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浩劫》由法国导演克罗德·朗兹花费了11年制作，长度是550分钟，以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为基本内容，影片以一段略显冗长的字幕开头：

故事开始于现在位于波兰纳雷夫河岸的切尔诺，离洛茨东北部50英里，曾经是这个地区的中心，拥有大量犹太人人口，切尔诺是波兰第一个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地方。毒气屠杀开始于1941年12月7日，切尔诺犹太人分两个时期被屠杀，分别是1941年12月至1943年春天和1944年6月至1945年1月。在被送到该处的40万人口中，只有两个人幸存下来，他们是迈克尔·波德齐莱布尼科和西蒙·斯莱伯尼克，波德齐莱布尼科作为幸存者，被送到切尔诺时年仅13岁，他的父亲当着他的面在洛茨的犹太区被杀害，他的母亲死在切尔诺的毒气室，党卫军把他列入犹太工作名单，负责清理集中营的屠杀现场，像其他同伴一样被脚镣套住双脚，他每天都拖着双脚穿过切尔诺的村庄，他能够活得比别人长是因为他身手极度敏捷，并且在党卫军举办的囚犯跳高和赛跑中取得冠军，同样还因为他有一副迷人的嗓音。每周有好几次，每当党卫军需要诱饵猎兔时，年少的斯莱伯尼克在看守下沿着纳雷夫河，划船到村庄边上的苜蓿地里。他演唱波兰民歌，作为报答，党卫军教他唱普鲁士军歌。村里的人都认识他，波兰民歌和德国军歌。自从华沙沦陷后，该省被并入纳粹帝国并更名，甚至在切尔诺有德语学校。

在1945年1月18日夜晚，即苏军到达的前两天，纳粹把剩下的工作名单内的犹太人全部杀死，方法是向他们的头部开枪，斯莱伯尼克也在名单内，但子弹没有击中他脑部的要害，他醒来后，爬到一个猪圈里。这个孩子被苏军的战地医生救活。几个月后，斯莱伯尼克和其他死亡营的幸存者离开，前往特拉维夫。我在特拉维夫找到他，劝说这位曾经的歌手跟我一起回到切尔诺，那一年他四十七岁。

亲历者面对镜头口述历史，幸存者在镜头中唱歌。为了激发受访者的记忆，导演还让部分受访者走出了封闭的空间，回到了事件的现场。以下节选一段《浩劫》口述内容（完整、不连续、字幕格式）^[9]：

坡道是到达奥斯维辛的火车/的终点，白天晚上都有/有时一天一列，有时五列/从世界各地来的

我在那里的工作是/从1942年8月18日/到1943年6月7日/火车接连到来/我在坡道上应该看到了两百列/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不间断地、从所有地方/他们汇集到同一个地点/同样不知道上一拨人的命运

在这样的人群中/我知道，两个小时之后/90%的人被毒死，我知道

我原本弄不明白/人怎么会这样消失……/而后跟没事一样下一列车又来了/他们不知道上一列的情况/长年累月都是这样

是这么回事：比如/一列犹太火车凌晨两点该到/它靠近奥斯维辛的时候/先通知党卫军/一个党卫军来把我们叫醒/他们在夜色中押着我们过去/到坡道……我们大概两百人/然后灯就亮了/有坡，很多探照灯/照在党卫军身上，一排排的/每一米有个党卫军/

手里握着武器/我们囚犯在中间/等着火车，等着命令/一切就绪，火车就到了/车头开得非常慢、总在前面/直到坡道，这儿是铁路的终点/也是旅行的终点(www.daowen.com)

火车一停下来/匪徒的精英就占据位置/每两三节车厢前，有时每节/车厢前，有个中尉拿着钥匙/开门，门都锁着

里面当然有很多人/从窗口往外看，完全不明白/停了多次，有人上路已十天/这个车站是什么意思/门就开了：“Allleheraus！”/都给我出来！/为了别人能明白，他们用棍子/打，第一个，第二个，等等/犹太人挤在车厢里像沙丁鱼

