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实力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占比显著下降。2001—2013年，美、欧、英、日四大经济体GDP全球占比从70%降至50%，其中，美国GDP全球占比从33%降至22%。由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等原因，国际汇率大幅波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下降。2016年第3季度，在IMF可划分币种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占比为63.3%、欧元占比为20.3%、英镑占比为4.5%、日元占比为4.4%。欧元和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大幅下降。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元本位制的格局可能会有所弱化，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可能会逐渐构建起“多元制衡”的储备货币体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通过国际合作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国际作用将逐步加强，并将适当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元的依赖。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尤其是代表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加入，将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定与更富韧性。

构建“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区域协议，如清迈协议多边化机制、拉美储备基金等，通过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以及区域储备基金建立起区域风险应对机制；需要在汇率形成机制上实现多个主要国际货币间采取宽目标区的安排，允许市场汇率围绕中心汇率上下浮动10%—15%，从而避免幅度过大、时间过长的汇率失衡。从中长期趋势来看，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当单一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格局被弱化和改变，世界经济就会向一体化和多极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因此，“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是未来30年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人民币国际化是多极化储备货币体系发展的重要内容。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是2015年12月加入SDR篮子。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目前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的份额占到10.92%，仅次于美元的41.73%和欧元的30.93%，大于日元（8.33%）与英镑（8.09%）的份额。2016年9月2日，世界银行在中国银行间发行了5亿以人民币结算的SDR债券，通过SDR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未来10年人民币有国际化机遇，即便在中国人民币资本账户保持封闭、中等程度的名义汇率制度灵活性，以及限制外资参与国内金融系统的条件下，人民币仍将具备与英镑、瑞士法郎和日元抗衡的国际地位。

人民币如果要挑战欧元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提高中国发行优质资产的能力，增加国际金融业务，实施灵活的汇率制度（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见图3-8），以及促进金融开放等。中国的国内需求升级改革和减少外汇储备意愿可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强有力的驱动力量，并可能使得世界经济在无须国际货币大幅调整的情况下取得再平衡。中国将受益于浮动汇率制度，因为浮动汇率制度能更好地控制通货膨胀。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美国，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效果取决于全球资本流动，而非伙伴国家的汇率制度，因为货币政策不可能在通过固定汇率和资本流动绑在一起的国家之间实现再平衡。在人民币浮动汇率或对称挂钩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将遭受较小破坏。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中心转向多极化货币体系将产生更多的短期汇率波动，但这将同时减少中期汇率的潜在偏离。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使欧元／美元汇率更稳定，因为这将减少不对称性，有助于官方储备多元化的顺利进展。(www.daowen.com)

图3-8　2015年8月11日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

数据来源：Wind。

未来人民币将获得与中国经济贸易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货币地位，与美元和欧元整合成新国际本位货币的构成要素。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预示着中国经济实力与改革成果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社会的肯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窗口，同时也意味着一定的挑战。人民币加入SDR将倒逼国内改革，同时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国内的一系列金融改革提升了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有助于人民币在国际计价、国际结算以及投融资方面的使用；另一方面，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增加了人民币的国际公信力与信誉度，进一步鼓励各国央行与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从市场机制提升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需要认识到，货币国际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最终必须得到国际市场自发的普遍认同与自愿采纳，短期内借助SDR的深化使用来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并不现实。同时，人民币加入SDR也会对维持人民币汇率和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提出更多的挑战。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会进一步倒逼中国外汇市场的改革，因此给汇率波动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给国内经济带来汇率风险。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还要求中国的利率更加市场化，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相应风险，也对宏观调控提出挑战。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要求人民币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可能引发短期跨境资本的更大规模与更高频率的流动，甚至出现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