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呢？假如希特勒丧命于1930年的一场车祸，纳粹党是否还会上台？“二战”是否还会爆发？600万犹太人又是否还会遭到屠杀？假如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没有发生，美国奴隶制是否会更早废除？1860~1865年的南北战争是否就可避免？假如贝尔福当年没有签署《贝尔福宣言》，以色列国最终是否还能成立？假如列宁没有在50岁出头时就去世而是多活了20年，那么残酷血腥的斯大林时代是否可以避免？假如西班牙无敌舰队当年成功入侵并占领了英格兰，那么英格兰是否会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其艺术、文化、社会、科学及经济又将怎样发展？假如阿尔·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第二次海湾战争是否还会爆发？假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获胜——正如维克多·雨果在其鸿篇巨作《悲惨世界》开篇中所推测的那样——又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位小说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打了败仗？然而这些既成事实，正如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所写的那样：“这些事是抹煞不了的。岁月已给它们打上了烙印，把它们束缚住，关在被它们排挤出去的无限的可能性的领域里。但是，那些可能性既然从未实现，难道还说得上什么可能吗？抑或唯有发生了的才是可能的呢？^[1]”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们。但正如E·H·卡尔（E. H. Carr）《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由他1961年在剑桥大学的特里维廉学院所做的系列演讲集结而成——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不过是一种娱乐性室内游戏而已，是几百年前帕斯卡就曾经讥讽过的一种可笑的推测。帕斯卡曾问道：假如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略微短一点儿，那么她就没那么漂亮，也就不会给本该为击败屋大维而备战的马克·安东尼带去致命的诱惑，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结局又会如何呢？罗马帝国是否会因此而从未建立呢？它依然会建立，哪怕换一种不同的方式或者在一个稍微不同的时间点。起作用的是众多因素，而非一人的好恶。类似的讽刺也可以在18世纪通俗小说中找到，比如《罗伯特骑士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Robert Chevalier）。该书于1732年在巴黎出版，随后很快被翻译为英文，书中假想了美国原住民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就发现了欧洲大陆。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曾取笑牛津大学，称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无聊、最无用的日子。他写道，如果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没有在733年击败摩尔人，伊斯兰教将可能统治整个欧洲，而“牛津的所有学校就都有可能要教学生如何阐释《古兰经》，教士们也都可能要给信众传授穆罕默德的圣训和真言”。显然，吉本认为，至少就牛津大学而言，其结果还是会与现在的情形大同小异。

关于“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在数百年中，很多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过或多或少的猜想。罗马史学家李维（Livy）曾揣测过要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罗马，那么世界究竟会怎样的问题。西班牙骑士朱亚诺·马托雷尔（Joanot Martorelli）及其朋友马蒂·朱安·德·加尔巴（Martí Joan de Galba）的传奇故事《白骑士蒂朗》（Tirant lo Blanc）则在其想象的世界中，让拜占庭帝国打败了奥斯曼帝国，而不是相反。该书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攻陷后的数十年里写成的，也是第一次以架空历史的方式出现的作品，具有较为明显的一厢情愿的特征。以理性的方式看待历史，例如像吉本的著作那样，将人类历史视作上帝“神意”的展现，这是对既定事实进行历史书写而非虚构猜测的必要前提。正如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于1835年第一次对该主题进行讨论时，在名为“论未曾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短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神意”这一概念“据为己有”时，这一概念是无法说服一位公正的旁观者的。这种观点并不新奇，尽管迪斯雷利试图通过引用一些对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猜测（尽管只是很简要地猜测）的历史文本对该观点进行支持，例如，假设亚历山大大帝成功占领意大利，查理·马特败给摩尔人，西班牙无敌舰队成功登陆英格兰，或者查理一世未被处决，世界究竟会怎么样。迪斯雷利归根结底真正想说的，是历史学家应将“神意”的观点转变为“意外”或他所称的“宿命”的概念。不过，在充分展开这种猜想前，还需要再多进一步。像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一样，吉本依然将时间视为永恒，视人类社会为不变：他笔下的罗马元老很容易被人们想象为头戴假发、在下议院中不停争论的18世纪的绅士们，而他们所表现出的品德则颇似吉本在他的同代人身上所发现的品质。如果历史选择了另一种不同的进程，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需要一种新的浪漫主义眼光，需要把过去与现在完全分开，需要赋予每个时代其自身的特殊性，正如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及其史学门徒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认为的那样。

最先详尽地阐释这一观点的是拿破仑皇帝的崇拜者、法国作家路易·若弗鲁瓦（Louis Geoffroy），这不足为奇。的确，拿破仑大帝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便被流放至圣赫勒拿岛，然后在追想本该如何战胜敌人的梦境中度过了余生。这位昔日的皇帝叹息道，1812年大军靠近莫斯科大门后，如果俄国人没有火烧莫斯科城，他的军队便可在城中越冬，然后“一旦气候转暖，我便可朝敌军挺进；我便能击溃对方；我便会成为敌军帝国的主宰……因为我原本只需要与人和军队开战，而不必与自然开战”。拿破仑被“冬将军”击败的传说便由此诞生。但若弗鲁瓦却认为浇灭莫斯科的熊熊烈火并非成功必需，在1836年的短文《拿破仑征服世界》中，他让拿破仑北上挺进圣彼得堡，击溃俄国军队，俘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并占领瑞典。接着恢复波兰王国，完成对西班牙的攻占，继而在剑桥战役中让一支军队登陆雅茅斯北部的东盎格鲁海岸，彻底摧毁由约克公爵带领的23万英军。英格兰从此并入法国，被划分为22个法国行省。截至1817年，他成功将普鲁士从地图上抹去，4年后击败巴勒斯坦一支庞大的穆斯林军队并占领耶路撒冷，摧毁城中所有清真寺，还从萨赫拉清真寺的废墟中将黑石运回法国巴黎。

拿破仑的胜利还远远没有结束。趁着迅猛之势，他随后征服了亚洲，包括中国和日本，他摧毁了除天主教外所有其他宗教圣地，在非洲建立霸权，将美国降于法国管制之下，并于1827年将美国南北部各州的州长召集至巴拿马召开国会使之生效。在他名为“世界统治者”的就职演说中，拿破仑宣告其全球帝国制：“在我的种族内实行世袭，从现在起直到时间的终结，全世界都将只有一个国家、一种权力……基督教是世上的唯一宗教。”由于有教皇授予的“全能者”这一新的称号，拿破仑甚至还重新获得了天伦之乐，因为在其奥地利妻子（仅出于政治联姻）去世后，他再次结婚，迎娶了心爱的约瑟芬。

