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意志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Will，1935）、《奥林匹亚》（Olympia，1938）代表了纪录片艺术化和政治化结合的典型文本。里芬斯塔尔最初为舞蹈演员，后来作为范克导演的登山电影的演员进入电影界，演出过《圣山》（1926）、《勃朗峰上的暴风雪》（1931），还导演了《蓝光》（1932）等影片。由于为纳粹党拍摄了1933年纳粹党代会《信仰的胜利》（The Victory of Faith）而获得了认可和信任。《意志的胜利》拍摄的是1934年9月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会，场面规模宏大，民众的欢呼不绝于耳，其中包括了三万八千人的阅兵仪式，影片展现了纳粹党“伟大的一天”。为了弥补被剪掉了的德国国防军的镜头，里芬斯塔尔又在1935年的纳粹党代会为国防军拍摄了一部名为《自由之日：我们的国防军》的20分钟短片，通过一次演习突出了国防军卓绝的战斗力。里芬斯塔尔的电影生涯由于为纳粹拍摄了《意志的胜利》一片而饱受争议，这部影片被指责为“纳粹的宣传资料”、“赞美纳粹”，或者是“引诱观众相信纳粹”。在瑞·穆勒（Ray Müller）的《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壮丽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1993）一片中，她接受访谈时，坚持认为从来没有参与纳粹的任何政治过程，由于“纳粹的谎言”才拍摄了这么一部电影，但电影并没有被戈培尔的宣传部限制艺术自由，否认影片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她说“《意志的胜利》并不是一部普通的宣传片，没有解说词，更没有通过解说词来表达这种场合的意义和价值”，“（它）不是一部政治影片，甚至不是一部电影，只是几个场景一些镜头，它们被放到了一起”。当导演瑞·穆勒追问：“难道你没有剪辑吗？”她不得不承认：“是的，我剪辑了，我把它们放到一起，但是拍摄什么素材并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对于大量的群众/士兵群体镜头和希特勒的个人镜头互相切换的剪辑方式，她解释：“因为只有群众和希特勒两种镜头。以艺术家的方式拍摄，而不是以政治家的方式进行拍摄，这也正是希特勒想要的。”实际上，在影片的开头导演甚至采用“特殊视角”对希特勒“从天而降”抵达纽伦堡采取神话式的处理方式。

英国导演泰勒·唐宁对《意志的胜利》做了如下的评价：

它毫无疑问是法西斯主义与极权主义精神在影片上的非凡再现。成千上万的游行人员、一列又一列的纳粹党成员与官员可以被安排在纳粹党的象征与仪式周围。万物都是先给领袖崇拜的。观众置身于那里，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党首可以演讲于其间的巨型人海剧场。万事渐渐积累至日落时分，恰好烘托出元首讲话的高潮。探照灯光柱把天空照亮，在壮观的背景幕布前，希特勒夸夸其谈、大声咆哮。音乐、仪式、旗帜、群众，全都基于各自与元首意志的关系进行了规定。一切都基于严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进行了控制。政党统一了，民族一心了，领袖至高无上。……毋庸置疑，尽管这部作品是一次电影的胜利，但同时它也是有史以来最具法西斯主义色彩的电影之一。^[12]

