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文献纪录片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影像资料的利用与创新。资料素材的收集是文献纪录片创作的第一步，编导正是在占有大量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开始进行创作的。活动影像历史资料作为声画主体具有文献价值高、表达直观的优势。但编导常常会面临可供选择的直接影像的匮乏，《孙中山》时长共300分钟，现今能收集到的有关孙中山的影像资料加起来不足10分钟。在《李大钊》的创作过程中，李大钊的影像资料有了重大发现，即李大钊1924年6月参加共产国际五大时十几秒的胶片以及从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中发现的27幅李大钊被捕时的照片，这几乎就是李大钊所有的影像资料。人物某一时期的资料多，某一时期的资料少，也是较为常见的，《陈云》是展现陈云一生活动的纪录片，陈云建国后的影像资料相对比较丰富，但1945年之前的阶段，活动影像资料只有三秒钟，以及不多的几张照片。历史影像资料的多与少并不应该成为创作的束缚，也并非资料越多就是成功的，作品最终关键是看资料的开发程度。

编导首先需要对资料的相关性有着深入的认识，素材并非局限于人物本身，不能囿于材料的因果直线联系。例如，《周恩来》最后一集是《最后的岁月》，在本集中周恩来生病、逝世段落，采用了两条叙事线索并行的方法，一条是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在医院接受第一次大手术部分，另一条是这天“六一”儿童节的部分，影片使用了北京儿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游玩的镜头。编导认为：“我们将两条在情绪上截然相反的事件，用蒙太奇使之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反差积累成为片子的内在力度，随着情绪的积累，画面表达的力度无限地随观众的情感扩张，这样便加强了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境界。”^[5]素材的相关性考虑着编导素材选择的眼光与驾御的功力，如何能找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材料的相互联系，进行多维的时空关系拓展，把它们纳入到整体框架中。由于素材有一定的广泛性，都是以分散的自然形态存在的，在资料的收集过程中，面对来源不同的零散杂乱素材资料，编导需要找到他们特定的组合关系，开拓出影片特有的生命体系。“点、线、面”素材体系建构过程，即首先找到影片的立意、人物的立足点，很多编导将人物的身份定位作为一个基点，即首先解决“他是一个什么人”的问题。围绕着这个基点寻找线索，再通过串连线索搭建框架结构，这种方式可以使得影片主题集中，既解决了资料收集的针对性问题，又可以避免影片出现资料堆砌罗列，缺乏生命力的情况。

人物文献纪录片的结构方式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主题结构和时间结构（编年体）两种。主题结构影片，主题明确，脉络清晰；人物文献纪录片很多是讲述一个人一生的或者某个时期的历史，时间结构可以使人物生平活动清晰，大事不易遗漏，弱点是内容杂乱，不易梳理，容易陷入“年谱式”罗列。《邓小平》前6集按年代的时间顺序，后5集按主题结构方式，影片整体尽管结构方式不统一，却保证了内容的完整。《又见梅兰芳》则跳出了一般的结构套路，以文献时空、现实时空、精神时空和情感时空的四个时空的交替出现来完成影片结构。(www.daowen.com)

通常人物文献纪录片的素材匮乏，加之资源消耗性的使用，很难突出文献资料的新颖性、揭秘性。编导应当寻求思维方法的突破，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注重第一手资料伸展出来的创作空间。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数字视听艺术表现空间大大得到拓展，重视影像、照片、著述、信札、题跋、文件、文献等第一手素材资料的视觉化处理方法。另外，关注口述/采访、相关现场的空间背景景观、历史遗迹/遗物/器具、生活环境今昔比对、情景重现等现实素材的开发，理解现实素材与历史素材可能的结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