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电影1950年代发源于美国，按照直接电影代表人物阿尔伯特·梅索斯本人的说法，“Direct Cinema”这个概念最早由电影评论家路易斯·马科热勒斯提出，在法国《电影手册》中，其称纪录片《表演者》是“Direct Cinema”的范例。^[15]直接电影在拍摄过程中多采用跟踪拍摄，提倡不干预、不介入的“纯观察”，被称为“墙壁上的苍蝇”（fly-on-the-wall）式拍摄，以美国纪录片导演理查德·利柯克（Richard Leacock）、梅索斯兄弟、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等为代表人物。1950年代，理查德·利柯克和罗伯特·德鲁（Robert L.Drew）领导的创作团队“德鲁小组”在拍摄《初选》（Primary，1960）等影片时就规定：不要要求别人做任何事，也不要采访。直接电影试图单纯通过镜头的观察描述意义过程，主张“电影应该被当作一种不抱先入之见、没有导演干预、尽可能准确地开掘社会现实、记录正在发生之事件的手段；剪辑方式应该是：影片的含义要从其素材中而不是从电影制作者将主题强加于素材的做法中浮现出来”。^[16]“德鲁小组”的这种拍摄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思维，直接电影拒绝预设的主观评判，镜头冷静而细致，保持距离，尽量还原原始场景，对不可预知的现实发展不做干预，较少地使用解说词，不直接表露对拍摄对象的认识判断。剪辑强调“多展示，少解释，或者不解释”，主题内涵丰富，观点引而不发，需要观众不断调整情感去理解影片，审美心理上需要接受可能的冗长、沉闷。具有疏离感的旁观角度生发出多重阐释的可能，意义呈现开放的解读和多义。直接电影作为一种整体上的创作理念，一直具有标签化的倾向，并非是严格的创作守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创作内涵，比如常见的也会采取适度介入的形式。

作为美国直接电影代表人物的梅索斯兄弟，先后拍摄了《披头士乐队在美国》（What’s Happening！ The Beatles in the USA，1964）、《推销员》（Salesman，1968）、《给我庇护》、《灰色花园》（The Grey Garden，1975）、《霍洛维茨：最后的浪漫》（Vladimir Horowitz：The Last Romantic，1985）、《拉里·金：棉花的遗产》（Lalee’s Kin：The Legacy of Cotton，2000）等30多部影片。1974年至1995年，梅索斯兄弟还用二十年间追踪拍摄美国地景艺术家^[17]克里斯托夫妇的艺术历程，完成了《峡谷垂帘》（Valley Curtain，1974）、《奔跑的栅栏》（Running Fence，1978）、《岛》（Inlands，1986）、《克里斯托在巴黎》（Christo in Pairs，1990）、《伞》（Umbralla，1995）等一系列纪录片。这期间，大卫·梅索斯于1987年去世。1968年，梅索斯兄弟和夏洛特·泽韦林拍摄了被称为“直接电影典范之作”的《推销员》，影片记录了四位圣经推销员的生活，他们推销的是一种昂贵的精装本圣经，每个人都有独具特色的销售风格，逐家登门拜访，夸张地推销说服，不断拓展销售区域，夜晚则在宾馆中疲惫地吸烟，互相交流销售经验；《给我庇护》记录了1969年滚石乐队在美国巡回演出，因为意外地拍摄下了乐队在加利弗尼亚演出时摇滚狂热者之间的致命骚乱而广为人知，影片采取现场演出、日常活动和乐队剪辑室观看素材几个部分交叉剪辑的方式结构影片。

1975年的《灰色花园》是梅索斯创作生涯中的影响较为广泛的作品。“灰色花园”是位于纽约汉普顿东部一座破败的别墅，由老伊迪在1923年购置。梅索斯兄弟在1975年进驻“灰色花园”，近距离记录了小伊迪和她的母亲老伊迪的一段生活。此时，母女两个依靠积蓄生活，老伊迪几乎已经不能下床，单身小伊迪已经60岁，在灰色花园中陪着老伊迪，每天例行公事地唱歌、回忆、争吵、和解。在梅索斯兄弟拍摄这对母女之前，“灰色花园”就因其破旧、脏乱已经被很多人熟知。当地卫生部门对灰色花园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扬言要将母女二人从别墅中驱除出去。随后报纸报道了这对过着隐居生活的母女让人吃惊的居住条件，居室凌乱不堪，堆满了吃剩的食物，十几只猫随处排泄，小伊迪甚至在阁楼上养了一只浣熊，花园也无人理睬。引起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对古怪的母女是被上流社会遗忘的人，小伊迪和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姐妹有着表亲关系。小伊迪性格略显神经质和古怪，又代表了一种自信和执著。《灰色花园》面世以来，伊迪母女的形象打动了众多美国观众，先后又出现了灰色花园题材的故事片和音乐剧，影迷还仿制了片中小伊迪的服饰与饰物。2006年，阿尔伯特·梅索斯以部分《灰色花园》未使用的素材，完成了《灰色花园中的比尔母女》（The Beales of Grey Gardens）。《灰色花园》代表了梅索斯兄弟前期典型的创作观念和方法，他们的作品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拍摄对象大都是戏剧性较强，又富于性格内涵的人物，同时通过人物行为能够与叙事过程交织，不缺乏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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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灰色花园》中的伊迪母女