如果一天到五六列列车/卸任的过程就非常着急：/用棍子打，辱骂/但是有时他们也有另一种方式/脾气好，甚至加点幽默/比如说：“你好太太，请您下来。”真的？/是，是的/或者说：“真高兴您能来这里/一路辛苦，马上接风洗尘……”

图8.1　《浩劫》中的口述者

影像作为口述历史的留存形式，比起文字记录更直观，能传达出来不同的信息量。随着口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并被引入纪录片创作，在汇编性纪录片或者纪实纪录片中，也得到广泛应用，逐渐成为常规形态。

国内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吴文光制作的《我的1966》（1993），由五个口述者在红卫兵时代的人生经历的记述构成，是对口述历史这一形式较早的尝试。一些纪念领袖、伟人的人物文献纪录片《毛泽东》（1993）、《邓小平》（1997）等开始采用口述的方式追忆人物，展现丰功伟绩。如今，口述历史的应用形式已经成为很多电视纪录片栏目的形态特征之一，例如央视一套《见证》栏目（前身为《纪录片》栏目）。大量的口述历史系列节目，如《百年笑声》、《重庆大轰炸》、《解放啦》、《二人转》等一直在不断探索实践着口述历史在纪录片中的应用，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栏目也是一档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从亲历者口中重寻历史事件的节目。提出“采用口述历史、人本叙事方式，从历史亲历者口中重寻观众最关心的历史往事。每件事件皆撼动心灵、凝住每段关键时刻。节目旨在‘因事找人，因人找事’，选取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亲历者见证人，也聚焦重要历史人物、国家政要所亲身经历的事件。”的栏目主张。口述历史纪录片的题材也逐渐超出解读公众性的历史事件和对领袖、知名人物历史记忆的范畴，扩展到了平民百姓的人生印记与情感怀旧、地方历史与轶事遗闻、时代变迁与观念变革等多个方面。对口述者的定位，大致可以分为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当事人或见证人的亲友等）、研究者，其中当事人和见证者作为亲历者最具直接性，口述内容的文献价值最高。唐德刚论及《李宗仁回忆录》时说：“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10]这里唐德刚强调的正是口述者亲历性质的史料价值。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节目形式，大致可以归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单纯的人物口述的形式出现的；第二类是口述和影像资料两部分构成的，优势在于可以用影像资料对口述内容进行补充和印证；第三类是口述、外拍两部分构成，田壮壮2003年拍摄的纪录片《德拉姆》，就采用拍摄云南滇西北怒江流域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与当地人的口述历史相结合；第四类是口述、资料、外拍三部分构成，也是汇编性纪录片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

通常节目根据栏目定位、题材特征、制作要求和成本预算等因素会考虑不同的形式。根据口述人的数量可以分为个人口述和群体口述。个人口述通常是口述者对自己的生命历程或者一段历史经历的自述或者他述，如《口述历史》栏目的《朱汲：我所知道的胡宗南》、《毓詹：我与末代皇帝二十年》等都是个人口述的形式。群体口述通常是通过众多口述者，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甚至是互相矛盾抵牾的忆述，塑造出人事的历史情景与现场。六集电视纪录片《百年小平》通过105位口述者的讲述，展现了邓小平非凡的智慧胆识，以及不为人所熟知的真实而质朴的生活。群体口述能够展现出口述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多层面多角度地考察口述的主题和内容。

在技术方面，中央新影厂在制作《中国影像志》系列过程中就对口述历史采取了统一的技术手段，提出具体而有参照性的拍摄要求：（1）除有特殊动作需要记录外，一般口述拍摄景别应控制在中近景（齐胸位置：画面下边沿一般在第二和第三个钮扣之间）。（2）除特殊的实地拍摄外，一般室内采访须用专业灯光造型。（3）采访拍摄时，须采用工作小组提供统一的采访背景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