最后，拿破仑于1832年逝世，一生获得了历史上任何政治家或将军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非但不是一位残酷冷血的独裁者，而且保留了议会，成为一位开明而爱好和平的君主。法兰西的胜利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似乎表明，这一切都主要归功于神意的造化，至少从这个层面上讲，若弗鲁瓦的作品是相当过时的。并且，该作品还无可避免地加入了非常浓厚的历史要素——或者应该称之为伪历史要素：历史进程的某一改变导致了一系列漫长的历史事件无可避免地随之发生，毫无偏差或逆转的可能，并且直接定下了历史的结局，就像拿破仑在其就职演说“世界统治者”中所宣告的那样。甚至连维克多·雨果也没有设想得这么远，他在《悲惨世界》中认为，神意已经裁定历史不再为拿破仑这样的巨人留有一席之地，因此在滑铁卢战役中，沉闷迟钝、天性愚昧、缺乏想象力的威灵顿反而战胜了天才的拿破仑，这就足以表明在更大意义上，这次战役标志着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显著的转折点，而非简单表明法兰西军荣的终结。

当然，若弗鲁瓦本人也深知，神意已决定世界不应由拿破仑统治，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会让读者想到现实。他曾多次提到会让拿破仑深感不堪的另一种历史，比如他写到拿破仑可能会在滑铁卢战役中失利并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又比如他写拿破仑征服亚洲后站在甲板上行驶在南大西洋时，突然眺望到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圣赫勒拿岛，这一眼让他不寒而栗，并让他暂时从脑海里的幻想中醒了过来，将目光投向环绕在四周的真实环境中。读者们都知道，现实中的拿破仑是在莫斯科大门前被打败的，也都知道俄国人之所以取得1812年的胜利，正因为他们拒绝与这位法兰西皇帝进入一场酣战。就若弗鲁瓦的作品而言，除开这些不足之处，它是第一部获得广泛认可，且论述详细的推测性历史猜想小说。它面世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正值拿破仑传奇深受热捧的时期，之后又伴随着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尤其是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发动政变以及于第二年以拿破仑三世之名黄袍加身——而风靡了15年。帕斯卡或吉本的奇想则因非常严肃的政治目的而让位给了若弗鲁瓦。若弗鲁瓦本身是拿破仑一世的养子，拿破仑在若弗鲁瓦的父亲于奥斯特里茨战役阵亡后将其置于庇佑之下；若弗鲁瓦本人的全名也并非路易，而是路易–拿破仑。不过，该书的魅力与影响依旧从19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并且不时被再版出来以提醒法国人那些本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在1937年，作家罗伯特·阿龙（Robert Aron）还执笔进行了反驳。在他的描述中，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但认为战争与征服是不义之事，于是退位并自愿将自己流放至圣赫勒拿岛，展示了其“内心的伟大”与“着眼于必需的见识”。

显然，若弗鲁瓦的描写是在最大尺度上进行的一种主观幻想，是一厢情愿。其作品所运用的方法前提在20年后，也就是1857年，被哲学家查尔斯·勒努维耶（Charles Renouvier）在一系列文章中采用并系统化，该系列文章随后被出版成书。勒努维耶为该书起名为《乌托时》（Uchronie），从此为法国人和德国人所熟知。“勒努维耶虚构出了一段乌托时，一段空想的过去时间。他不按照历史的原样去写，而是写历史本该成为的样子。”如果勒努维耶用“可能成为”取代“本该成为”，可能会显得更诚实一些。他本人的写作方法带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他运用图表的形式阐释其方法，图中展示了一系列历史阶段，但其起点时刻却是假想的历史，是从真实的历史中脱轨而来的，亦即用一个时间分裂点阐释历史的最初脱轨。然而，历史的假想轨迹是一条单行线，它将故事毫无偏转地引向想象的未来，而历史的实际轨迹却分裂成众多的短线，也都各有自己的终点，只有当这些短线被引回想象的主线时，它们之间才能被联系起来。关键在于想象轨迹脱离事实的角度，勒努维耶称这取决于作者各自的写作目的。对于勒努维耶来说，他是想通过一段虚构历史来唤起自由意识，从而推动自由进程的发展，他参照政治宽容原则，从罗马时代开始记载宗教发展史。

他首先描写了最初的情形。在涉及罗马人难以容忍犹太教时，他以19世纪中叶法国反犹主义者的典型口吻，称犹太人为梦想“统治世界”的宗教极端分子；他同时描写了罗马人对早期基督教的难以容忍。在这之后，他便进入了历史的最初脱轨：他让马可·奥勒留被人错误地宣告在一场战斗中死去，因此卡修斯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拥护者得以即位，成为新的皇帝。随后，卡修斯与复位后的马可·奥勒留联手，发动了一场革新运动，建立了自由农民制度而非奴隶制度，在历经了诸多的曲折与坎坷之后，最终带领这个西方帝国建立了基于家庭守护神之上的国家宗教，并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原则。狂热的东正教在东部大获全胜，从而引发十字军远征，但其所针对的目标却并非耶路撒冷而是罗马。罗马的居民是一支40万人的军队，他们对东部十字军深恶痛绝，企图改变信仰，皈依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耶稣教义，好在双方开战才没有实现这样的皈依。在东方，由于不容异说，政治陷入一片混乱，最终被蛮族打败；西方帝国则因主张宽容的斯多葛学派，而在高卢人、不列颠人、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民族纷纷宣告独立后依旧存活了下来，而那些民族也并未被宗教冲突所妨碍，建立了欧洲独立国家联盟。同样，在东方，大获全胜的蛮族重新引入了基督教，但经过了改革，没有忏悔室，没有惩戒所，没有修道院，总而言之没有任何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标志。科学与学术在各地繁荣发展，勒努维耶以呼吁人性结尾，旨在构建一个拥有国际法庭的国际联盟。勒努维耶通过一系列附录将这个结局圆满的故事和天主教长期以来毫无人性的掠夺形成对比，揭示出了理想历史与真实历史之间的鲜明反差。在他看来，真实的历史唯有在理想的历史映照下才富有意义。实际上，这本书是根据一本旧的手稿翻译而来的，原手稿由一个遭到迫害的不信奉国教的家庭所保存，他们想以此提醒自己：情形本可能是不同的，本可以很轻易变得更好。

