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拍摄伦理提倡基本的告知原则，即拍摄对象有权知道拍摄的潜在风险，或可能出现的消极后果。往往一旦向拍摄对象明确消极后果，即便出现的可能性很低也会被拒绝拍摄。若按照部分伦理准则对拍摄对象采取化名，划定部分可放映区域，对观众人群做一定的限制，或者要求拍摄对象签署同意拍摄的协议，这些方法在大众传播环境中的有效性也是值得怀疑的。拍摄者如何承担并履行道德义务，怎样有效地控制拍摄行为以符合道德准则是个值得思考的命题。

在拍摄对象本身缺少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行为前提下，要求拍摄者应当具备一定的预见性是合理的。但何种拍摄为无害的往往是难以预见的。一些拍摄事件的意外转变造成的道德危险，不是拍摄者能够完全掌控的。有些“无意的伤害”和“间接的伤害”，并非全在于拍摄者的尺度控制和处理范围内。

伦理规范期望实现的是一种义务和权利的对等关系，伦理风险源自于义务和权利的不对等。一名叫安吉洛的工人，作为《夏日纪事》的拍摄对象受到了工头等人的奚落和刁难，工作量被加大。安吉洛认为最后不得不辞去工作正是由于参加拍摄而招致的报复。作为一种补偿方式，剧组为他重新找了一份工作。拍摄者往往愿意为拍摄对象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但仅仅有善意、只进行道义层面的帮助是不够的，更不意味着减轻了拍摄者的道德负担。在拍摄过程中，对拍摄对象形成负面影响或者造成伤害的情况是较为常见的，伦理原则一直难以明确拍摄者的义务，即便对导演提出愈来愈多道德要求，力求将可能的伤害降低至最小，但拍摄者似乎并不需要承担什么具体的责任。纪录片进一步提高拍摄对象的保护意识，明确导演的职业道德和操守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和拍摄行为相比，纪录片在播放过程中可能形成的伤害更容易预见。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守夜者的观点》（亦翻译为《夜搬运工看世界》），拍摄对象是一位基层执法者，他对镜头敞开了心扉，画外音完全是一种内心陈述的口吻。

画面：在湖边钓鱼的人

画外音：我没收钓鱼者的工具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我还可以用很少的钱买下没收的钓鱼工具。

画面：公园里谈恋爱的青年男女

画外音：抓捕送他们去看守所，给他们一点教训。

守夜者坦诚讲述了如何执法以及执法带来的快感和益处，包括他对权力的认识，如何在官僚机构内工作等一系列内容，还讲了如何突击检查和查封仓库。守夜者面对镜头讲述了一个基层执法者对人民进行管制的真实想法，使用权力的习惯方式以及对高级职位的渴望。

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www.daowen.com)

图9.1 《守夜者的观点》中的钓鱼场景

图9.2 《守夜者的观点》中的拍摄对象

如果我知道我的电影《夜搬运工看世界》的主人公玛丽安·奥萨奇会因为我的电影即将在电视上播放而受到伤害的话，那么我就会退却。

……

1980年，他们确实很想在电视上播出这部影片，我的态度跟以前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我完全反对。我知道，如果在电视上播映这部电影将给这位搬运工带来更大的伤害。他的熟人、家庭、邻居、女儿、儿子与妻子将会看到这部电影，并将拿他当笑柄或羞辱他。我不需要那个，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敌意，我只是反对他表现出来的某种态度。但那并不表示他有这种态度的话就得被击败，特别是他知道我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想要他说说他做过的事情，他积极地做这件事，他想满足我的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我的那些愿望。^[6]

口述者讲述的内容与公共道德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可以预见这种内容的影片一经公开，必然会对口述者带来巨大的谴责。基耶斯洛夫斯基充分理解拍摄对象，为了避免对拍摄对象的伤害，一直反对有可能对拍摄对象的伤害的电视播出，强调那些内容是为了拍摄的需要而讲出来的。

拍摄伦理还包括，拍摄者被认为理应遵守“不虚构”的职业道德底线，甚至被要求秉持“中立”的立场，更不能“欺骗”观众。真实性问题可能直接引致道德争议，《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是一部主要反映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留日学生生存状况的纪录片，2000年在北京电视台以及日本富士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播出。其中《角落里的人》一集所引发的新闻事件以及后来法律纠纷，首先就是从“作假”的道德指责上开始的。虽然，《我们的留学生活》摄制组在国内多家报纸上发表声明：“在长达四年的摄制过程中，《我们的留学生活》（包括史国强的这一集），其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作假’之处。”^[7]随后争执不断升级，史国强以侵犯名誉权、肖像权和姓名权等理由起诉拍摄者。

法律上的判决并不能解决影片的道德争议。作为拍摄对象的史国强，针对摄制组的“作假”发表了声明，其中包括“我是《我们的留学生活》系列片中《角落里的人》一集的主人公，这集表现的是非法滞留者的生活，其中有在扒金库店使用假卡赚钱为生的内容。张丽玲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是一部纪录片，其中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但作为当事人我要说，张至少在我这集片子中明显造假。……《角落里的人》开场白中有一句话：‘从此，经过两人同意，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两年的跟踪采访’，其实只是协助拍摄了3天，其内容却被分散到各个年代、各个时间，这些镜头被分割组接，成为了长时间跟踪拍摄的结果，现在我手中有充足的证据能证明《角落里的人》‘造假’”等内容。^[8]史国强还指出：在影片的打假卡段落（即在赌博机上使用改造的假卡谋利）中，送卡人是由朋友“扮演”的，他说的话是导演要求的台词，挣得3万元的过程也是摆拍的，当时东京的“扒金宫”店也已经不能打假卡了。“扮演”和“摆拍”问题在纪录片理论层面上的讨论一直持续不断。“扮演”与真实与否的问题所涉及的正是道德观念对艺术创作的限制的合理性问题。拍摄者处于策略上的考虑，认为“扮演”可以还原已存在的真实。但一般的观看者并不会将其仅仅看成是形式上的还原。“扮演”的争议恰恰来自于可能的伦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