群岛并非一个能对该话题进行总结的典型例子，因为群岛上1/3的男性人口遭受了“清洗”；德军在仅有6万人的群岛驻扎了3.7万士兵；岛民们都有服从权威的传统；那里没有强大的联合工会或政治党派，也没有广袤的山区或大城市作为反抗运动的基础。罗伯茨说，不管怎么说，这些群岛居民有半数都是法国人，而较之于法国人，英国人对自己祖国的忠诚要远远胜出很多。曾在战前短暂盛行的绥靖主义，现在已然消失。英国也将不会再有由通敌分子和颠覆分子组成的纳粹“第五纵队”。罗伯茨认为，当丘吉尔在抵抗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乔治六世逃亡加拿大之后，温莎公爵完全有可能被说服登上王位，而像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这样的亲纳粹政治家也有可能被说服而成为首相，同样可能被说服当首相的还有塞缪尔·霍尔，但首相人选中不可能有莫斯利，因为德国知道他并不受人欢迎［但这并不妨碍德国人提拔那个更加不受欢迎的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极端绥靖主义者R·A·巴特勒（R. A. Butler），也是单独媾和的又一支持者，则完全可能与德军勾结。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例外而言，因此罗伯茨大胆推测道，假如德国真的占领了英国，“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必定是冷酷无情、满腔怒火、同仇敌忾、全民皆兵的英国人”。甚至对于他文章中的欧洲怀疑论观点，连纳粹控制下的英国出版物也都会竞相刊出：“维希（法国）的鼓吹者强调欧洲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这个共同的未来才是恢复荣耀与自尊的催化剂，这样的说辞会在英国被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

在罗伯茨的反事实描述中，德国以欧洲之名占领英国的行为在英国激起了全民公愤，他的这一猜想于多年后的欧文·希尔斯（Owen Sheers）的《反抗》（Resistance）中激起了回声。本书描写了一场积极的反抗运动，英国人民坚持与实施占领中的德军斗争，在复辟的爱德华八世指导下，R·A·巴特勒带领的政府实行合作主义，承诺“缩小英德两国间的差异，努力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美国人和东方布尔什维克党人”。更为直接的是，罗伯茨的欧洲怀疑论主义反事实描写，与他1995年出版的未来小说《亚琛备忘录》（The Aachen Memorandum）可谓是不相上下。《亚琛备忘录》将故事设置在21世纪中期的一个想象的未来中，那时的英国已被完全纳入了德国主导下的联邦制的欧洲联盟。英国君主制早已迁移至新西兰，所以如今的学生若在晚宴上提出喝效忠酒则会被牛津开除。英国已经分裂成了多个郡。欧洲的诸多法令管理着国家的日常生活。“无阶级区别法”迫使伯爵法院（Earl’s Court）重新命名，而性交行为要由有关骚扰、健康及保健方面的法令来管理。在历史课本的“去本国化”过程中，纳尔逊的名字被从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删去，而他那立于特拉法尔加广场（如今改名为德洛尔广场，名从欧洲委员会主席）的塑像，则被欧盟的奠基人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的塑像所代替。《劳工方针》保证各个管理者听命于劳资联合会，尤其是来自高层的命令。英国的日常生活则由“联邦风尚”掌控（“联邦”已成为形容“好”或“时尚”的流行语），它规定女人们应该像德国女人那样留腋毛，最为可怕的是，男人们在见面时应该相互亲吻对方两边脸颊各两次。大陆式有轨电车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伦敦街道上的小汽车与公交车，使从前快捷简便的行程变得无止境的漫长而复杂（据说，在书中所有的预想场景中，这一场景是最不具说服力的）。一条欧洲方针强制要求英国人靠右行驶，造成了大量交通事故，而一支联邦警力，亦即欧洲刑警组织，则和盖世太保的所作所为相差无几（假若英国被纳粹统治）。德语是各个学校里教授的唯一外语。所有这一切都这样的真实，借用书中的英雄（当然会取名“霍雷肖”）的话说即“德国人……几乎操控了整个联盟，还称之为‘帝国’……这是发现没有他人偷听的时候，他们内部的称呼”。无须讳言，霍雷肖领导了一场反抗运动，最终摧毁了让人深恶痛绝的大陆外国人的统治。