然而，无论是迪斯雷利发表在一本无名期刊上的短文（那期刊甚至在英格兰都没有出现过），还是若弗鲁瓦关于拿破仑那鼓舞人心的幻想（尽管只在部分法国读者中大受欢迎），或是勒努维耶那十分深奥而又被人热烈讨论的反教权主义哲学专著，都没有开启人们对历史另一种进程的推测这一风潮。该类型的文稿只是偶见发表，像英国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的《如果拿破仑当初打赢了滑铁卢战役》一文就是为参加《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在1907年所举办的一场比赛而写的。特里维廉从维克多·雨果的猜想中获得启发，他认为，如果拿破仑当初真的赢得了滑铁卢战役，那么英国或许会被迫与其媾和，而在食古不化的卡斯尔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的领导下，经济和社会条件也都可能江河日下（就算有大诗人拜伦领导劳动人民发动反抗，结果也只能以遭到镇压告终，而这位高尚的诗人则将被处以极刑）。英国自由党将会逃到拉丁美洲，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反动的英国政府，并与西班牙联合作战以保留西班牙殖民地；而在欧洲大陆，尽管受到拿破仑的影响，法国的旧制度仍然会多多少少地以从前未改革时的愚民形式持续下去。拿破仑则并没有发起对世界的征服，面对受尽了绵延20余年的战火之苦的法国（或准确地说是整个欧洲），他觉得是时候停止征战了，于是停息下来度过了安定的老年时期。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最后在计划发动统一意大利的新一轮战争的过程中去世，而这次战争也终未爆发。特里维廉热衷于意大利的统一，他曾以三大卷来写意大利建国英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同时，他在政治上是坚定的自由派，有一部分辉格传统，他的伯祖父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也是这一传统的一员，是1832年扩大投票权最有力的倡导人之一。在构想拿破仑取得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后，他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并没有进行积极猜想，反而写成了一个消极的故事，描写出情况原本可能演变得有多恶劣，借此暗示，尽管滑铁卢战役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暂时的政治镇压并造成了经济困难，但因此摧毁了法兰西皇帝的暴政，为19世纪自由主义的多次胜利奠定了基础。当然，实际上特里维廉也非常清楚，这些故事的说服力并不强，因为就算1815年威灵顿带领的大军战败了，也并非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同盟军可能会再次集结起来战斗并获取最终的胜利；毕竟，在这次战争中，同盟军所拥有的物资和人力都要远远超过资源殆尽的法兰西。因此，特里维廉的这个故事同样是一个主要由政治动机与政治信仰所促成的虚构历史版本。

但是，这种文章的娱乐性功能绝没有消失。1932年，第一部该题材文集面世，由约翰·科林斯·斯夸尔爵士（Sir John Collings Squire）编辑，名为《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If It Had Happened Otherwise），其中就收录了特里维廉那篇关于滑铁卢的作品。斯夸尔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诗人，骄傲自负而又思想老旧，曾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英国的法西斯联盟，并顽固不化地与现代主义文学为敌。他喜欢将自己塑造为喝着啤酒、喜爱打板球的英国绅士形象，以此来保持他与其姓氏的相称性^[2]——的确，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曾习惯于将斯夸尔和他的小团体称为“绅士派”（squirearchy），他发表的许多作品也都较为轻松幽默。在他出版的多本书中，属于这种类型的就有《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该书的美国版叫《如果：重写的历史》（If: Or History Rewritten）。书中所选文章的作者大都为文人（没有女性作家）。其中许多作者改写历史进程只是为了娱乐和获得某些效果：通俗史学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就饶有兴趣地想象过，如果1492年摩尔人未能被驱逐出西班牙，那么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地位又将是怎样的？而外交家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则构想了拜伦当上希腊国王的情景。雷诺·纳克斯主教（Monsignor Ronald Knox）的文章则更加具有政治色彩，他描绘了1926年全国总罢工胜利后英国可能呈现的可怕景象：在联合工会及左翼社会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整个英国都可能变得如同苏联那样，教育自由与言论自由遭到镇压，政府掌控着国家的一切。这便是反乌托邦版本历史猜想的又一个例子，正如多年前特里维廉所写的那样。

不过，很大一部分文章作者都借此次斯夸尔出版文集的机会，以最为怀旧的方式沉浸在一厢情愿的假想中。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在《小小文学幻想》（Little Literary Fancy）一文中猜想了如果奥地利的唐·约翰（Don John of Australia）迎娶了苏格兰女王玛丽将会发生的情形——换言之，英格兰有可能也和作者一样，依旧信奉天主教（那样英国和欧洲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更加果敢地采取行动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法国就可能成为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德国通俗史学家及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猜想，如果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三世没有在1888年即位数月后就死于癌症，德国就可能变为议会民主制政体，而非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也就不会在1914年挑起“一战”，不会给德国自身、欧洲乃至世界都造成如此深重的灾难。查尔斯·皮特里爵士（Sir Charles Petrie）是一位保守派历史学家，与英国法西斯主义走得比较近（尽管他一直都反对纳粹主义），他之前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个章节也被收录在斯夸尔的文集中，说的是如果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在1745年从汉诺威王朝手中成功夺取王位，那么英国将获得更好的发展，尤其在文学与文化领域。温斯顿·丘吉尔则认为，如果当年李将军赢得了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那么最终结果将是英语民族的结合，丘吉尔自身便是这一结合的代表，他父亲是英国人而母亲是美国人。对历史选择了错误进程而产生的怀旧与遗憾情绪弥漫在书中的大量文章里，这些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消遣。这便是历史的“假如”版本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在许多年后还会加倍地一再重现。

