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展了一些研究，尝试调查探索中国人和西方人创造力发展中的差异，所用的研究方法有发散思维测试，比如“声音和图像法”（Jaquish ＆ Ripple，1984，1984-1985）、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试法（TTCT）（Chu，1974；Rudowicz et al.，1995；Wang ＆ Chu，1975）、沃勒克-科根测试法（Chan，Cheung，Lau，Wu，Kwong， ＆ Li，2001）、行为测试法（Kitto et al.，1994）、创造性思维绘图厄本测试法（Jellen ＆ Urban，1989；Rudowicz et al.，2001），和创造性产品社会验证法（Niu ＆ Sternberg，2001）。尽管这些研究运用的发散思维测试都翻译成了中文，但是其理论基础还是西方的创造力观点。如前所述，有证据表明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创造力观点不尽相同。因此，在看待本章所陈述的比较性研究时，我们应意识到这样的局限性。尽管本章对跨文化研究的结果作出的简短评述存在不足，但是正如哈里森所说：“即使是不完美的数据也胜过完美的猜测。”（Ripple，1983，p.20）

发散思维测试法得出的对比数据进一步指出了中西方实验对象的异同。在多数案例中，中国人和西方人发散思维的发展模式相似，并且两者测试分数都不足以说明性别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与发散思维相关的某些特征发展水平却有所差异，例如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此外，中西方实验对象在语言和图像测试中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G.A.雅基什和R.里普尔（1985）收集的数据来自从9岁到60岁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参与者。他们使用的听觉测试同B.F.坎宁顿和托兰斯（1965）的声音图像测试在概念上相似。在测试中，熟悉和抽象的声音都被作为“刺激”播放，参与者根据听到的四组声音写下答案，研究者根据参与者答案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评分。中国人和美国人在独创性的发展上表现出最大的相似。两组的独创性得分都是从童年到青年（9-25岁）呈线性上升，并且各年龄层得分中西方差异最小。测试分数表明中国人的流畅性和灵活性得分随着童年到青春期的成长而上升。对美国和南非的实验也观察到同样的趋势。然而，青春期以后，中国人的流畅性和灵活性分数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到60岁）呈线性下降，但美国调查对象中得分最高的却是中年人（40岁到60岁）。研究人员还用多元方差分析法测试了各年龄组数据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没有统计指标证实来自两个文化的实验数据有性别上的显著差异。该调查显示出最大的系统性差异就是所有年龄组在三种发散思维能力的得分上美国人都高于中国人。调查者也在寻求发散思维得分差异的合理解释，这包括文化差异、社会化及教育实践的差异。

G.A.雅基什和R.里普尔（1985）宣称美国调查对象在发散思维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其他调查者，此观点得到了H.G.耶伦和K.K.厄本（1989）的支持，他们运用自己建构的“创造性思维绘图测试法”（TCT-DP）对来自11个国家的50名左右学龄儿童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德国和美国儿童测试的总分高于中国儿童。

然而其他实证研究所得并不完全支持上述研究结果。一些调查者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实验对象发散思维得分的某些差异是由测试的标准和任务本身所造成的。在胡慧思等人（1995）的研究中，相较于美国儿童，中国香港儿童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试的图像测试中得分较高，但语言测试得分却较低。在Chu（1974）的研究中，中国台湾的学龄前儿童在“使用和图像建构测试”中，相较于同龄的美国儿童，其流畅性较高而独特性较低。相反，中国台湾大学生的流畅性得分低于加拿大大学生，该流畅性是根据其在头脑风暴会议中提出的想法来进行测量的（Ho，1999）。然而，前者想法的独创性却高于后者。Chu（1974）同时还发现在流畅性上男生的表现优于女生，以及社会背景对儿童发散思维的影响大于其文化背景。Chan等人（2001）对中国香港小学低年级儿童的研究发现男生在语言测试中思维的流畅性也高于女生。他们还发现中国香港儿童在沃勒克-科根测试的语言和图像任务中所得的分数比原始的沃勒克-科根研究中的美国五年级儿童的得分更理想。在Chan的研究中，中国香港儿童在语言任务中产出的想法为9-20个，图像任务中为13-15个，而美国儿童产出的想法分别为5-11个和4-5个。(www.daowen.com)

也许有很多理由可以去解释为何文化间及文化内的创造力表现上存在差异和矛盾。测试使用的工具不同以及研究之间的时间间隔或许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一些数据甚至是在差不多20年前得出的。由此导致了测试对象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科技时代。此外，使用一个文化的标准去评估另一个文化，这似乎也带有偏见。要想获得更可靠的对比数据，我们就需要跨文化地进行共同努力、协作研究。

最近出现了一些旨在探索艺术创造力文化影响的研究。Li（1997）比较了传统中国水墨画和现代西方绘画的差异。Li认为西方绘画受“横向域”的影响，而中国画则是“纵向域”。因此，西方画家可在各维度进行新颖的表达，然而，中国画家则会保持该领域最基本的元素不变，同时在其他维度进行改变，但这些改变需要以那些稳定不变的元素为中心。

域的纵向和横向同时也影响着画家的表达方式、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以及判断其艺术表现力的标准。牛卫华与R.J.斯滕伯格（2001）对耶鲁和北京大学学生的研究也探讨了文化对艺术创造性表达和艺术创造力判断标准的影响。根据T.M.阿马比尔和T.B.沃德的研究，牛卫华与R.J.斯滕伯格要求学生制作剪贴画和画出外星人来评估其艺术创造力。该研究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果。第一，美国学生的剪贴画和图画比中国学生的更有艺术创造力和审美价值。调查者称，因为两组测试者之前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训练，因此调查结果能够反映测试者艺术能力的差异。第二，相较于中国学生，美国学生更少地受限于任务的规则和条件，更加自发地去打破这些束缚。因此，研究者猜测，同美国学生比较而言，中国学生可以从直接的创造力指导中受益更多。第三，研究人员发现中国评委在评判艺术作品时比美国裁判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这可能是因为前者反映的是集体文化，而这种文化要避免强调个体差异。第四，中国评委给出的分数平均高于美国裁判。这可能是因为美国评委使用的评判标准与中国评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