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不仅影响创造力的概念化，还影响人们对创造性行为价值和创造力表达领域的态度。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研究表明，社会通常不鼓励用创造力来选拔个体和团队（Ludwig，1992；Weiner，2000）。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在每个文化中，哪怕是最进步的文化，人们都或多或少地被禁锢在一系列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传统之中。创造力也许会对这样的关系和行为造成威胁。因此，无论现代还是古代，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创造力都与周围环境存在固有冲突或分歧。

在传统的文化和社会，比如中国古代，统治者使用一套十分严格的筛选机制来挑选从事公务活动和学术活动的人员。这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小群人被赋予极大的文化和政治自由，且他们应确保新思想的引入或事物的革新变化是在传统风俗和信仰得以严密保护的网络中进行的。正如Okazuki（1968，引用于Weiner，2000）所说：“纵观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大多数的工匠都是由国家供养，实业和技艺也均由中央政府官员掌控。”（p.177）

中国香港和大陆的教育工作者表面上都强调创造力及其发展的重要性（Rudowicz，Kitto， ＆ Lok，1994），但实际上，他们缺乏能够培养创造力的教学方法。学校实际强调的仍然是逻辑性和记忆，其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学生准备应付无数的测试和考试。因此，人们认为学校就是让学生靠死记硬背和齐声背诵来学习，而不是快乐地学习（Y.H.Wu，1996）。此外，由于教师普遍缺乏适当的创造力教学技巧和方法的培训，因此他们“用晦涩难懂的教材去填满学生”，“没有给学生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留下空间”（Y.H.Wu，1996，p.15）。并且迄今为止，教育的创造力也没有被完全纳入教师的培训之中（Cheng，2001）。因此，Chan（1997）指出：为了最大程度发展孩子们的创造力，迎接新时代的挑战，改变华人社会的教育系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政策制定者就创造力的重要性做出的正式宣言和学校实践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华人社会。一些欧洲和南美国家的研究员及教育家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Rudowicz，2003）。

创造性行为在哪些领域是可接受的甚至是被高度赞扬的呢？每种文化在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定义（Lubart，1999；Weiner，2000）。即使是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允许或者促进某些领域的创造力。R.P.韦纳（2000）指出，美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学者和商人认为，如果政府和企业界同意他们的工作是具有政治或者商业价值的，那么他们的工作获得全力支持的可能性就更大。T.I.吕巴尔（1990）认为在美国，科学和问题解决领域的创造力获得的鼓励比政治和经济理论领域的更多。(www.daowen.com)

文化也决定了哪些人类活动领域是创造力的表达。同北美人恰恰相反，香港人将政治和经济的成就视作创造性成就，而审美和艺术上的成就则不然。在胡慧思和Hui（1998）的调查中，被访者认为最具有创造性的香港人是商人、政治家和时装设计师，接着是电影导演、演员、流行歌手和建筑家，少有人提及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生常常把政治和科学上的成就与创造力联系起来。当被要求说出最具创造力的中国人时，他们选择的是政治家、科学家、古代或现代的发明家，而鲜有提到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Yue ＆ Rudowicz，2002）。似乎中国人更关心的是创造者的社会影响力、地位、名誉、领袖魅力和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对文化的贡献。实际上，这种想法可追溯到中国的神话，神话传说中的领袖同时也是伟大的发明家。比如，黄帝和他的朝臣们制定了天文历法，绘制了第一份日历，确立了长度、重量和质量的测量标准，建立了经典的中国医学，发明了船、车和笛子，因此受到万世颂扬（Huang Di，the Emperor，2002）。

中国学生对有所成就的创造者的看法与英国学生大相径庭。C.D.史密斯和L.赖特（2000）的研究数据表明，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的学生将在艺术、古典音乐、科学和哲学上有所建树的人视为伟大的创造者，因为他们为文化作出了创造性和长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