显然，这些历史幻想大部分都容易受到挑战；至于这些作品所蕴藏的隐喻，若要从完全不同于其作者所猜想的走向去加以推演，也并非什么难事。菲利普·圭达拉所想象的伊斯兰教的欧洲世界（吉本和迪斯雷利曾探讨过该主题，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将好战的法国天主教排除了出去，这些法国天主教徒有可能在教皇的号召下，发动新一轮的十字军远征，去攻打获胜的西班牙摩尔人。在试图控制派系林立而又纷争不断的希腊人方面，大诗人拜伦可能比真正的希腊君主、后来成为倒霉的奥托王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子（Wittelsbach）也幸运不到哪里去。在1926年上演了总罢工的英国工会都是些温和的实用主义者，一提到“苏维埃英格兰”这个想法也可能会像雷诺·纳克斯主教那样感觉惊恐万分。苏格兰女王玛丽与奥地利的唐·约翰的婚姻也无法使这位苏格兰女王更坚定，或更理智，或更有能力地去控制那些新教徒，而这位奥地利王子也无疑将会被排挤出英国政坛，正如腓力二世迎娶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情形一样。法国路易十六和其他家族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从未表现出丝毫的成为立宪制君主的倾向，一旦能力达到，他们都会恢复专制体制。德国的腓特烈三世原是自由党人士这一说法，也在最近的传记里被证实为纯属神话，他完全就是残忍而肆意妄为的俾斯麦手中的软面团，一个受人摆布的软弱角色。英俊王子查理在后人看来可能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人物，然而他却太过软弱、毫无主见，就算坐上王位也不可能大有作为。而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十分强大而独立，就算有个成功的南方邦联也不可能产生与英格兰建立联盟的想法。毫无疑问，这些文章的目的并非在于让人信服，而仅仅是为了愉悦，只不过以臆想的方式而已。但已经很明显的是，历史学家们必须比斯夸尔文集中的那些作者更加谨慎，如果他们想要尽可能地让读者信服，就得为那些想象的故事设置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夸尔的文集反映着英国政治的各种变数和焦虑。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在议会获得多数席位，很多政治家，包括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和温斯顿·丘吉尔，都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英国政治与欧洲政治的轮廓越加清晰，各种各样的臆想才逐渐消失。在随后的几年中，反事实的文章依旧不时出现，有较为严肃的，也有不太严肃的。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是一部堪称鸿篇巨制的多卷本著作，里面收录了一些类似反事实历史的推测性文章，沿着吉本的思路，不但讨论了如果查理·马特没有击败摩尔人法国可能会是什么样，而且对维京人全面征服欧洲的后果进行了想象。1953年，美国作家约瑟夫·沃德·穆尔（Joseph Ward Moore）发表了小说《引达大赦之年》（Bring the Jubilee，又名《把银禧带来》），以20世纪中叶为背景，以一个世纪之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大获全胜为开始（小说从美国南北战争这一时间点开始偏离历史轨道，进行反事实描写）。小说中，胜利后的南方邦联占领了南美和太平洋大部分地区，但是德国赢得了“一战”并成为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但技术变革则发展迟缓，没有飞机，没有灯泡，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一方面是南方邦联的兴盛，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被逼进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北美地区，还陷入贫穷与种族暴力之中。作者的意图在于颠覆真实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以营造讽刺效果，而并非要设置一个让人信服的反事实场景；并且小说还有明显的科幻特征：作品中的英雄发现了时光倒流的方法（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作者已经预设了一个科技落后的背景），目睹了葛底斯堡战役，无意间改变战争的进程，以至于李将军最后战败，从而将时间轴移回到我们所经历过的真正历史，即北方军队战胜了南方联盟，随后的一切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简单地说，小说中的英雄被困在了他所创造的历史中，因为他所来自的那个世界已悄无痕迹地消失了。

尽管这类题材从未引领主流，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类杂志期刊中也能偶尔找到此类文章，都是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在各自研究领域内进行的猜想。1961年，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同时也是畅销书《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的作者，发表了短文《如果希特勒在“二战”中获胜》，文中将后果描述为纳粹占领了美国并在国内开启犹太人大屠杀。文章旨在考验并唤起美国人对邪恶的纳粹党的记忆，因而讲述了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高官，也是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对他的审判再度勾起大众对纳粹所犯下的真实罪行的回忆。夏伊勒是一位新闻记者，20世纪30年代就在德国目睹过纳粹的排犹暴行。他一开始就明白，希特勒享有广大普通德国民众的强力支持，所以他不希望纳粹的这段历史被人遗忘，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在联邦德国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背景下。学术方面的其他成果还有：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就反事实叙事法发表了一篇更为严肃的文章，简要分析了如果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成功登陆英格兰可能带来的后果：西班牙腓力二世将会占领英格兰并恢复天主教，还会通过控制英国丰富的经济资源实现其称霸全球的野心，甚至可能使反宗教改革在德国取得胜利并在北美建立起西班牙的统治。

40年后，帕克带着一本文集再次回归到反事实叙事法研究，这一次他更为系统地阐释了这种猜想方法。他的文章以及其前后许多文集都表现了反事实的一个特点：这种历史性猜想总是选择以论文形式呈现，且通常十分简短。由于缺乏实证材料，历史学家们很快便有了力不从心之感。而更为详尽的反事实猜想则大部分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其中尤为重要的反事实小说成果是1975年面世的意大利作家圭多·莫尔塞利（Guido Morselli）所写的《过去条件式：回顾性假说》（Past Conditional: A Retrospective Hypothesis）。该书融合了小说技巧、编年体以及历史叙述，构想了1916年一支奥地利军队通过潜埋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的一条秘密通道，对意大利北部发动了一场出其不意的侵略。他们随后又深入法国的南部，从而打破了“一战”陷入僵局后的世界。与此同时，一支英国突击队则劫持了德意志皇帝，后者妄自尊大地提出用8万英国战俘交换自己的性命，这在德国激起愤慨，德意志帝国首相贝特曼·赫维希（Betamann Hollweg）被迫辞职，由自由派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取而代之。随后，德国陆军突破了同盟国军队的西部防线，德国海军在北海摧毁了英国海军，最终拉特瑙与同盟国军队达成了停战协定。出人意料的是，拉特瑙在停战协定上并未提出领土要求，而是提议建立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欧洲邦联，但此举遭到国内反对，拉特瑙在反犹示威游行期间的一场政变中被罢免，由兴登堡（Hindenburg）取代。这位陆军元帅对反抗运动四起的战败国采取强硬管控，随后却被欧洲工会掀起的一场总罢工拉下台，拉特瑙复位，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的欧洲邦联。

莫尔塞利付出了一系列极大的努力，从真实的历史战争事件中谨慎提取研究细节，并将之呈现出来。他仅在时间轴上进行微调，因而1920年发生的卡普政变（柏林右翼政变，因一场总罢工而失败）在时间上前移，被交到了兴登堡手上。作者对意大利和西线取得军事突破前的一系列实况战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些内容则取自历史文献。但文中为增强效果而被改动的历史事实太多，且太过于随心所欲，因此也难以具有说服力。横贯阿尔卑斯山脉的秘密通道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胆的假设，而且这也绝不意味着如莫尔塞利所描写的那样会给奥地利军队带来决定性的优势；这已经不再是改动后的历史环境，而是纯粹的虚构。更有甚者，劫持德意志皇帝这一事件使整个情节都变成了明显的幻想。瓦尔特·拉特瑙的确对欧洲经济统一和一个中央领导下的经济体抱有信念，但也绝不是想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是一个极其富有的商人，政治上属于自由派；而认为他想要试图建立一个与欧洲经济联盟相悖的政治制度这一想法，也再次超出了合理性的极限。说到底，这本书既非十足的反事实历史描述，也非纯粹的反事实虚构小说。总而言之，它只是一个基于主观愿望的美好幻想罢了。莫尔塞利对战争的反事实描写仿效了勒努维耶，不仅以怀旧的乌托邦的形式将更改后的历史呈现出来，甚至同样是以国际联盟这一愿景的实现作为结局。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在莫尔塞利所写的时间里，这样一个国际性组织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并非真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

