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创造力研究保持着高速的发展势头。两本关于创造力的手册（Runco ＆ Pritzker，1999；Sternberg，1999）和几本书籍（如Amabile，1996；Csikszentmihalyi，1997；Simonton，1994，1999）相继出版。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出版物都认为：个人与社会文化环境在创造过程中进行了密切的互动。这些书籍的另一个亮点是引进了创造性认知（creative cognition）框架，在创造性环境中运用认知心理学方法理解创造过程（Finke，Ward， ＆ Smith，1992）。该框架的引进为创造力研究开启了一个实用的实证性范式（empirical paradigm）（Smith，Ward ＆ Finke，1997；Ward，Smith， ＆ Vaid，1997）。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提高创造力的愿望与日俱增。包括南洋艺术学院（NAFA，1992）、新加坡生产力和发展局（PSB，1994）与国家科技局（NSTB，1991）在内的各大机构都开始为杰出的艺术家、商业组织和科技领域的研究人员颁发奖项。其间，获得出色的学术成就成了教育的标准。在第三届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中，新加坡八年级学生科学（1995：580，1999：568）和数学（1995：609，1999：604）得分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99：mathematics=487，science=488）（教育部，2000a）。虽然教育为高学术成就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新加坡领导人仍在呼吁进行教育创新。

针对这一需求，1997年，新加坡开始实施三大重要项目。国家教育（NE）项目呼吁培养国民强烈的社群意识（Lee，1997）。信息科技大师计划（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ster Plan）旨在改善教育机构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提高教育官员、教育家、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技能。“思考型学校和学习型国家”框架（TSLN）为培养各层次学生的思维习惯和文化（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指明了方向（Goh，1997）。(www.daowen.com)

这些项目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范式，即通过公民教育、性格塑造和道德价值教育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情感、基础设施和认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部还专门制定了《理想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新加坡教育部，1998）教育纲领，明确提出各个层次学生和未来社会领导人的理想价值观和技能。为了全面发展儿童的天赋和能力，能力导向教育（ADE）范式也应运而生。该范式旨在改革教学和评估方式，培养创造力和思维技巧，鼓励知识生成和运用（新加坡教育部，2000b）。接着，一系列措施相继涌现，包括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学校课程和结构改革，建立教师网络体系以及集群学校（cluster schools）和大型学校环境升级项目（PRIME）。

学校优化模式（School Excellence Model）采用了以儿童、个人及当事人为中心的方法，努力缩小班级规模，增加中学课程选择，在学校成立心理辅导小组。其他推动学校优化模式的基础建设包括：招募学位教师（graduate teachers）、调整教师薪水和职业晋升轨迹、增加继续教育的机会以及召开年度教师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