如果说预测性小说在于警告英国大众目前政策应该保持不变，否则会引起各种悲惨的后果，比如《威廉到来时》或《阿道夫到来时》，反事实小说则假定如果纳粹于20世纪40年代占领了英国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并在这样的假设上随意发挥，那么，《亚琛备忘录》则正好位居这两种小说之间。真正的反事实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曾反映欧洲怀疑论的风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小说《祖国》（Fatherland，伦敦，1992）。小说没有将故事设置在英国，而是设置在1964年的德国，小说讲述了一名侦探（也是一名党卫军）的故事。在调查一系列谋杀案的过程中，他逐渐揭开了政府的一个秘密计划：清除犹太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主犯，销毁一切残留证据，以便防止那些证据破坏与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即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哈里斯知道他要围绕纳粹德国进行描写，而该书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对如果柏林（日耳曼尼亚）赢得大战胜利可能出现的场景进行了准确的描述。《祖国》中包含了强烈的欧洲怀疑论的话外音。正如哈里斯在为小说面世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我花了4年时间来写……一本关于德国超级大国的虚构小说，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它却已经开始变为事实了……事实上，人们无须接受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观点就能发现，对于西欧来说，过去纳粹曾经有过的计划与现在已经发生的（经济方面的）事实真的非常相似。”这样的信息，在描写英美两国与纳粹主义的合作态度时得到了凸显，故事中，英国由复辟后的亲纳粹君主爱德华八世统治，而身为绥靖主义与失败主义者的前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则成了美国总统。刺激、悬疑、精心构思，使这部小说迅速列入畅销之列。不过在同时，如罗森菲尔德所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祖国》在英国取得的商业成功，反映出小说很好地挖掘了英国人的心态，他们对于统一后的德国、对欧洲融合的愿望，都抱有不确定性。”

该小说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众多东欧独裁统治的崩溃中获得线索，暗示就算第三帝国获胜，它也将是一个脆弱的结构体，不可能比希特勒存活得更久，并会因其所具有的原始力量与好斗性而很快败下阵来，最终走向注定的衰落与瓦解。与C·J·桑瑟姆于2012年出版的小说《统治》（明显受《祖国》的影响）一样，哈里斯跟随了主流史学，强调了纳粹政体的分裂及其不稳定本质。不过，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两部小说所基于的反事实猜想场景却是大相径庭的。比如，桑瑟姆并不像其他作者那样，认为亲纳粹的前君王爱德华八世会复辟而取代其弟弟乔治六世，首先就因为大部分英国人都不会原谅其之前的退位行为，并且德国人也知道他将是“一个如此不具责任感的蠢人，作为君主，对任何政府来讲他都让人头疼”。然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纳粹在任命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克罗地亚的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等同样不受欢迎的合作者时，却没有这样的顾虑与踌躇。从乔治六世的真实战时记录来看，假如英国真的沦为纳粹附庸国，他也不可能继续待在英国，尽管没人敢于信誓旦旦地确定这一点。至于让温莎公爵出任纳粹扶持的傀儡君主，则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纳粹要真的把他弄到手会非常之难。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对温莎公爵非常上心，一方面想设法将他送到岛外，先将他转移到葡萄牙，接着到巴哈马，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避免让他落入纳粹手中。