随后一年，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之死使得所谓“谨慎解放”（cautious liberation）开始蔓延整个西班牙，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加泰罗尼亚作者维克托·阿尔巴（Victor Alba）出版了《1936~1976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历史》（1936–1976: History of the Second Spanish Republic）一书，描述了西班牙内战后40年的情形。在他的书中，内战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尽管实际中的第二共和国在这一时期正经历着其最后的危机。在他的笔下，政府非但没有沦为糟糕的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从而引发共和党人与民族主义者之间长达三年的敌对冲突，反而在卡萨雷斯·基罗加（Casares Quiroga）的带领下抓获了反叛者，迫使佛朗哥及其将军同僚们提前退休，并通过将近1/3的经济国有化而成功地安抚了左翼势力。这段被篡改的历史，就其出发点而言，有赖于将基罗加塑造为一个坚定而果敢的政治领袖，而不是他原本的样子（实际中的他优柔寡断，并在之后辞职）。同若弗鲁瓦一样，阿尔巴在小说中安排进了真实历史的影子，并一直以来以无序的想象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故事中出现了很多真实人物，其中就包括佛朗哥，1940年德军和意军侵略西班牙时，他恢复了陆军总参谋长一职，他将共和党视作法兰西共和国的重要同盟军。格尔尼卡（Guernica）也如历史记载中那样遭到了德军的轰炸；诗人洛尔卡（Lorca）被人谋杀；内战中的很多事件被转写为西班牙与轴心国之间的冲突。而1989年费尔南多·比斯凯诺·卡萨斯（Fernando Vizcaíno Casas）发表的《红军赢得战争》（The Reds Won the War）则回刺了这一具有共和派倾向的美好幻想。阿尔巴煞费苦心地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而比斯凯诺这位极右翼的佛朗哥主义者，则把民族主义者描写成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的工具，他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在没有证实所用证据的情况下，夸大了共和党所屠杀的民族主义者囚犯的数量，同时对自己所在阵营所犯下的暴行轻描淡写或干脆忽略，还诋毁共和党领导人，指责他们是杀人犯。他只顾着沉浸在这种带有明显扭曲性质的描写中，却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作品的合理性，甚至激起了反对者更加极端而强辩的反幻想叙事，比如佛朗哥便在这种叙事的一开始就被人抛弃在人粪池里淹死。内战及随后而来的数十年的独裁统治所激发出的情绪，在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反事实叙事中得到了应有的表现，战争重新来过，辛辣的讽刺更加明显。

像这样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政治分裂，有时还可能会滋生出更加铤而走险的反事实版本。1972年，在越南战争造成的政治动荡期间，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就有过这样的幻想：毛泽东与周恩来在1945年1月致信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主动提出前往白宫，就在中国进行的战争事宜进行商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这封虚构的信被塔奇曼发表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还随信附上一篇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同意了这个提议，则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美国可能被说服不再支持国民党，毛泽东则被说服不再以美国为敌，“从而朝鲜战争也可能不会爆发，一切痛苦的后果也可因此避免……我们也不会参加越南战争”。但大好的机会却溜掉了，按她的推断，这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从中作梗所致。不过，这种场景的现实性最终还是受到了质疑，尤其那时美国对共产主义早已恨之入骨，因此和毛泽东结盟对抗蒋介石是毫无可能性的。

而在英格兰，情况却截然相反。斯夸尔那略显零碎的文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其地位。毫无疑问，E·H·卡尔在贬低此类猜想，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室内游戏时，他脑海中浮现的正是《假如历史是那样发生的》中所收录的那些文章。突破这种局限的努力是在1979年由丹尼尔·斯诺曼（Daniel Snowman）做出的。斯诺曼是一位通俗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作家和BBC广播公司的播音员，发表过大量颇有建树、令人称道的历史文章。在出版的文集《假如我曾……10个历史幻想故事》（If I Had Been…Ten Historical Fantasies，伦敦，1979）的序言里，斯诺曼毫不隐讳地指出，在类似斯夸尔那样的猜想性历史文章中，“对‘假如’的允许程度没有进行规定，其结果便是任凭心情、天马行空的猜想”。斯诺曼借助了10位专业历史学家的力量，努力降低斯夸尔文集中的大量文章都曾出现的那种明显的主观专断，他要求那些文章的作者：

要呈现严格而可靠的历史背景，要对文章所涉及的人物和场景加以力所能及的准确重塑。不应该有预料之外的扭转乾坤之力（deus ex machina），不应该有虚构的暗杀行动，不应该有戏剧性的命运干预，为想象插上人为的翅膀。不仅如此，我们的作者都理应着眼于历史的真实时刻，着眼于当时所做下的决定，而对接下来可能或不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测应放在第二位。以此观之，文集中的那些“假如”都是在历史事实所慎重限定的框架内发生的。所做出的改变只是每篇文章的中心人物都做出了一个略微不同于真正历史，但又完全合乎情理的决定。(www.daowen.com)

这里，斯诺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从而有效地限定了猜测的可行限度。最后，他让每位作者通过思考彼此的文章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所有作家依然均为男性）。这样的做法使得他的文集具有了一种整体性，并在其他几部作品中也有体现。

不过，问题依然是存在的。首先，正如斯诺曼所意识到的，是筛选“伟人”的问题（这些伟人也均为男性），这本身就表明历史是由伟人所创造的，其他力量的贡献则微乎其微，甚至可忽略不计，而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众多历史学家都可以指出其他非人为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有时甚至可代替人的作用。自然，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只有蠢人或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才会将历史的重要进程统统归功于那几个领导者”。话虽这样说，他最后还是没有直面问题，而是选择了回避，只是简单地评论说文集中的那些文章“并非旨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暗示‘伟人’们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只是提供一些史料，为持续不断的争论提供参考”。也许更有趣的一点是，斯诺曼开始谈论自由意愿和决定论，他指出事情在发生的当下总是模糊不定的，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们面临着众多具有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但我们只能在发生之后才开始去找寻做出这样选择的主要原因。然而，这样也并未让问题得到解决，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才要求那些作者在如此谨慎而狭窄的条件限定下去想象着做一个不同的选择。

