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本卷中将会看到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东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创造力方面做出的研究成果。这些针对创造力最前沿的研究尤其突出了跨文化的研究，作者们在阐释理论概念和研究发现、明确争议、揭示遗漏和误解的字里行间，均展现了他们出色的洞察力。

诚然，通读全书，读者不可避免会发现一些不足和进退两难的状态。第一，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涵盖所有与东西方创造力相关的理念、发展和教育内容。第二，东方与西方毕竟都是太宽泛的词语，因此我们只能讨论它们的普遍属性。在本书大多数章节中，东方主要是指以华人世界为主的亚洲国家，西方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这个范围的确定主要是由于西方大多数涉及跨文化文献的沿用惯例，尽管如此，本书的作者也在将其他社会群体尽可能地囊括进来以突出代表性。第三，无论读者是对多元创造力跨文化差异的成果表示赞同与反对，还是作者本身对其他学者的质疑，都正契合了本书构建交流平台并推进未来研究的目的。

正如在此次创造力会议上所呈现的成果，东西方创造力之交流时机似乎还不太成熟。这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东方关于创造力的理论严重依附于西方的既有概念和理论（Lau，2003）。正如前面提到的，尽管尝试着去发掘东方概念，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如儒学）、被西方打上的标签（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以及对这些观念的自我强迫接受，都阻碍了东方学者在理论构建上的突破。

尽管如此，在理论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东方学者从艺术和文学或者概略性的类似心理学的研究尝试中获得了进展（见郑慕贤所著章节）。比如，Li（1997）在对中国艺术和绘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有趣和新颖的中国人创造性思维形成路径的概念化成果（读者可以在第二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找到对其研究的简要介绍）。

第二，对创造力的评估目前太过依附于西方的标准。正如牛卫华和斯滕伯格（2002）所说（在梁伟聪等所著的章节中也再次提到），如果采用西方的测量手段来对亚洲人的创造力进行测量，这将导致对东方人的不利。在已有东西方之间的创造力比较研究中，东方人的创造力评价得分常常更低，这实际并不公平。(www.daowen.com)

最近，一些本土的测量工具已经得到了发展。比如，吴静吉和他的同事（陈彦甫、郭俊贤、林伟文、刘士豪、陈玉华）在一些非常简单的概念基础上发展了一套已广泛应用于台湾的测量标准（1998）。这套标准还同沃勒克-科根创造力测试一起在香港进行了应用，获得了很高的可信度和效度。但是，由于这一方法还没有被正式载入文献资料，因此它还没有被西方学者（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东方学者）接受。

由Cheung，Tse和Tsang（2001）发展出的关于创造性写作能力的测度标准是另一个成功的尝试。如梁觉等学者所说，要让这样一个新的测量标准被广泛接受，两组对比的双测试设计最为理想。相信经过适当的修改，假以时日，这些测量标准必将在未来的跨文化研究中发挥作用。

总之，本文集为东西方的创造力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可以坚信，随着东方更多基于本土的创造性理论和评估工具的发展，以及更多东方学者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交流平台的必要构成，更加富有成果、更加完美的交流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