更为严重的是，无论纳粹领导层有多么分裂与不和，哈里斯所描写的场景都与一个德国统治下、处于战后和平时期的稳定的欧洲在历史合理性上相去甚远。实际上，许多历史学家也都认为，对于纳粹而言，战争既是无限度的，更是无尽头的。在其写于1928年但久未出版的《第二本书》（Second Book）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场合中，希特勒都十分清楚地说过，占领东欧的目的不仅在于为德国提供食物供给来源，以免再次像“一战”时那样因遭协约国封锁而使德国深受重创，更是为了让德国成为一个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土地帝国”（land empire），一个可以为更大规模战争（德国与美国之战）提供长久支撑的土地帝国。因此，假如德国真的摧毁了苏联——一个非常大的“假如”，桑瑟姆曾用以假设20世纪50年代时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依然在一决高下却一直不分胜负——和平也不大可能到来。史学家蒂姆·梅森（Tim Mason）因此写道：“1941年之前，无论人们如何解读希特勒关于将来与美国世界霸权的战争的构想，其在俄罗斯欧洲领土上占据‘生存空间’的构想绝不是终极目标，希特勒不断深思的问题是，一旦德国人发现他们已经无须再与敌人对抗了，那么国民堕落的危险也就种下了。”为了让猜想场景变得合理，哈里斯必须为小说加上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即纳粹同意结束战争，他的做法是让希特勒与美国的战争陷入长久的僵持，最后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从我们对希特勒已有的了解来看，希特勒是永远都绝不甘心妥协的，而是正如他所说的，总要“拼个鱼死网破”。对于他而言，唯有成功与灭亡，唯有意志的胜利与万劫不复，绝无折中之选。而从实际来看，德国与美国在资源上存在巨大差异，两国之间不大可能会以僵持告终，更不可能让第三帝国征服英国并与苏联达成和平协议（又一个不可能）。为了支撑自己的幻想，哈里斯改变了事件的必要条件，但他的改变太多太大，因而也已无法使之成为具有可信度的反事实历史，哪怕它用了小说的形式。

20世纪90年代，英国产生的欧洲怀疑论反事实主义，逐渐削弱了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的观点，即认为从长远看来，英国人眼中的希特勒与纳粹主义已经出现了“正常化”，并在某些未来小说中得到了呈现。在那些小说中，人物形象都是可变的，纳粹主义已不再仅仅是道德审判的对象，不再仅仅重现盟军那沾沾自喜的抵抗；对于反事实中的纳粹的未来，英国人的态度、描写也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自我批评的味道。罗森菲尔德在书中每一个可能的阶段里如念咒般不断重复着这些观点。但这样的做法却是非常严重的过度简化。20世纪90年代，英国对德国的态度急剧恶化，以至于欧洲怀疑论曾一度将纳粹与德国混为一谈，掀起了一场对纳粹获胜后欧洲将出现怎样的场景进行猜测的热潮，这些都说明罗森菲尔德的言论是一个谎言。由于英国对德国及德国历史的态度急剧恶化与罗森菲尔德的理论不相符，于是他索性将其忽略。另外，就事论事地说，“正常化”这一概念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究竟什么样的“正常”才能叫正常？唯有在给定的历史背景中才有可能界定：担心欧洲的未来会由邪恶的纳粹掌管，这在“二战”时期的英国属于正常范围；认为这样的未来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展露或即将展露，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欧洲怀疑论作品中也是常见的。再者，“正常化”本身就是一个预测性概念，其含义是任何事情，一旦变得“正常”，便也总会在未来保持如此。因此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而非历史的观点，是无法被实证性的调查验证的。(www.daowen.com)

使用“正常化”这一概念，可以抹平其他国家出现的对德态度的转变，这在罗森菲尔德的描述中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整本书中，最不具说服力的是声称20世纪90年代“德国对记忆力量与正义可能性的信念不断衰减”，或“想要使纳粹历史的记忆正常化”。相反，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再次统一，20世纪90年代还见证了许许多多其他事件，包括战争罪审判在整个欧洲的再次进行，犹太大屠杀在欧美人民记忆中的再次浮现，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大屠杀纪念馆在许多国家的开放、曾被忽视的德国集中营遗址变成了开展追悼与相关教育的中心，在新的德国首都柏林立起了深受纳粹之苦的犹太受害者纪念碑，以及对曾经参与纳粹罪行的无数德国机构的揭露（从武装力量到医学界，再到后来的外交部及其外交官），等等。罗森菲尔德的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并非仅仅依赖于那个粗制滥造且又被最终证明为多余的“正常化”概念；并且还没有将猜想历史事件——无论真实或虚构的——设置于恰当的历史语境当中。历史语境绝非是一个单独、可预测、向“正常化”行进的线性发展过程；历史语境既是过去的经历，也是现在的经历，充满无从预测的跌宕起伏。