然而，如尼尔·弗格森曾指出的那样，更为严重的是，斯诺曼的整部文集都落入了一厢情愿的陷阱之中。如果让历史学家们身处某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位置去思考，没有人会说他能表现得那样敏锐、聪颖或勇敢。所有描写的关键都是让人物变得更加完美，让他避免犯下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错误，让他从历史上倒下的地方站起来获得胜利。因此，在这些文章当中，罗杰·汤普森（Rogen Thompson）化身为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阻止了美国的独立；埃斯蒙德·赖特（Esmond Wright）则化身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防止了其同时代的美国人将不满演变为革命；而彼得·卡尔弗特（Peter Calvert）也化身为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拯救了马克西米利安这位法兰西强加给墨西哥人的皇帝，并为那片纷乱之地带来数十年的安宁；还有莫里斯·皮尔顿（Maurice Pearton），化身为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阻止了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欧文·达德利·爱德华兹（Owen Dudley Edwards），化身为格莱斯顿（Gladstone），成功地解决爱尔兰问题；哈罗德·舒曼（Harold Shukman），化身为自由民主党成员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亦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之后几个月内的临时政府总理，阻止了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掌权；路易斯·艾伦（Louis Allen），化身为日本武装领导人东条英机，避免了发动对珍珠港的轰炸；罗杰·摩根（Roger Morgan），化身为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1952年斯大林发表演讲之后重新统一德国；菲利普·温莎（Philip Windsor），化身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 ek），成功杜绝了华沙条约组织干预，虽然在真实的历史中，1968年的华沙条约组织推翻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自由共产主义政体；哈罗德·布莱克莫尔（Harold Blakemore），化身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阻止了一场军事政变，在1972~1973年间使智利保持了其社会主义政府。

在斯诺曼的文集中，那些历史学家们都做了同一件事，那便是所有历史学家永远不该做的一件事：他们在教育已经作古的伟人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难道我们真的认为自己可以避免他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当然，我们很容易生出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去克服。正如伊恩·克肖（Ian Kershaw）在关于德国普通民众对纳粹独裁态度的研究当中所说的那样：“我会想，如果我身处当时，我会是地下抵抗运动中一名坚定的反纳粹人士。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那时会深感困惑与无助，正如我笔下的大部分德国民众一样。”我们只能去想象自己可以比过去的那些人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可以大肆发表后见之明，而且关键的是，我们是一群不同于过去的人，有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决策方式。斯诺曼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坚称，经过作者加工过后的历史人物的表现必须与我们从历史实证中所认识的身份相符合。但正如他所坦言的那样，这也不能完全回避作者们扮演死去已久的历史人物角色的问题。实际看来，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做的是按自己的希望将笔下的人物进行人格转变：克伦斯基变得更加果断，斯大林在1952年建议德国重新统一的文件上表达得更加真诚，阿连德不再那样糊涂而困惑，东条英机不再那样挑衅好斗，马克西米利安不再那样无助，梯也尔则更具洞察力。如果要让这些巧妙的表现手法起作用，势必违背斯诺曼所坚持的尊重人物个性的要求，正如其文集中的作者所做的那样。

比这些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是以讨论历史的其他可能性为背景，但除极少数例外，作者们几乎很少或根本没有提及做下这些不同决定后会产生的结果。就算有过考虑，他们所进行的后续猜测也都非常简短，最多就是一些试探性的讨论。谢尔本避免了美国独立，使伊丽莎白二世在两年后统治了美国；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所取得的胜利在长远看来作用微乎其微，因为之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政变和独裁统治，虽然作者也讨论到了一些可能的情形：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因此美国也可能不会介入“一战”，而如果1870年的普法战争没有爆发，那么“一战”也同样可以避免。但是中间的几年却留出了空白，结果是这之间本将发生的事件或本该取得的发展也统统没有被考虑到。事实上，归根结底，这些长远的后续猜想不是作者们最感兴趣的，他们只密切着眼于所要求的主要任务，即仔细分析每个历史决定，将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角色去探究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另外，这些猜想为政客们带来了巨大的想象力量，以回顾历史的方式为他们提供方法，用以反抗或推翻他们所面临的诸多历史力量。

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是德国古罗马历史研究专家，他在1984年出版的反事实叙事法研究文集却非常不同。他在简短的专题论文《从未发生过的历史》（History that Never Happened）中表示：“这些文献讨论了历史中的其他可能，从而揭示出那些可以轻易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样的说法显得相当老套，而且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文献对于讨论所要揭示的事件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德曼特举出的15个例子涵盖了一些熟悉的猜想话题，例如723年（一个以早期科学知识进步为标志的欧洲和平年代）查理·马特战败，1588年（当时英格兰为天主教，大概因腓力二世废黜阿尔巴公爵并宣布宗教容忍政策而变得自由）西班牙无敌舰队获胜，以及1914年（没有“一战”和“二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没有遭到暗杀。因此，德曼特和其他反事实主义者一样，也都倾向于一厢情愿。尽管如此，他毕竟提出了大量的核心问题，可供该主题的学者们进行思索，比如他认为“脱离事实的可能性猜测是不可能的”“事件要不同程度地进行预定”“不可能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换句话讲，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反事实猜想究竟能够走多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其加以控制或限定？他说得很对，“历史假想必须交由实证合理性进行检验。衡量非真实的标准就是真实本身”。

德曼特的论文为该主题带来了德国式的严谨思维，但是英美式的轻率却很快就再次浮出了水面。那是一本部头并不大的书，共有21篇文章，虽然出自不同作者之手，但大多数作者都是英国和美国的专业历史学家。该书于1985年由法国历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编辑，被命名为《缺少一匹马：历史中的选择与机遇》（For Want of a Horse: Choice and Chance in History）（该书名借用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的最后一段内容：理查国王因未能找到一匹马骑上逃跑而在战争中被杀，英格兰中世纪就此结束，都铎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封面的广告语为“幽默式猜想”，文集中包含了对众多话题的简要讨论，其中包括鸽子对于法国，罗宋汤和甜菜根汤对于俄罗斯的意义，以及谈论厄运（比如斯图亚特人遭受了出奇多的厄运）、机遇与意外（比如1914年斐迪南大公的汽车在萨拉热窝错误地掉了头，结果导致被刺杀）。实际上，只有5篇文章在真正进行猜想，因为它们主要集中在讨论事件发生的其他可能性上，而非只是叙述事件本身，并强调机遇与意外对扭转事态所起的作用。

