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单一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格局被逐渐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多极化进程进一步发展，未来可能可以建立“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小组提出引入以SDR为核心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在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构建“超主权”世界货币的建议。根据周小川的观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是逐步从目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过渡到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最终建立以“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远超储备货币的供给，为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一方面应该降低储备资产的需求，另一方面应该尝试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如特别提款权（SDR）来增加供给。

特别提款权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第二次美元危机中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用于补充成员国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目前只能被各国货币当局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机构持有。2016年第一季度末，SDR占全球总外汇储备的比重为2.5%。1969年创立时，SDR直接同美元挂钩（1单位SDR等值1美元）。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SDR的价值开始由一篮子货币决定。SDR的篮子货币最初有16种货币。1980年，IMF将SDR货币篮子确定为5种——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郎；2001年，欧元取代德国马克与法郎，其他的货币种类不变。IMF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以长期提升SDR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为宗旨确定SDR定价货币篮子中各类货币的相对比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主体可能通过IMF全面治理架构改革形成，也可能设立全球储备货币银行；“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方式可以是各国央行就本国货币与新货币进行互换，也可以是发行新的全球货币后分配给各成员国；“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规模应该照顾世界经济增长引致的外汇储备增量需求而需要常规货币发行，也要在经济危机期间扩大货币发放，通过提供流动性来支持陷入危机的国家；“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分配需要设计适当的分配权重计算方式、合理估算各国GDP或者对外贸易中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从而确定各成员国的储备货币分配；“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分配机制则要考虑用惩罚机制阻止成员国维持大量的经常账户顺差。

国际货币储备制度的改革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可兑换性是汇率及国际货币关系的基础。严格来说，国际清偿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创立与发展不完全等同于一国国内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发展。SDR成为主要储备资产还只是表达一种愿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在SDR继续发展的道路上还存在许多障碍。然而，尽管构建“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可操作性不强，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一种方案，在远期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值得重视。此外，使用SDR提供流动性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手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提款权份额的扩大就是一个例子。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未来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格局的逐渐变化，特别提款权可能会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至少应该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当前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已经发挥着国际货币的职能。全球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与无规则的国际货币体系密切相关，非储备货币国家为了确保其自身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动性而储存大量国际储备资产，SDR承担国际储备职能，有助于减轻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负担，提高各国风险管理以及相互合作的有效性，从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能够增加全球安全资产供给，因为特别提款权将篮子货币的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分散化，币值更稳定。贸易伙伴多样化的国家就会参考或盯住特别提款权，进而将持有的储备资产从美元转向特别提款权，有利于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减轻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压力。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还能够减少国际储备积累和缓解全球金融结构性失衡。发行特别提款权有利于增强市场信心，满足各国对预防性储备的需求，有助于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缓解全球金融结构性失衡。将特别提款权扩大到国际贸易往来和金融交易，使特别提款权具备类货币职能，有助于缓解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推动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和证券发行中计价，还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及风险。IMF作为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职责的国际机构，可以集中管理成员国的储备资产，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抑制投机和市场恐慌。“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与主权国家脱钩不仅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而且可以避免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主要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官方特别提款权不能够很好地替代现有外汇储备，央行不能用特别提款权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和提供流动性；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使用也有严格的法律和政治约束。以特别提款权为核心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面临很多困难：首先，特别提款权只是一种账面资产，没有国家信用和金融市场的支撑，私人部门流动性很弱，在国际交易中尤其是在私人市场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私人市场缺乏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金融工具；其次，特别提款权缺乏具有深度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也缺乏收益率曲线和二级市场，阻碍了特别提款权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储备资产；再次，创建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私人债券市场面临很多困难，投资者构建自己的篮子货币而非采用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货币；第四，在缺乏全球央行的情况下，要让特别提款权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必须接受大量特别提款权，同时无条件地提供美元；第五，特别提款权市场缺乏相应的做市商、清算体系和支付结算机制等基础设施；最后，特别提款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仍然很低，且受到美元垄断优势，即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形成的惯性、网络外部性和美国政治阻碍。此外，由于特别提款权篮子权重、定值和利率取决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力量变化，特别提款权汇率和利率问题根本依附于关键货币的运行。特别提款权作为补充性的储备资产从总量和结构分布上并不能与国际流动性需求保持一致。特别提款权总量增加经由协商决定，因此发行数量完全不具备信用货币的扩张或收缩机制，国际储备扩张需求只能由其他主权货币来满足。获得更多特别提款权分配的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需要补充流动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只能获得有限的分配。由于特别提款权计值的金融资产有限，市场还没有能反映特别提款权供需状况的收益率曲线。此外，特别提款权尚无完备的支付清算体系，官方不能直接用特别提款权入市干预金融市场，特别提款权无法承担广泛的国际支付功能。

“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与欧元区有类似之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应充分吸取欧元的教训：首先，欧元与欧元区各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矛盾。在欧元区内，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财政政策由各主权国家分而治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发生错配。统一货币政策需要成员国需要具备高度一体化的经济结构。成员国经济结构差异大，对一部分国家有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另一部分国家不利，因此会增加欧元区的内在矛盾，威胁欧元的稳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手段，需要相互协调才能发挥效应。在统一货币政策调控背景下，财政政策成为各国抵御外来风险的唯一盾牌，大大增加各国的财政风险，易引发主权国家的货币危机。其次，欧元与欧元区各国的主权利益存在矛盾。欧元区的统一货币政策需要规范各国财政纪律和欧元区财政联盟，以实现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但因为涉及主权利益而难以实施。虽然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基本框架未曾改变，但是40多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G20的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www.daowen.com)

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正式作为第5种货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以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发展。2015年12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篮子。2016年1月27日，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的份额为10.92%，仅次于美元的41.73%和欧元的30.93%，大于日元（8.33%）与英镑（8.09%）的份额，中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见图3-7）。下次有关SDR货币篮子的IMF执行委员会例会将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使特别提款权的代表性得到显著增强。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与GDP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人民币在国际经贸支付、计价、投融资以及储备货币方面的地位也在稳步上升。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使得特别提款权的GDP代表性超过全球60%，出口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90%，因此是保证特别提款权代表性的客观诉求。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还使得国际储备体系更加稳定。目前，全球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是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这些国家宏观政策的局限性，其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影响了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特别提款权具备超主权储备的特征与潜力”，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会加大储备货币的稳定性。因此，从代表性与稳定性两方面，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会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更加稳定与更富韧性的方向改革与演变。

图3-7　2016年1月主要储备货币在SDR篮子中的份额（%）

数据来源：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