历史语境的变化，在后战争时代的作品中是非常明显的。在很多人所能想象的世界里，希特勒从他的柏林地堡中设法逃了出来，并一直活到了后战争时代。类似的大量虚构小说，尤其是那些出自美国人之手的作品，都致力于营造一种假若希特勒未对其所犯罪行付出代价，许多人将会感觉到的那种沮丧感。像菲利普·凡·伦特（Philippe van Rjndt）的《阿道夫·希特勒大审判》（The Trial of Adolf Hitler，纽约，1978）、戴维·B·沙尔奈（David B. Charnay）的《魔鬼行动》（Operation Lucifer: The Chase, Capture and Trial of Adolf Hitler，伦敦，2001）（这本书大量参照了《阿道夫·希特勒大审判》），还有詹姆斯·马里诺（James Marino）的《阿斯加德方案》（The Asgard Solution，纽约，1978）、约瑟夫·海伍德（Joseph Heywood）的《别尔库特》（The Berkut，纽约，1978）等，所有这类著作都满足了这种写作目的，换一种说法，它们就像是一大堆B级电影^[4]和漫画故事，都在描绘着没有将活生生的希特勒送上审判庭便可能出现的危险。用这种方法去想象希特勒活下来的故事，都植入了一种政治批判，是对各国政治没能将老纳粹绳之以法的一种反思。这种政治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重启对战犯的审判后变得尤其令人瞩目，比如1961年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艾希曼审判，以及1964年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等。与此相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那奇怪的短篇小说《逃往圣克里斯托瓦尔》（The Portage to San Cristóbal of A. H，伦敦，1981），似乎旨在抨击人们对希特勒的痴迷。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有关希特勒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等的大量出现，这种痴迷变得更加显著，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希特勒浪潮”。斯坦纳似乎在告诉我们，苟活在南美丛林中的希特勒已与20世纪晚期没有关系。今天的人们，尤其是犹太人民，不该一再地提起他；相反地，应该将他遗忘，这样才能更为自信、更为乐观地面对未来。

最近出现的一拨书却截然不同，这些书都称希特勒（通常还有他的情妇伊娃·布劳恩）其实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而实际上逃离了地堡。这些书的作者都宣称其作品是基于事实的，有的还是基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开启这一潮流的是英国外科医生W·休·托马斯（W. Hugh Thomas），他在1995年出版的书曾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关注，那本书旨在证明，从柏林地堡上方的帝国总理府花园废墟中找到的烧焦的人体残骸并非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托马斯列举了大量看似具有说服力的法医证据，而他的医学专家资历也增加了其可信度。不过，他曾在多年前就声称，在1945年的纽伦堡战犯审判中被判终身囚禁、后监禁于柏林外围处的施潘道堡中的纳粹党副党魁鲁道夫·赫斯，其实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人冒充的；类似的，2001年他又将对象指向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目击证人证词中说希姆莱在被捕后于1945年自杀，这一点也得到过英国军队的承认，但托马斯却同样声称自杀的其实另有其人。显然，托马斯非常热衷于发现那些不可能的替身，但他往这一名单上添得越多，其理论反而变得越发不具说服力。要完成这些骗局，需要进行相当大规模的密谋，而在他最近关于希姆莱的书中，已经能非常明显地看到，除了有一些是经过严格检验的医学证据外，没有任何历史的或法医的凭证。

至于真实的赫斯、希特勒、布劳恩、希姆莱等究竟发生了什么，托马斯却无话可说。不过这一空白在新世纪交替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则被许多其他作品用想象填满了，其中就包括罗恩·T·汉斯格（Ron T. Hansig）的《希特勒的逃脱》（Hitler’s Escape，伦敦，2005）。而引起媒体极大兴趣的是《灰狼：希特勒的逃脱》（Grey Wolf: The Escape of Adolf Hitler，伦敦，2011），作者是两位英国记者，杰勒德·威廉斯（Gerrard Williams）与西蒙·邓斯坦（Simon Dunstan）。2013年4月11日，《太阳报》在报道该书时称它“引起了轰动”。在这本书中，希特勒从他的柏林地堡中成功逃脱，与他的情妇伊娃·布劳恩生活在“巴坦哥尼亚的荒野上”。在这期间，根据作者的描述，希特勒夫妇还生育了两个女儿，“她们大约10年前都还健在”。显然，当红军向柏林发起进攻的时候，希特勒夫妇早已经过一条密道从地堡中逃走了，由两名替身留在地堡中并上演了自杀的骗局，而苏联红军当初所找到的就是这两个替身的烧焦的尸体。希特勒一家则搭乘一艘潜艇逃到了阿根廷，在靠近巴里洛切的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在那里，饱尝折磨的元首在之后的岁月中一直密谋着“第四帝国”的建立，一直活到73岁，于1962年去世。《太阳报》引作者的原话称，这是“历史上最巧妙的手法”：