还有一些娱乐性文章猜测过：年轻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颇有天赋的棒球手，如果纽约巨人队找他签约而他也接受了邀请，他的人生又将怎样书写（没有古巴革命），或伏尔泰定居在了宾夕法尼亚（他就能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思路），或美国土著女孩宝嘉康蒂没有拯救开拓者约翰·史密斯（弗吉尼亚州就将失利，从此就没有美国革命，也没有美国南北战争），或南方联盟在南北战争中取胜（“南方礼仪”就将扣在联邦的头上），或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大获全胜（英格兰就将再次恢复天主教），或哈钦森总督设法阻止了波士顿茶党（美国将变为“另一个加拿大”）。然而，正像该书的编辑所说的，所有这些的出发点都是重新将“娱乐性和幽默感”引入历史写作，仅此而已。从细微事件中引申出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后果，是构成乐趣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在许多例子中，几乎所有超人的力量都被赋予在了个体行为者的身上：我们真的认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二世有能力让国内占绝对多数的新教徒都皈依天主教，并且还要求人格也同时皈依吗？我们真的认为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一名专业棒球手，他就将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

浮夸和奇想正是历史猜想一直未被历史学家甚至一些该领域的推进者严肃对待的两个主要原因。历史学家们总是将寻找历史真相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去想象历史本可能怎样发生。当前者面临诸多不同程度的挑战时，后者看起来就变得完全不具可能性，因为从核心处说，历史取决于证据法规则，然而后者却很少或近乎没有可适用的规则。历史学家们历来都对猜测这种事持怀疑态度，因此他们通常对“假如”的情形表示反感或不屑一顾。阿维泽尔·塔克（Aviezer Tucker）曾质疑道：“除了可以娱乐性地锻炼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外，史学上的反事实叙事法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在塔克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在“必需”的时候才会含蓄地借用反事实叙事法来说明如果某件事没有发生，那么后果则会有所不同。但他同时也说，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不会这样冒险，称某个原因为“必需的”而非“可能的”或“有利的”，如果不是认为其真的行之有效，他们几乎从不会去猜测事件本可能发生的另外情形。

同时，“假如”问题也时常会威胁到历史学家们的工作性质，因为它将所有事情简化为机遇问题。该题材的一些典型例子强调说，微小的原因会导致巨大的事件，比如像帕斯卡猜想的如果埃及艳后的鼻子再短一点儿会发生的情形那样，看上去的确让人觉得有趣。A·J·P·泰勒（A. J. P. Taylor）便是使用这种方法的最好范例，这一点，无论在他的《战争时间表：“一战”是如何开始的》（War by Timetable: How the First World War Began，1969）中对“一战”爆发的解释，还是他的自传《我的个人历史》（A Personal History，1983）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但如果所有事情都出于偶然，那么就不可能解释得通，而且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们整体上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受到奚落最多的是H·A·L·费希尔（H. A. L. Fisher），他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欧洲历史的作品中无奈地总结说“历史学家只有一条安全规则：他理应从人类命运发展中认识到偶然性与不可预见性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无法进行总结”。费希尔的观点遭到了排斥，因为总结与解释一直被大部分历史学家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如果历史学家不对事情进行解释，他们的身份就降低了，他们就成了历史的记录者。

再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问题一般是针对个体的，正像猜测希特勒死得早些或列宁晚一些去世，那么事情将变得如何不同。甚至连E·H·卡尔也在其晚年打算承认，如果列宁活到了20世纪40年代，那么苏联便有可能避免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大事件起源于小事件的又一个例子，彰显的是一种天真的信仰，即伟人或至少是大人物具有超历史的力量，而这是早年的卡尔所无法认同的。卡尔关于列宁的猜想可视作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而这却恰好是他在《历史是什么》中所猛烈抨击的对象。卡尔的例子所揭示的，或许是一种惊人的趋势，是挽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声誉及其合法性的愿望，所以才暗示说是斯大林妨碍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并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暴力、谋杀、饥荒等，都归罪于单个的人物而非苏联体制本身。他通过强调列宁和斯大林等的个体人物的重要性，来抵制20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历史以及随后文化历史的兴起而出现的远离“伟人”的历史研究趋势（这一趋势在他写作之前就早已开始出现），这是“假如”问题遭到质疑的另一个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回避有关历史其他可能性的猜测，而致力于讲述和解释历史事实。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曾经写道：“在史学中，在探讨假设某个特定事件以另外的情形发生，或将某个特定人物从某次行动中排除出去后可能造成怎样的后果这样的问题时，通常会避免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答案。这种考虑是徒劳的，也是毫无益处的。”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曾出现过转机的迹象。这种转机来自两方面。首先是量化的经济或者叫计量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他在其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中就假设了一个他所谓的反事实假说。他建立了一个统计模型，用以说明如果美国的铁路系统没有建成，其经济会是什么样子。这个反事实假设的目的，在于用统计方式反映出铁路系统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换句话讲，铁路究竟为美国经济带来了怎样的改变。这是一次统计实践，它的真正企图并非去想象一个没有铁路系统的美国，并非沉浸于对火车头横穿美国大平原之前的美国西部的怀想之中，也并非在说曾有任何铁路系统不会建成的可能性。它与猜测过去的其他可能性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这里的“反事实”概念正如其字面之意，也就是利用一个非事实因素去更好地解释事实结果。正因为其所提出的反事实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这种分析模型才有力量。

