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Dramaturgy Theories）给拍摄双方的关系，尤其对于拍摄对象的行为属性，带来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体系。按照“拟剧理论”的观点：“一般来说，当个体处于他人面前时，常常会在他的行为中注入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戏剧性地突出并勾画出了若干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这是因为个体的活动若要引起他人的注意，他就必须使他的活动在互动过程中表现出自己声称的各种能力，而且，还需要在互动的某一瞬间表现出这种能力。”^[2]显然摄影机具有的媒介性质必然改变拍摄者的行为，拍摄对象在镜头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表演性。在梅索斯兄弟的《灰色花园》中，很多人都认为伊迪母女是绝佳的拍摄对象，尤其是小伊迪，她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部影片的经典性。小伊迪面对镜头表现出了充分的表演欲，始终关注着镜头，藉此来决定如何装扮自己，包括说什么话唱什么歌，她对着镜头窃窃私语，镜头好似是小伊迪的亲密朋友为她而存在。小伊迪的自我意识里显然是以演员自居的，她展示出来的拍摄内容带有设计痕迹，很难判定是否还是生活中原来的样子，更像是即兴表演。

有的被拍摄者有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或者有着一个比较清晰的自我身份定位。因此，拍摄对象会按照自我定位进行镜头展示。“有时，个体会按照一种完全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表现自己，其目的纯粹是为了给他人造成某种印象，使他们做出他预期获得的特定回应。”^[3]《空间——严华的自述》（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栏目作品）拍摄了一位残疾男青年自强不息的故事，编导在作品阐述中提到：“在我准备开拍的时候，严华第一句话是：‘汤老师，我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被摄经验告诉他，他该进入角色，去再现那些生活片段。这是我深入被摄对象的内心世界的一道障碍。我只得反复告诉他，‘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管我’，但收效甚微。”^[4]那么，这种主动呈现是不是损害了导演的主体性，是不是有拍摄对象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塑造角色的演员？这种表演性的真实呈现符合纪录片的内在精神吗？

在镜头的激励作用下，拍摄对象常常很容易会迸发出表演欲。很多导演挑选拍摄对象以表演性为标准，认为拍摄对象最好要有演戏的天分，会去寻找镜头感强的人，考虑性格、外形与气质诸种因素是否胜任一定难度的“表演”。有的导演寻找拍摄对象是去挑选演员/非职业演员，认可拍摄对象具有部分的故事片演员属性，甚至将拍摄对象设定成为非职业演员，喜欢善于在镜头前叙述和行动的拍摄对象，尽量挑起他们的即兴表演；反之，有的导演却提出拍摄对象的这种表现可以成为影片的缺陷，认为如果在镜头面前一名工人表现得特别像一名工人并非是成功的拍摄，那是有损真实带有表演性质的呈现，坚持镜头下的自我呈现理应区别于日常状态。(www.daowen.com)

戈夫曼对“前台”和“后台”的概念解释是：“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5] 真理电影追求的恰恰是前台表现的关系，导演（或采访者）在前台将与拍摄对象共同进入表演区域的活动拍摄下来，认为这种具有表演性质的前台行为本身就能体现真实。有的导演认为拍摄对象的前台内容缺少深刻表现人性的基础，将自己隐身于后台，希望摄影机在拍摄对象身上获得后台特权，把进入后台看成是获得真实、揭示人性的关键。“由于表演中最具关键性的秘密都可以在后台看到，演员在后台的行为也与他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符，可想而知，封闭前台通往后台的过道不让观众进入，或者隐藏整个后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6]因此，很多直接电影导演还是要竭力撕掉这层“前台”的伪装，寻找拍摄对象在没有摄影机存在的自然状态。导演利柯克说：“大多数人都想取悦你。他们知道你带着摄影机和录像带来到这里，显然你是想要得到些什么，而他们正想知道你到底想要些什么，然后为你表演出来。每当这时，我就会将摄影机放到一边，直到他们说：‘这家伙到底干什么来了？让他见鬼去吧！我自己去干自己的事了。’”^[7]导演为获得拍摄对象的自然状态还会特别采用一些应对技巧，利柯克主张摄影机应当尽量减少对现实的影响，提出采用不间断的拍摄，让人们适应摄影机并对拍摄行为放松警惕等一系列方法，依靠拍摄对象对摄影机忽视，从而将影响降低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