据说，作者在2011年10月28日曾告诉《每日邮报》，说书中的证据“耸人听闻”，他们还告诉《天空新闻》：“我们并不想重写历史，但是我们发现的有关希特勒逃脱的证据却耸人听闻，是不容忽视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希特勒或伊娃·布劳恩之死的法医证明，但他们在阿根廷的生活确有目击证人，而这些证人的讲述又都无不令人信服。”

当然，如同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这里的问题在于作者所添加的尾注变得模糊不清，当涉及是什么支持其关键言论和是否允许读者去检验时，便闭口不谈。另外，他们对证明地堡里的尸体属于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的大量切实证据——包括已被希特勒的牙医验证为实的那些牙齿，都一笔带过或彻底略过不提，被忽略的还有那些由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战争后立即收集的、随后收入《希特勒的最后时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伦敦，1947）中的希特勒随从们的目击实录。最后，作者也并没有对他们所相信的希特勒和伊娃·布劳恩留有两个女儿生活在阿根廷这件事进行探究。再次，这样一个要依靠假设一个巨大的阴谋去压制真相的理论历经了好几十年，涉及无数专业历史学家、目击证人、档案、官员、调查人员、记者及许多其他相关人员。书中很少涉及作者的历史观，作者也忽略了已有的研究，使这部作品成了一种蓄意的欺骗，成了追求真实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败。

从方法论上讲，这类充满谬误的历史调查与否认犹太大屠杀这种政治驱动下的现象是紧密联系的，这种投入了巨大法医力量的政治驱动旨在证明：“二战”期间的600万犹太人并非纳粹所杀，奥斯维辛也没有集中营，希特勒也没有计划要屠杀犹太人，而历史学家们整理出来以证明这些事情的证据，其实都是战后由犹太人策划的阴谋所编造出来的。像托马斯或威廉斯与邓斯坦这样的作者，其目的相对来说是没有政治动机的，也的确不能将他们称为犹太大屠杀的否认者，因为那些杀戮者通常是由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新纳粹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等驱动的，借助他们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都有大量学术性的脚注，并都冠之以“历史研究所”之类听起来很庄重的名义）来试图说服人们相信，是庞大而罪恶的犹太阴谋操控着大众媒体、历史专家、政府官员、高等学府及政治党派，目的是要逼迫他们压制真相，为其自身利益而主宰公众的视听。

这种类型的阴谋论，通常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声称已有知识是“官方”知识因而不可相信。这种理论的更为极端的表现形式（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话）出现在小M·罗伯特·K·特斯克（M. Robert K. Teske，Jr.）的《欧米茄档案：军工/纳粹/外星人关系及“第四帝国”的美国渗透》（The Omega Files: The Military-Industrial/Nazi/Alien Connection and the Infiltration of America by the Fourth Reich，纽约，2012），该书的宣传简介是这样开始的：

你即将阅读到的内容颇具争议性，可能还会冒犯部分读者。建议谨慎阅读。（注：文中所用之“外星的”一词，可任意代之以“恶魔的”“堕落天使”“超自然的”“神秘的”等，因为其中之任何一个，在本书之语境内均可适用。）……如果如已故的J·艾伦·海尼克（J. Allen Hynek）所说的那样，40个人中有1个以上——或者根据最新资料来源来说，10个人中有1人曾因“外星人/秘密政府”计划而被劫持或“处理过”，那么你一定知道曾遭受过这样劫持的某人，而他也知道劫持之事。这里的信息便是专为他们而提供的。而对于那些还不是“UFO（不明飞行物）劫持者”的人，这份档案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而有用的，并可能会在某天拯救你的性命！！！……这份文件中包含了关于全球阴谋的极其错综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很多细节，这个全球阴谋似乎根植于一个外星人——军工的联合协作当中，目的是要通过实现一个时常被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政府，将所有自由且相亲相爱的地球子民纳入其统治。