“意志的胜利”正是1934年纳粹党代会的主题，但《意志的胜利》中的宣传意图是隐藏的，“看起来不像纪录片，更像艺术电影”（瑞·穆勒），没有被直接认为是一部宣传片，甚至当时在巴黎获得极大的轰动，先后于1934、1935年获得巴黎世界博览会电影金奖和国际电影和平奖项，被评价为“它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它表现了不朽的意象，政治生活中的震动事件以及元首的伟大形象，这些意象是以前从没见到过的明亮的意象”。人们甚至认为工作与和平就是这部影片反映出来的基本信息。里芬斯塔尔也辩解，影片的意义是多维的，只是人们习惯用政治话语来阐释这部电影，它一开始表现出的是和平的意愿。《意志的胜利》没有通过解说词明确表示出政治目的，权力仪式（演讲、游行、阅兵、节日化、群众）本身便是一种政治形式，审美方式始终是与政治表现密切相关的，这都使影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1936年，里芬斯塔尔以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为题材，拍摄了仍具有出色艺术性的《奥林匹亚》，影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名为《民族的节日》，第二部分名为《美的节日》。里芬斯塔尔重新策划了点火仪式，12分钟仪式化的开场段落以古典时代的力量与荣誉为主题。在跳高运动中，以慢镜头、交叉剪辑制造跳跃的节奏；在撑杆跳比赛中，为了拍摄效果重演了最后一跳的比赛；在百米赛跑中，试图利用弹射摄影机跟随运动员一起前进（这个拍摄计划最终并没有被许可）；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有的段落以训练镜头代替了比赛镜头。里芬斯塔尔根据拍摄的需要最大程度地安置了运动场中的摄影师和摄影机，她回忆：“最终在迪姆教授和国际奥委会的帮助下，才允许我们在跳高、跳远和撑杆跳场地的附近、在离一百米赛跑起跑线五米远的地方和终点线的一侧以及三级跳远场地的旁边挖了六个土坑，在体育场的中央竖立了两座塔状的平台，在百米起跑线的后面又竖立了一座平台，在投掷链球的铁丝栅栏周围安装了运行滑轨，此外还允许六位摄影师进入体育场内进行拍摄。”^[13]《奥林匹亚》实验了大量的电影技术手段，形成了独特的体育摄影视角，捕捉到了大量紧张、刺激的比赛画面，成功表现了运动、力量和人体之美，成为奥运纪录电影的巅峰之作，也是最优秀的体育纪录片之一。^[14]虽然里芬斯塔尔否认曾参与纳粹活动，《奥林匹亚》仍然受到了政治宣传的指控，比如影片采用了希特勒宣布奥运会的开幕发言同期声，“乐队演奏法西斯主义国歌‘青年’（Giovinezza）时，瓦拉得到了她的金牌与桂冠。她与获得银牌的施托伊尔站在领奖台上，伸出她们的手臂行纳粹礼。从重要人物的包厢里，希特勒向她们回礼。瓦拉的脸渐隐为黑色，看起来宛若头戴桂冠的古代女神”^[15]，这样的桥段随处可见。

图2.2　《奥林匹亚》海报

曾参与执导1988年和1992年奥运会官方纪录片的泰勒·唐宁认为，《奥林匹亚》是一部关注体育与政治，同时又超越了两者的影片。里芬斯塔尔的做法是与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比如并没有应和纳粹的种族理论，而是赞美了黑人运动员的成就。虽然并没有刻意宣传纳粹价值观，“但这不是说这部影片因此就是无关政治的。《奥林匹亚》是一部热切关乎政治的影片。它是为政治目的而准备的，它讲述了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事件。它是使用政府资金拍摄与宣传的，期间动用了纳粹政府的多个机构”^[16]。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首映式在柏林举行，这一天正是希特勒的生日。《奥林匹亚》还获得了1938年度德国电影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初阶段，由于影片被认为展现了德国和平、热情和友好的形象，制作有五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在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意大利等地广泛地放映并广受赞誉，直到战争开始。

【注释】

[1][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维尔托夫论纪录电影》，皇甫一川、李恒基译，收入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5月，第511页。

[2][法]雅克·奥蒙、米歇尔·马利：《当代电影分析》，吴佩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第173页。

[3]顾铮：《真实的背后没有真实》，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第7页。

[4]顾铮：《真实的背后没有真实》，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第37页。(www.daowen.com)

[5][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6月，第280页。

[6]张同道、刘兰：《格里尔逊模式及其历史影响》，《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

[7][英]约翰·格里尔逊：《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收入《纪录电影文献》，单万里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5月，第506页。

[8][加]盖里·埃文斯：《约翰·葛里尔逊：纪录片的开路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89页。

[9][美]Richard M.Barsam：《纪录与真实：世界非剧情片批评史》，王亚维译，远流出版社，2012年3月，第232页。

[10][荷]尤里斯·伊文思：《摄影机和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9月，第259页。

[11]孙红云：《真实的游戏：西方新纪录电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12月，第85页。

[12][英]泰勒·唐宁：《奥林匹亚》，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32页。

[13][德]莱妮·里芬施塔尔：《里芬施塔尔回忆录》，丁伟祥等译，学林出版社，2007年1月，第153页。

[14]奥运纪录电影史上的另一部优秀代表作品是1964年由日本导演市川昆（Kon Ichikawa）拍摄的《东京奥运会》（Tokyo Olympiad）。

[15][英]泰勒·唐宁：《奥林匹亚》，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26页。

[16][英]泰勒·唐宁：《奥林匹亚》，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