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叙事学理论，事件的状态转化即故事，转化强调的是故事必须是一个过程、一种变化。故事化的叙事正是要把时间顺利和因果关系做一种结合与安排。镜头记录下发生的事件，仅仅是作为故事的构成细胞存在，创作者必须能够敏锐地把握事件的状态变化，联系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完成发生、发展、高潮至结局的完整叙事。美国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的《篮球梦》（Hoop Dream，1994）是一部完整而戏剧性较强的纪录片，这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关于试图改变阶层的故事，关于理想、奋争和无奈的故事，摄制组从高一开始拍摄，一直拍摄他们进入大学，花费了五年以上的时间。正如戈夫曼所认为的，有关社会阶层流动的故事，往往呈现出理想化的自我表演，“大多数社会看来都存在着一种主要而普遍的分层系统，同样，在大多数等级社会中，都存在着一种主要而普遍的分层系统，同样，在大多数等级社会中，都存在着对高阶层的理想化，以及那些低阶层人向高阶层流动的某种抱负”^[4]。《篮球梦》讲述了两名来自芝加哥黑人贫民区的少年追求篮球梦想的故事，两人的梦想大致相似，就是离开贫民区，进入NBA打球并就此改变命运。两名少年一名叫威廉·盖茨，一名叫亚瑟·阿奇，两人由于篮球特长得以就读于芝加哥著名的圣乔治中学。两人的命运各不相同，亚瑟·阿奇很快因为表现不佳，家庭经济状况糟糕，拖欠学费，被学校“抛弃”，不得不回到了黑人社区附近的高中，阿奇的母亲在镜头前不断抱怨。威廉·盖茨经历也不顺利，不但圣乔治中学战绩不佳，因腿部受伤做了几次手术，手术之后重新上场，始终无法让教练满意。富于戏剧性的是，亚瑟·阿奇却奇迹地在马修中学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代表马修中学打入史无前例的州锦标赛的决赛段比赛，这是这所中学自196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最后的结局是，威廉依靠篮球特长被马凯大学录取，进入大学的他很快就放弃篮球，经历了退学又复学，他的经历似乎与他的哥哥一模一样，即便进入大学也是一无所得。阿奇中学毕业之后，进入一所专科学校，两位少年最终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政治、阶级和种族的角度解读《篮球梦》，其中的含义则更为丰富。黑人社区篮球场周围往往是贩毒等犯罪行为的集结地。威廉成长在单亲家庭，母亲几乎一直处于失业中。阿奇也是父母离异，父亲还因为毒品入狱。阿奇进入圣乔治中学之后，对着镜头说：“我从来没有和这么多的白人相处。”《篮球梦》以两个少年的“个人奋斗史”为主要内容，却并非单纯是一个克服挫折的励志片。影片展示的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梦想，反映了黑人的家庭生活，黑人青少年教育问题以及毒品、枪支和抢劫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图10.1　《篮球梦》海报(www.daowen.com)

对于栏目纪录片，是否具备卓越的故事讲述能力也成为衡量一个编导职业素质的重要标准。基耶斯洛夫斯基对镜头中的现实就做出这样的理解：“现实是如此丰富、如此伟大、无与伦比，什么都不会重复，没有哪个镜头可以重来一遍，我们不必担心它的情节发展：每天它都会给我们带来新鲜与不凡的画面。现实是纪录片的出发点，这并非是一个悖论。我们只需完全相信现实自身的编剧能力就可以了。”^[5]现实世界的人事本身充满了戏剧性，导演应当理解现实中的冲突和情节表现形式，培养对戏剧情境的洞察力。

电视作为一种叙事媒体，故事化的叙事要求基本上已经泛化到了所有的电视节目形态之中。2000年初期，中国电视媒体强调节目故事情节化的形态转向，与电视媒体的竞争格局、电视人对于电视叙事的重新认知以及节目形态的发展阶段有关。这从2005年8月1日改版的四川卫视上可以得到佐证。当时的四川卫视对整个频道进行故事化包装，频道围绕“故事会”这一理念，提出“说不尽的人间真情，讲不完的中国故事”的宗旨。电视栏目生存竞争的激烈，使得纪录片栏目追求与收视率紧密相连的大众趣味需求，强调观赏性和娱乐性，央视的《探索·发现》曾明确倡导“娱乐化纪录片”的理念。悬念点、故事点成为栏目选题与结构的重要前提条件，力图使知识娱乐化，把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等知识内容用讲故事的解说方式呈现给观众。

故事化恰恰是纪录片大众化的一个表达途径、一种沟通方法。“检验栏目化纪录片的好坏，应该还给大众，而不是创作者自己架设的神坛，把纪录片变成观众看得平淡无味，而创作者却能从中进行哲学思考的玄学。”^[6]只要故事化建立在事件和对象真实性的基础上，现实总是比戏剧更具戏剧性。非虚构故事对人性、对生命和对社会的解读往往直达观众的内心。故事化倾向强调拍摄对象的趣味性和拍摄事件的矛盾冲突，强调叙事方式，并不意味着纪录片的纯粹娱乐化，这也更不是纪录片的终极追求。“纪录片代表的是现实观察、历史真相、媒体立场、主题思考和民间话语，而与娱乐化所要求的刺激、噱头相去甚远。”^[7]纪录片栏目的价值取向最重要的方面便是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只有它才能解决纪录片中表达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和情感。如果栏目纪录片日益丧失人文精神，失去了独立的精神品质，成为一种消费时尚和娱乐化的工具，那么，纪录片的意义也会随之消失。

纪录片的栏目化为纪录片的生存提供了土壤，争夺了大众化的观众。同时，整齐划一的规划、固定的拍摄档期、集体流程式制作等栏目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创作者缺少深入生活的机会。很多纪录片的创作从拍摄到完成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拍摄者而言也需要一个对拍摄对象的追踪、深化认识和反复的时间和过程。纪录片栏目对节目量的需求很难实现选题的长时间操作。怎样讲故事被放置到了重要的位置，纪录片转而追求具有吸引力的叙事和事件过程，但人文精神不应当被栏目娱乐化所遮蔽，更不能被贬抑。人文精神是纪录片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条件，人文精神并不是要灌输教义，进行高台说教，而是提倡栏目纪录片的人文精神和大众化品格的融合，重视纪录片内在的精神源泉和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