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实践反映了文化的价值和观念，这些实践是文化中最持久稳固的一部分。中国体系完善、契合文化背景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在中国文明社会的延续尤其明显，其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因此，尽管身处不同的地方，所处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存在差异，当代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北美的华人在抚养子女的价值观和方法上仍然有诸多相似。Ho（1986，1994a）、Y.H.Wu（1996）、Gow、巴拉、肯博和Hau（1996）回顾总结了在各个华人社会进行的研究，得出了广泛的实证证据来支持以上论断。

文化背景相同的人世界观也相似。世界观是指“个体对其世界构造的预设和假定”以及“其和自然、他人的关系”（Sodowsky，Maguire，Johnson，Ngumba， ＆ Kohles，1994，p.309）。中国人的世界观反映了东方文化的价值，即强烈的集体主义导向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西方人则十分重视个人主义和个体的独立。大量的实证表明教育子女的方法反映了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影响着创造力的发展。

具有严格限制个人自由、不允许背离传统、坚持循规蹈矩和集体和谐等特点的子女教育观念似乎会阻碍创造力（Gardner ＆ Moran，1997；Ho，1994a；Khaleefa，Erdos， ＆ Ashria，1996a；Lubart，1999；Ng，2001；Niu ＆ Sternberg，2001）。由于地域的限制，我们无法了解中国人社会化的具体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将优先注意最能影响创造力发展的子女教育实践活动。这包括训练孩子顺从、合作、妥协、互相依赖、控制冲动、承担社会义务、为集体作出牺牲，而对独立、自主、果断和创造力的强调相对较少（Ng，2001；Y H.Wu，1996）。中国文化中社会化的一个方面就是互相依赖和子女孝顺。这就意味着孩子需顺从、有责任感、懂得让步和依靠集体，同时还需避免任何令家人失望或为家庭带来耻辱的行为。在训练一个听话和孝顺的孩子方面，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美国的中国家长比美国的家长更严格和专制，因为他们相信纪律严明的教育能帮助培养出孝顺的孩子（Ho，1986；Y.H.Wu，1996）。此外，相较于西方家长，他们给予孩子更少的自主权和独立空间，这种情况在孩子长大了以后也依然如此。这种训练的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遵守集体的规章制度，关心社会的和谐而不在乎他们真实的感受、意见或者愿望的表达。他们会倾向于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关切之上，强调他人感受，以及在制定和实现目标时表现出自制力（Ho，1986；Ng，2001；Rudowicz，Kitto， ＆ Lok，1994）。相反，美国的儿童则从一开始就被鼓励去让自己不同于他人，靠自己的双脚站立。于是，孩子们就把自己看作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独特的想法和感受。西方的家长甚至会同意非常年幼的孩子去独立解决问题。相反，中国的家长会仔细指导孩子使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因此，中国教育的导向是按模式去塑造人而不是让其发展个性（Gardner，1989）。

这种社会化目标和实践让人们认为中国学生不愿违背常规行为，其自身的表达和自我实现受到阻碍（Chu，1975；Ng，2001）。这将会影响到他们创造力表达的能力或者让“亚洲人，相对于西方人而言，更难使用创造性方式去思考、感受和做事”（Ng，2001，p.xiii）。

中国社会化实践的另外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冲动控制。父母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要自我控制面部表情、感受、想法和行为（Ho，1986）。他们阻止孩子独立、探索、冒险或者危险的行为。冲动控制的功能之一就是能够维护孝道和保留对权威及传统的尊重（Y.H.Wu，1996）。该观点在Ho和Kang（1984，引用于Ho，1986）的研究中得到了肯定，研究还表明，越是阻止孩子表达意见和提倡自我约束的社会越容易培养出孝顺的子女。通过另一个在中国成人和大学、中学学生之间开展的实证研究，Ho（1994b）发现孝顺与强调冲动控制、顺从、对父母感恩和得体行为的育儿态度适度相关。此外，在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家长中开展的大规模调查表明这些父母不接受孩子坚定自信的行为，因为该行为可能会破坏和谐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融洽的关系（Y.H.Wu，1996）。相反，西方社会化实践则旨在增强儿童征服外在世界的信心，并且强调儿童自我看法、观点和创造力的表达。这种对独立和自我依靠的强调使得西方人更容易拥有类似自豪、喜悦、愤怒和悲伤等自我关注的情感体验（Ng，2001；Russell ＆ Yik，1996）。(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和实践使得儿童养成顺从和墨守成规的习惯，这些习惯并不适合创造力表达以及冒险行为（Chu，1974；Ho，1986，1994a；Liu，1990）。因此，常常有文章猜测中国儿童话语更少，在文字表达和构思流畅度测试中将会比西方儿童得分低。而这样的担忧在一些有中国人参与的跨文化实证研究中已经得以证实（Jaquish ＆ Ripple，1984-1985；Kitto，Lok， ＆ Rudowicz，1994；Ripple，Jaquish，Lee， ＆ Chan，1982；Rudowicz et al.，1995）。

中国社会化另外一个方面是有关于知识获得的方法。传统的中国方法是在权威学术或者传统中寻找新知识，然后急切渴望地学习这些知识。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勤奋和记忆。正如M.H.邦德（1991）所说，在中国传统里，“能记住经典著作的人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以及“记忆的训练造就了文明的人”（p.29）。因此，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学校，强调的重点仍是建立在记忆上的方法和以教师为中心的学习。在学校，教师是监管者，他们的角色是指导、控制和向学生传授过去积累的知识。学生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尊重和顺从教师。这种教育方法在学生对教育目的的看法中得以反映。参与Lau、J.G.尼科尔斯、T.A.托希尔德森、M.帕塔什尼克（2000）研究的中国高中学生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会他们如何面对挑战、作出牺牲、尊重权威、为他们挣钱和赢得尊重作好准备。相反，美国的高中生则认为学校应该教会他们理解科学、批判地思考、对社会有用以及以家庭为先。

此外，一些实证表明即使是大学生也不会质疑教师。据Gow等报道，贝拉、斯托克斯和斯坦福（1991，引用于Gow et al.，1996）对中国香港六个不同学科的学生进行了纵向研究并得出数据，这些数据表明“顺从权威”和“保全面子”存在于所有大学的各种院系。学生表现出强烈的寻求教师赞同和肯定的倾向以及十分重视“什么应该被复制”。同样地，牛卫华和斯滕伯格（2001）对美国和中国大学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学生艺术创造力有赖教师明确地指导如何获得创造力。如果缺少这样的指导，创造力的水平也就随之下降。

因此，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中国教学环境不利于培养创造力。创造力需要的是鼓励和独立探索的空间，教师应当允许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偶尔犯错。而这些条件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中更加成熟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