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没有回忆能力，我们就不能构建自我，而且也无法作为个人与他人进行沟通。^[1]

——[德]阿莱达·阿斯曼

汇编（文献）纪录片的制作是纪录片重要的创作形式之一。电影发明之初，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运用历史影片资料汇编意义表达的可能性：“我（彼得·贝利斯——笔者注）相信（总有一天我要进行这个试验），比如说，任意取六个性质和题材都不同的镜头，这六个镜头就有许多种组合的方法，通过使用恰当的解说词以后，仍能成为有意义的电影。”^[2]素材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了新闻片、电视节目、宣传片、广告片、家庭录影、照片、文件和故事片等形式。早期的概念强调汇编形式的纯粹性，内容只能从既有的素材中选取，不能够使用摄影机，不使用访谈和画外音，汇编纪录片制作者是编辑者。^[3]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由于宣传战争鼓动士气的需要，影像资料汇编的制作方法得到充分重视，把来源不同的影像资料进行编辑加上带有倾向性的解说，繁盛一时，并很快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纪录片文体形式。如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1942—1945）、阿伦·雷乃的《夜与雾》（（Night and Fog，1955）、米哈伊尔·罗姆（Mikhail Romm）的《普通法西斯》（Ordinary Fascism，1965）等，很多闻名世界的汇编纪录片都是战争题材作品，不但说明了战争纪录电影赋予了影像资料汇编以特殊意义与功能价值，也证明了“汇编影片作为把第一手历史记录材料加以戏剧化的一种手法，具有巨大的潜力”^[4]。比如，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在各种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帝国和纳粹希特勒的汇编纪录片中被反复使用。国外有代表性的汇编作品还有美国埃米尔·德·安东尼奥的《猪年》、杰恩·娄德（Jayne Loader）的《原子咖啡厅》（The Atomic Café，1982）、小林正树（Masaki Kobayashi）的《东京审判》（The Tokyo Trail，1983）、肯·伯恩斯（Ken Burns）的《南北战争》（The Civil War，1990）等。(www.daowen.com)

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就通过大量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制作了汇编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在当时被誉为“黎民伟五年心血的结晶，为有系统、有声色的真实革命史”。一直以来，国内对历史影像的制作方式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称谓和明晰的分类，有沿用西方“汇编纪录片”（Compilation Documentary/Compilation Film）的提法，也有冠之以历史纪录片、人物传记片的名称。现在，较为熟悉的“文献纪录片”的称呼，是从1993年的纪录片《毛泽东》开始使用的，一直沿用至今。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实际上当前“文献纪录片”指代的范围，主要是指表现主旋律题材的伟人丰功伟绩、党史人物、英模事迹以及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汇编纪录片，并没有涵盖所有历史影像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正逐渐展示出多元的历史意识，历史话语叙述方式发生了变化，叙事视角和叙事策略更加注重细腻化的日常情感，关注平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一点从引发历史怀旧的《老照片》系列出版事件也可以佐证。随着数字收费频道的发展，国内成立的专业历史影像频道——老故事频道，也是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典藏的大量历史影像为资源，制作“影像诉说历史”的文献纪录片，提出致力于打造“国家影像档案”的口号，代表性栏目有：《新闻简报》（栏目宗旨：重温胶片上的历史）、《往事钩沉》（栏目宗旨：揭开尘封的秘密，重温历史的沧桑）、《影像史记》（栏目宗旨：已经流逝的风云岁月，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金戈铁马》（栏目宗旨：叹为观止的战争场面，浓郁厚重的人文情怀）等。综合频道或其他专业频道中历史影像的专业栏目更是数量众多，如中央电视台十套的《见证·影像志》、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纪实频道的《往事》、《档案》以及《探索·发现》等历史影像系列节目，影响较大的有“战争调查”系列、“历史揭密”系列等。

文献纪录片的分类，按照题材内容可以分为：人物类文献纪录片和事件类文献纪录片。本章节以人物文献纪录片为例，论述文献纪录片的素材处理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两类文献纪录片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