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如何通过拍摄对象重新塑造角色形象:第三节教程

如何通过拍摄对象重新塑造角色形象:第三节教程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导演对拍摄对象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魅力”。从拍摄对象的角度来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是“从自我出发利用有魔力的假定创造角色”,在《剃头匠》中他扮演他自己,即“我演我”,作为演员的行动与生活中的行动并没有区别。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摄影机拓展拍摄对象原有的生活,给了拍摄对象重新塑造一个角色的机会。

如何通过拍摄对象重新塑造角色形象:第三节教程

纪录片的选题阶段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怎样找到拍摄对象,这是一个简单又首要的问题。拍摄对象的获取方式五花八门,不同拍摄对象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很多选择过程又充满了偶然性。一定程度上,选择拍摄对象就是选择题材,拍摄对象体现的是潜在的主题,无论何种拍摄对象都考量着拍摄者对拍摄对象属性的认识能力。拍摄者拍摄什么与编导自身的控制力是分不开的,也是对生活感受力的不同体现。通常编导会对拍摄对象有预先的设想和构思,这种设想与创作者对现实的感知,甚至个人的际遇都有很大关系。以康健宁拍摄《阴阳》作为考察该问题的对象,导演首先根据构思将拍摄对象做了一个预先设定,大致可细分为九个条件要求:(1)不要太穷;(2)家境大致在当地属中等水平;(3)家庭人口要多;(4)几代人在一起;(5)地点离公路不要太远;(6)外环境要有特点;(7)住窑洞;(8)家里主事的人最好要有点文化;(9)再就是村民们准备打窖蓄水。(康健宁《关于〈阴阳〉》)

摄制组的向导根据要求找到了张耀宗这个人,张耀宗基本符合以上所有的条件,“可是她的父亲张耀宗作为一号人物却叫人头痛。张平日里沉默寡言,见了外人更是没话,他基本上不识字。高兴也好,痛苦也好,他不说话。这部不打算使用解说词的片子可怎么拍?过了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有一群人不知从哪里跑来看热闹。无意间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个子不高。突出的印象是脑袋特别小,穿着一件当地人不大常见的破旧制服(带着四个口袋的那种),上衣口袋上别着一支笔。我知道,这支笔的作用就像是城里人手里的大哥大一样,它证明着一种身份。这一带城镇里过去的干部常常就是这个样子。我上去询问他的来历,得知这是远近皆知的风水先生(当地叫“阴阳”)。再一问名字,他叫徐文章。识文断字,家就住在大山沟的另一面。我一阵高兴,此片的拍摄重心决心从张家挪到徐文章这里了”[8]。可见,导演对拍摄对象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魅力”。回顾一下诸多纪录片的拍摄对象最初是如何被找到的,就会发现《推销员》中梅索斯兄弟能在众多推销员里找到保罗,《阴阳》中康健宁能在众多的农民中找到徐文章,尤其存在众多相似拍摄对象的情况下,这些人都不是被摄影机“随意挑中”的。

事件是故事的行动元素,而行动是由人物发出的。拍摄对象是否具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往往直接关系到纪录片的故事化程度,行动能力不仅仅是指拍摄对象的动作、姿态,也包括拍摄对象的情绪、感受、言谈。张元拍摄完《疯狂英语》后,也说:“像李阳这个人,我在知道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跟踪这个人拍摄的时候就发现,你去编造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人的确是特别得离谱。他不仅很疯狂,也很有趣,而且非常滑稽,这是难以编造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纪录片是多么的重要,只有纪录片才能完成这种东西。” [9](www.daowen.com)

如果面对镜头的表演性是不可避免的,拍摄对象都是在镜头前“表演”,这与小川绅介在《收割电影》一书中提出的纪录片是“我演我”的观点有相一致的地方,但“我演我”与“我就是我”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区别。故事片《牛皮》中,由于“我(导演)和父母在自己的家里拍摄了《牛皮》。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人员,只有我们三个人。片子里只有三个角色,父母和他们的女儿。实际上,演员就是我们自己”[10]。由于刘家三口“我演我”,《牛皮》自然就出现了“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的讨论。导演刘伽茵说:“因为《牛皮》的细节过于真实,有的人误以为它是纪录片,我甚至接到了几个纪录片电影节的邀请,但故事片和纪录片是绝对不能简单从完成结果上的‘像和不像’来区分的。也有人提出它的价值到底体现在故事片的特性上,还是纪录片的特性上。……对于我来说,这条线就是电影动机,我的电影动机从根本上决定了《牛皮》的特性。问题在于你的立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这才是本质。《牛皮》当然是故事片,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故事片。”不仅是电影动机,更重要的一点是《牛皮》的内容是虚构的且由编剧完成的,虽然“让一些人混淆的原因是它的细节,事实上,所有看起来真实的东西,所有看起来自然的动作、对白,无论多么细微,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有详细的剧本和严格的排练,随机成分连百分之五都不到”[11]

再以《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和《剃头匠》这两部影片为例作进一步的分析,两部影片拍摄对象/主角是同一个人。以虚构/非虚构为标准,前者被认定为纪录片,后者被认定为故事片。如果说虚构与否造成影片属性的差别,那么敬大爷属性的界限并不明确。从拍摄对象的角度来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演员是“从自我出发利用有魔力的假定创造角色”,在《剃头匠》中他扮演他自己,即“我演我”,作为演员的行动与生活中的行动并没有区别。由靖大爷到敬大爷,这个两个角色都是他自己,靖大爷没有扮演其他的身份,没有创造新角色。不同于《剃头匠》中的故事/事件是虚构的,在《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中企图实现的是“我就是我”。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摄影机拓展拍摄对象原有的生活,给了拍摄对象重新塑造一个角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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