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西方的非专业人士和心理学家都倾向于把创造力归因于个体性格而不是社会因素。因此，创造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索创造性个体的性格特征（Barron ＆ Harrington，1981；Helsen，1996）、认知过程（Schooler ＆ Melcher，1995；Sternberg，1998）和人的毕生发展（Gardner，1993；Simonton，1990，1991）等方面。这些研究方法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即是深度剖析一个创造性个体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把创造力归因于个人因素的观点在非西方社会并不常见，这些社会认为产生创造力的原因是精神或社会力量（Ludwig，1995）。

这种从个体出发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已盛行30多年，A.蒙托里和R.E.珀泽（1995）认为该方法阻碍了对创造力进程社会性质的探索。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明确地出现了创造力社会心理学。这种新型框架成了创造力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使得研究人员着手从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去研究创造力表现。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这些因素有力地决定了“表现的内容是什么，由谁来表现，如何表现，该表现有何功能”以及“何种人才能担当起创造性角色”（Ludwig，1995，p.413）。因此，这种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创造力研究需要更多跨学科的、系统的、生态的以及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方法。

T.M.阿马比尔（1990）、M.奇克森特米哈伊（1988，1996，1999）、D.K.西蒙顿（1996，1998）和D.哈林顿（1990）已经广泛地研究了创造力的社会性与互动性。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关于创造力的讨论需要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W.A.泰里夫（1995）曾使用一种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历史和文化时期创造力的发展，他认为某个特定社会是否存在长时期权力的分割对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创造力都存在深远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由一个专制统一的政权长时期统治，那么该社会的个体和整体文明就会具有“孤立者（insulars）”的特征。而在多种政权并立的社会，个人和文明则具有“来访者（visitors）”的特征。W.A.泰里夫（1995）认为，这两个新的概念十分有用，可帮助理解不同人群生活哲学的发展，这又与创造力的水平紧密相关。在过去许多世纪里，中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是“来访者”，当时其创造力水平非常高。近年来，由于政权的统一，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渐渐成了“孤立者”，这就导致了其创造力水平下降。而由于中世纪权力的争斗，西方文明则从“孤立者”的心态渐渐转变成了“来访者”心态。(www.daowen.com)

作为对该新型社会研究方法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末不同文化环境里出现了研究创造力概念化和创造力发展的热潮。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兴起，内容涉及中国人创造力的探讨（Chan ＆ Chan，1999；Jaquish ＆ Ripple，1984-1985；Rudowicz，Cheung， ＆ Hui，2001；Rudowicz ＆ Hui，1995，1996，1997；Rudowicz，Hui， ＆ Ku-Yu，1994；Rudowicz，Lok， ＆ Kitto，1995；Rudowicz ＆ Yue，2000），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Baldwin，2001），非洲裔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Khaleefa，Erdos， ＆ Ashria，1996a，1996b，1997），韩国文化（Farver，Kim， ＆ Lee-Shin，2000；Lim ＆ Plucker，2001），以及土耳其文化（Oner，2000）。这些研究表明关于创造力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因此，我们应该将创造力的研究纳入个体变量与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整体环境中，从而全面地了解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