不同于梅索斯兄弟拍摄个性化的对象和被高度关注的事件，法国导演尼古拉·菲利贝尔（Nicolas Philibert）则关注“微不足道”的“区区小事”。法国外交部曾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向国外观众推荐菲利贝尔的《卢浮宫城》（La Ville Louvre，1990）、《聋哑国》（Le pays des sourds，1992）、《动物，动物们》（Un animal， des animaux，1996）、《微不足道》，（La Moindre des choses，1997，又译为《区区小事》）、《是与有》（Être et avoir，2002）5部影片，因此它们也是较早地进入国内观众视野的作品。《卢浮宫城》以卢浮宫博物馆一次重修休整为对象，试图拍摄出卢浮宫博物馆的“隐秘部分”，影片被描述为“一次城中之城的发现之旅”。菲利贝尔为了保持行动的灵活性，没有使用人工照明，也没有“指导”拍摄对象如何行动。“因此，影像没有附加任何解说，摄像机更倾向于直接叙述，通过一连串场景描述一个博物馆在其特殊发展阶段的经历。影片围绕几个‘主人公’展开，它们的活动和行为慢慢地成为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故事的要素。剪辑方式注重叙事性，有点像故事片的处理手法。影片将两个时空重叠、合并，表现的既是一天的流程（从夜间巡逻到敲钟），又是工程的前期阶段，是从挂画到重新开放展厅这个历时更长的时段。”菲利贝尔认为：“《卢浮城》不是一部艺术片，也不是一份介绍博物馆各个工种的社会学报告。我是想通过一个鲜活的材料来讲述故事，美化现实。我拍摄卢浮宫的人们就像是在拍摄一部芭蕾舞剧。”^[18]《聋哑国》是“一部以手语为母语的电影”。菲利贝尔首先捕捉到了聋哑人使用手语时所散发出的精神能量：“我们觉得他在我面前是一位伟大的哑剧演员，他的叙事表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视觉记忆、观察天赋和敏锐目光，这些事情在正常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19]影片致力于建构一个“遥远的、寂静的”聋哑王国，一个重度失聪者眼中的世界。《动物，动物们》拍摄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动物厅（进化展厅）的重修，拍摄方式与《卢浮宫城》相似。菲利贝尔宣称以“一个着迷的幻想者的视角”来注视各种动物标本被分类、再分类和被保存。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讲述科学知识。这部影片没有任何解说，也没有任何访谈：它要表现的是一种距离，一种只有通过非同寻常的手段才能进入其中的电影人的欣喜和好奇的目光。”^[20]《微不足道》以法国拉波尔德精神病院的病人排练一出名为《轻歌剧》的话剧为内容。在拉波尔德，演戏被视为一种有效的精神治疗方式。影片的处理方式与《聋哑王国》基本一致，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戏剧生活交织在一起，屏蔽了那些可能的疯狂场景，只凭借细微的“区区小事”深入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是与有》记录了法国位于奥菲涅地区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一位老师带领着13个不同年纪学生学习，有的孩子正处于识字的阶段，拍摄一直保持“谨慎” 和“善意的中立”，没有打扰班级的正常秩序。菲利贝尔相信“拍摄一个跟减法作战的孩子可以使影片成为一部真正的史诗”，^[21]因而致力于一个日常的，却又是未被发现的世界的建构。

1997年7月，“首届北京国际纪录片学术会议”召开，这是中外纪录片同行之间难得的一次交流，尤其对于中国纪录片创作界影响深刻，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做了题为“关于我30多年来的纪录电影实践”的演讲。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吴文光也连续撰写了《认识怀斯曼》、《怀斯曼的〈公共住房〉》、《住在波士顿的怀斯曼》、《怀斯曼，我的老英雄》等文章向中国纪录片制作人和观众介绍怀斯曼的纪录片创作。怀斯曼40多年拍摄了一系列以“社会机构”为对象的纪录片，如《提提卡的蠢事》（Titicut Follies，1967）、《高中》（High School，1968）、《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1969）、《医院》（Hospital，1970）、《模特》（Model，1980）、《临终》（Near Death，1989）、《动物园》（Zoo，1993）、《芭蕾》（Ballet，1995）、《法兰西剧院》（La Comédie-Française ou L'amour joué，1996）、《拳击馆》（Boxing Gym，2010）、《在伯克利》（At Berkeley，2013）等，也可以视作直接电影创作理念体系下的作品。怀斯曼的作品具有更强的疏离感和客观化倾向，外观更接近“零度”状态，不操纵观众的情感走向，细节丰富而放弃故事性的叙述。但是怀斯曼的作品并非是自然主义的镜像现实，影片建立的“新现实”带有强烈的隐喻的性质。直接电影被介绍到中国之后，梅索斯兄弟、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和小川绅介（Shinsuke Ogawa）等成为获得中国学界和业界高度评价的有代表性的国外纪录片导演，后来直接或者间接受这种创作理念影响的导演和作品也为数不少，包括一部分中国创作者，段锦川的《南廓八街16号》、康健宁的《阴阳》、梁碧波的《婚事》、王兵的《铁西区》等，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直接电影的脉络和影响，虽然很多创作者拒绝被贴上“直接电影”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