书中称飞碟是由纳粹在战争结束前造出的，供第三帝国领导人逃跑时使用。这些领导人之后都藏匿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南极洲）的地堡中，正努力建立那个“世界新秩序”。

这些想法看似异想天开，但由公共政策民调基金会（PPP）于2013年3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则显示，“28%的美国人相信一支秘密的权力精英正手握一份全球主义议程，密谋通过一个全球独裁政府，或者说一个世界新秩序，从而最终统治世界”。29%的人相信外星人的存在，21%的人相信1947年曾在新墨西哥的罗斯韦尔有过UFO坠落事件，而美国政府却将真相掩盖了。类似的看法在共和党人中比在民主党人中更为盛行（尽管民主党人中只有15%相信“世界新秩序”理论，但仍然有6%认为巴拉克·奥巴马是反基督教分子；虽然较之于共和党人的20%，这个数字低了很多，但还是挺令人吃惊的）。这些想法都是对政府极端不信任的一种隐喻式表现，人们将政府象征性地等同于纳粹主义那样的邪恶势力。这种不信任还同时伴随着这样一些观点：认为政府及那些号称正规出版物的成果，比如大学学者及研究人员的成果，都在蓄意掩埋真相；而只有特斯克、汉斯格、托马斯、威廉斯、邓斯坦等少数人，或形形色色的否认存在大屠杀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深入研究与尖锐洞察力，才有机会发现这些真相。这种类型的推测，或者说这样的伪历史和小说，与反事实历史和小说是不同的，尽管也有明显的关联。它们号称不是对可能发生的另一种事实的呈现，而是对“真正”历史事实的“真实”呈现。但两者间的界限却极其微小，常常难以识别。

不妨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将其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纽约，1962）的背景设在一个虚构的战后世界，在那个虚构的世界里，纳粹和日本取得了胜利，瓜分了战利品，尤其是北美。但与此同时，书中的主人公读过一本现实中真正存在的反事实小说《沉重的蚂蚱》（The Grasshopper Lies Heavy），而那本书却描写了现实的另一个版本，故事中德国与日本战败，希特勒被抓获、受审、判决，大英帝国历经战火而继续存在，中国国民党赢得了内战。到小说的结尾处，书中人物发现《沉重的蚂蚱》描述的竟然是真相，而他们自己则是虚构的。这里，科幻叙事与虚构叙事只有短短一步之遥。在这样的科幻小说中，时光之箭被环境折弯，但可以由时光旅行者返回到原始事件去将事情放置进正确的轨道，从而将这支箭扳直。在这类小说中，作者通常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一个非常真实的事实场景，比如20世纪的英国依旧还有异端裁判所，自16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胜利以来，至今英国依旧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与早期的现代西班牙大致相同。不过科幻小说作家倾向于在这样的描写中引入完全无历史依据或甚至不具可能性的情节，诸如未来科技、激光枪、时光机器之类，将读者远远带离他们的反事实叙事。

现实与虚构就这样彼此交织，许许多多的另类历史故事也是如此。在那些故事中，相当多一部分都假设希特勒一直活到了后战争时代，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则假设希特勒还没有上台执政就已死去，或者虽然活了下来但没能当上德国总理。从大部分看来，这类小说都是一厢情愿式想象的经典案例；无论是想象希特勒没有成为德国总理，还是设想他在战后被送上了审判台，几乎都不言而喻地表达出事情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类题材中也有一小部分作品，特别是喜剧演员斯蒂芬·弗赖伊（Stephen Fry）的《制造历史》（Making History，伦敦，1996），则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在纳粹主义的兴起与获胜中，人为的历史与非人为的历史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平衡因素？他们的回答是，就算没有希特勒，事情也会以相似的情形发生。你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你认为伟人究竟能将历史进程操控至何种程度（不论其出发点是好还是坏），同时也取决于你对希特勒所犯下的纳粹主义罪行的谴责到底有多深，或者（像弗赖伊那样）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将责任归咎于德国人民。最终，如弗赖伊的小说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幻想——如想象希特勒在战争中苟活了下来——多为娱乐性或其他性质目的。希特勒在纳粹环境中的形象，他所开展的那些集会、游行、演讲以及政治鼓吹活动，一切还那般历历在目，也都吸引着人们去想象他在流亡之时还多少过着传统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过我们从大量证据中就得知，希特勒事实上根本不会想苟活于战败之后。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坚信自己是在践行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如果他失败（正如在实际中那样），则唯一的出路便是一死，这也是其他众多主要纳粹分子的信念，包括戈培尔、戈林、希姆莱以及众多纳粹将军、政府部长和纳粹高官等，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纷纷自杀，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我殉葬浪潮。

