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记学的角度，人物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历史传记形式，同样要成为“信史”，具有实录精神。人物文献纪录片记述对象多是历史人物，强调尊重历史真实，文献性是衡量其价值的高低重要标准。探讨文献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首先是针对素材资料的真实性而言的。

文献纪录片的素材也是具有史料意义的资料，面对大量的相关素材，需要辨别真伪，保证素材使用的准确性。正如，《邓小平》摄制组提出的“以史学研究者的态度对待节目制作”，多数文献纪录片都与专业研究人员进行合作也是基于此。人物文献纪录片的权威与可信正是依靠素材的真实性建立起来的，如果缺乏对素材深入的调查研究、考证，主观臆测和模棱两可都是不可取的，往往漏洞百出。

素材的使用要有史学态度。在《伟人周恩来》中，记述了一个历史细节：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县城中一个天主教堂见过面。摄制组很快拍到了一座教堂，最后，终审时专家却指出周、张会面的教堂早已被炸毁，不复存在了。教堂的影像也就没有使用。^[6]另一方面，注重历史影像细节的开掘与运用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有细节的历史充满了质感。故事化地复活历史细节也并不代表历史细节的随意虚构，对于细节应当指明出处，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很多细节化的掌故来自于野史已无法确切考证，应当或证实、或证伪和存疑，细节的真实主要体现在不能违背史学原则，以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对待纪录片所表述的历史。

文献纪录片通过解说词对素材进行阐释，依赖解说词写故事、说故事，保证影片的逻辑性和整体性，尤其是影像资料不丰富，内容指向不明显的镜头较多的选题。类似《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晋商》等纪录片，内容表现的时空远远超出了影像存在的历史，更多依靠的是历史遗迹、文字资料、相关现场的景观、情景重现等视觉素材进行编辑，以解说词打捞历史的细节。编导需要具备的正是“如何发挥解说词的惊人想象力的才能”^[7]。《一个时代的侧影》、《百年中国》等文献纪录片的历史叙述的视角由“宏大”转入“微观”，关注个体的历史经验，搜集普通人的生活细节，还原历史氛围。影片中那些充满着趣味和张力的细节，能够准确地完成历史感的传达，解说词“避开主体不可避免的正史叙述模式，从影像所涵盖的画面细节捕捉反映历史原生态的瞬间。……对影像资料的具象描述与画面背后隐藏东西的发掘，有效地将气息生动的历史现场和永恒的瞬间还原出来”^[8]，从而让历史鲜活而生动起来。(www.daowen.com)

作为素材表达空间的拓展方式，人物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越来越得到了关注，精神的历史、内心的历史作为一种深度开掘在人物文献纪录片创作中广泛使用。在纪录片《陈庚》中，人物的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多处地方使用，比如，陈赓的妻子王根英牺牲的那天，陈庚在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惨痛的一天。……”根据陈庚日记中对与妻子王根英偶遇、分离，再到牺牲的描述，影片对陈庚当时的心情做了描述和解释，使得陈庚的人格塑造更有质感。心理推理与精神分析需要合理依据的支持，自传、日记、书信、回忆录、访谈等都可以成为可参照的素材，无论是对人物的心灵世界，还是对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人格发展，所做出的判断和发挥的艺术想象必须限定在有限的事实时空中。《陈赓》的解说正是依据《陈赓日记》和《从南昌到汕头》、《挺进豫西》、《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击战》等回忆文章为基础的，解说词还使用了“也许”、“大概”这样的推测的字眼，把画外音的主观性完全呈现给观众，力求减轻编导主观介入的影响力，增强影片的真实感，有效地避免了过度“解释”与“推测”可能对影片真实性的损伤。文献纪录片还可以使用人物的直接引语，在揭示人物方面显得更加亲切、生动，富于戏剧化。

人物文献纪录片的素材开发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把历史积淀的素材开掘出独特视角，激活时代话题，赋予人物以昭示现实的现代意义，寻找文献人物与当下观众交流的渠道，使得观众能够与人物沟通，与历史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