福格尔的分析本质上是统计实践：将铁路系统出现（而非消失）作为一系列公式的元，而当铁路系统被放进这些公式时，所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他证明了铁路系统并没有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那么大的作用。相同的方法在经济或计量经济学的其他领域也有过运用，不过这样的行为受到了批评，福格尔被指责不应该用这种19世纪的脆弱的计算法来进行这些根本无法胜任的复杂的数字密集运算，不应该将铁路系统的修建与经济其他部分联系（或割裂）起来进行一系列没有证实或许也无法证实的猜想。最终，好与不好，计量经济学家们运用反事实都与研究历史中的机遇与偶然性毫无关系，反倒是研究后者恰会运用到前者。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假如”的问题，因为它并没有对已发生事实的其他可能性进行设置。在福格尔所反击的那些批判者看来，这种方法甚至还没有得到计量经济学家的广泛接受。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历史的“假如”进行的猜想，基本上只停留在娱乐层面，虽然偶然会出现一些严肃主题，但也不会特别严肃。到20世纪90年代，情形发生了变化。一大批文章突然涌现，这股出版热潮至今也没有消亡。1997年，尼尔·弗格森编辑了文集《虚拟的历史》，体现并助长了人们对该题材的兴趣。还有一个大部头著作几乎同步面世，其所收录的文章全都出自美国历史学家，即《假如联盟倒塌：“二战”的60种可能场景》（If the Allies Had Fallen: Sixty Alternate Scenarios of World War II，丹尼斯·E·肖沃特、哈罗德·C·多伊奇编，纽约，1997）。1998年，《军事史季刊》（Military History Quarterly）就该主题出版了一个特辑，次年再版时取名《假如呢？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的历史猜想》（What If? The World’s Foremost Military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纽约，1999），编辑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是一位美国军事历史学家，也是《军事史季刊》的创刊编辑。“世界著名”这几个字在随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但考利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接着又出版了两部文集：一是《再假如呢？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猜想》（More What If? Eminent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纽约，2001），二是《假如呢？美国：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猜想》（What If? America: Eminent Historians Imagine What Might Have Been，纽约，2005）。2004年，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发表了文集《本可能是什么样：杰出史学家的12个“假如”历史猜想》（What Might Have Been: Leading Historians on Twelve “What Ifs” of History，伦敦，2004）。两年后，里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杰弗里·帕克、菲利普·泰特洛克三人联合出版了《重塑西方：改写世界史的“假如”设想》（Unmaking the West: “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密歇根，2006）。这一切表明，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反事实历史叙事已然在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一种时尚。

这种风尚一直延续至今。就在2006年，还出版了邓肯·布拉克（Duncan Brack）的文集《戈尔总统……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President Gore...and Other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ed，伦敦，2006），本书是《波蒂略首相……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Prime Minister Portillo...and Other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ed，伦敦，2004）的承继之作，而这本书的后续之作则是《鲍里斯首相……以及其他从未发生的事》（Prime Minister Boris...and Other Things That Never Happened，伦敦，2011），二者均由邓肯·布拉克和伊恩·戴尔（Iain Dale）共同编辑，而最后这本已经脱离了历史其他可能性猜想题材，步入了更加冒险的未来预测。在所有该题材的作者当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要属已退休的希腊裔美国军人彼得·楚拉斯（Peter Tsouras），迄今为止他已出版6部“另类历史”，第一部是1994年的《D日的灾难：德军击败盟军》（Disaster at D-Day: The Germans Defeat the Allies），之后的几部分别涉及斯大林格勒战役、冷战、东方之战、葛底斯堡战役，最后是文集《第三帝国的胜利：“二战”的另一种抉择》（Third Reich Victorious: Alternate Decisions of World War II，纽约，2002）。通俗史学家多米尼克·桑迪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于2010~2011年间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了英国历史中类似的其他历史可能性。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则撰写了一本专著《假如呢？反事实主义与历史问题》（What If? Counterfactu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伦敦，2008）。毫无疑问，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已经出版的关于该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毫无疑问，将要出版的还会更多，尤其是在英美知识界。

我们该如何解释近来这种反事实历史叙事潮流的出现呢？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Gavriel Rosenfeld）在其具有启迪性的《希特勒未曾打赢的那场战争》（The War Hitler Never Won）一书中，第一次将其原因归结于曾在19世纪与20世纪主导西方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衰退与没落。随着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主义或消失，或演变为更加温和而不那么死板的意识形态——就如有人曾经所说的，当所有“主义”都变为“过去式主义”的时候，目的论消失，而历史成为开放式的，从而为对历史本可能选择某个或多个进程的猜想腾出了空间。也许，类似的，随着天佑论历史的结束，迪斯雷利、若弗鲁瓦和勒努维耶这样的作家得以在19世纪开始思考历史的其他可能性。到20世纪末，进步观连同其意识形态都遭受了沉重打击，未来的确定性甚至可能性都已不存在了。新生的不确定性替代了20世纪60年代的乐观主义，全球变暖、恐怖主义、传染病、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众多其他威胁，都造成了大范围的迷失感和焦虑感。对可知未来渐生的怀疑鼓励了人们对过去历史本可能发生的历程进行猜想，因为过去似乎也成了可变的。

伴随这些总体性的文化变迁，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它怀疑真实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模糊化，并对时间的线性概念进行质疑。后现代主义恢复了对历史学家主观性的信任而削弱了科学研究，因为客观性是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学家的典型特点。英国历史学家、工党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在2004年就曾抱怨说，随着严谨的社会历史被移情文化史所代替，“这个充满偶然性和讽刺的后现代世界所给我们的，便是一系列自传语录，每份语录都和其他语录一样正确。每一种历史都和另一种历史一样好，而事实、反事实和虚构的界线则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历史都是‘假如’的历史”。数字革命使我们能随心所欲地运用过去的摄影记录创造出各类电影，然而在大部分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电脑合成的影像，而非真实历史的呈现，虚拟空间带领我们认识了另一种现实，在那里我们所遇到的人并不一定与他们看起来的样子相符。如今，许多人对中世纪欧洲的了解，都主要是从诸如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或者电影《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这样的奇幻影像中获得的。在影视作品中，历史被以娱乐资讯的形式呈现，在这种形式下，“基于真实故事的”戏剧性纪录片所播出的频率，远远高于那些不那么有趣、不掺进虚构进行点缀所呈现的历史节目。战争游戏和电脑模拟技术让我们得以重新进入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或场景，改变那些发生过的事情的结局。

显然，这种历史中的某些成分可被归为娱乐，但也为反事实历史更严肃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潜力，这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这种历史叙事往往容易出现一厢情愿式的幻想。E·H·卡尔就认为，反事实主义者大部分都是在“翻旧账，沉迷幻想，……总而言之，是在刺激人们的遗憾（大多是在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解脱（针对我们无法逃脱的更糟糕的命运）等典型的反事实情绪”。但这样的斥责无疑与他曾对列宁的早逝表示遗憾形成了矛盾。在他看来，未来依然属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所犯的罪过使其实现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对过去的反事实研究几乎总是包含着对如今的政治隐喻，其形式有多种。加夫瑞尔·罗森菲尔德曾认为“幻想的场景……趋向于自由政治，通过想象更加美好的另一种过去（而那会将现状变得理想），以隐喻的方式支持人们改变现状”。但无论何时何地，但凡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各种非保守的政治学说、政府组织、国家体系等依然居于统治地位，那么想要改变的便只有那些保守派人士，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是如此，托尼·布莱尔主政的英国也是如此。

[1]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3页。——编者注

[2] 斯夸尔（Squire）一词有“绅士”的意思。——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