另类历史故事长期以来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流，世界科幻年会自1995年开始便为猜测性历史颁发了两次年度侧面奖^[5]（Sidewise Awards）。这一奖项取自默里·莱斯特（Murray Leister）193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时空的侧面》（Sidewise in Time），小说中，1935年的一场异乎寻常的暴风雨，将地球的某些部分带到了与我们历史类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多种时间轨迹上，在其中一条时间轨道上，罗马帝国一直延续至近代，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还出现了一支罗马军团；而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在一些地区大获全胜；旧金山则被俄国占领。这个故事在科幻小说界大获称道，有效地奠定了现代历史故事的流派基础，并在随后几年中催生了一系列同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世界与虚构的另类历史之间的界限是飘忽不定的，现实世界与被称作现实的另类幻想历史之间的界限也是飘忽不定的。

所有这类作品与更为严肃的反事实历史作品的区别在于，后者通常更加关注事件的因果关系，而因果关系在前者中通常都是缺失的或仅仅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反事实历史强调现有因果链中的某一个变化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导致了随后历史进程中一系列变化。而另类历史则只是简单地呈现一个与真实世界相似的世界，而不会仔细探究它是怎样形成的。调查性医学或新闻类历史着力于在改变过的历史中建立一个事实，然后用成百上千页的篇幅去“证明”希特勒在战争后依然苟活于阿根廷，或证明那个囚禁在施潘道的“鲁道夫·赫斯”并非其本人，而对那些所谓的发现究竟会对历史进程造成怎样的影响，则并无真正的兴趣。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作者来说，这些作品的最大魅力是对那些假想的证据本身的描述机理。

不过，在本质上，反事实历史与虚构历史（由于属于全然的想象而有着更加明显的虚构痕迹）都属同一范畴。虚构历史中的一部分可追溯的记录甚至更长，早在反事实历史变得普遍之前就已经流行。后现代怀疑主义打开了各类作者的思想枷锁，使他们得以想象本可能出现的历史，并且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想象行为与真实历史事件及真实历史人物联系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流派中，读者与作者达成了一种隐性契约：他们都有过短暂的怀疑，因为他们都知道，去想象希特勒在1964年的阿根廷苟且偷生，到底会有多么刺激；去想象英国拒不加入纳粹主导下的欧洲，借以把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这样的做法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说服力；去想象希特勒没有在战后受到制裁，从道德上讲究竟会让人多么遗憾。因此，想要评估反事实叙事法在研究及理解真实历史进程中的实用性或其他作用，我们就必须将这些巴洛克式的光怪陆离的想象产物摒弃一旁，而去试着更加准确地弄清楚反事实究竟是如何与事实联系起来的。

[1] 博斯（约1450—约1516），荷兰籍高产画家，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启迪者，奇幻视觉始祖。其画作大量使用各式象征符号，许多在当时都显得艰深晦涩。大多描绘人类罪恶与道德沉沦，以恶魔、半人半兽甚至机械形象表现人之邪恶，画风奇异、魔幻。——译者注

[2] 萨基，原名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1870—1916）小说家，出生在缅甸，生长在英国，参加“一战”并在前线牺牲。——编者注

[3] 布鲁塞尔指代欧盟。——译者注

[4] B级电影，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普遍布景简陋，道具粗糙毫无质感。——编者注

[5] 侧面奖，一个专门针对架空历史类型小说的幻想小说奖项，下设长篇小说奖和中短篇小说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