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创造力相对论观点持有者，如奇克森特米哈伊，在1999年提出了客观地测量创造力即使并非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但迄今为止，心理学家已经研发出了诸多客观测量标准，例如人格测试、传记式量表、行为测试等，用于测量创造力。大部分的测量技术都是基于吉尔福德的方法，旨在客观地测量创造力，这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是E.P.托兰斯（1990，1992）发明的测试。托兰斯的测试包括下列几项测量：思维的流畅性，即产生的想法数量；灵活性，即反应的不同种类；原创性，即不常见的反应；精密性，即所产生想法的细节。尽管这些测量旨在量化和客观，但对测量本身也存在着多种解读。我们怎么能够绝对地肯定产生想法种类较多的，即灵活性高的人就比产生想法种类较少的人更具有创造性呢？同样地，独一无二的想法或者基于许多细节考虑的想法不一定就是最有创造性的想法。这些问题表明了不考虑文化背景就建立一个创造力测量的统一标准是十分困难的。

为了把创造力测量中的主观性最小化，人们在托兰斯的测试中加入了多种测量手段，强调内部评估的一致性。同样地，阿马比尔（1982）发明了一种称为共识测量的方法，该方法是由一组专业的评委来评估个体的作品。然而，接受评判的作品常常是一些简单任务的产品，比如简单的画图，即使是没有专业技能的人也能产出这些作品。如果不同评委之间就评判结果达成了高度一致，我们就能得出结论说该项对于创造力的测量结果是可信的。但该创造力评估中使用的标准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Amabile，1996）。因此，该测量方法中包含的社会和环境因素毫无疑问只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影响创造力的定义。(www.daowen.com)

以上对创造力测量方法的综述表明，不考虑文化和环境的创造力测量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一种可信的方法可以把文化影响从创造力测量中分离。实际上，牛卫华和R.J.斯滕伯格（2002）认为源于西方的发散性测试可能会对非西方群体带有偏见。比如，香港人并不认为“幽默感”与创造力有关系，但幽默在西方创造力测试中却一直居于核心的层面（Rudowicz ＆ Hui，1997）。因此，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认识到文化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并设计出以文化为必要元素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