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最新发布的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高一必修，上册）第五单元内容为“整本书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进一步说明《乡土中国》是一本很值得阅读的社会学经典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自成一体，历经数年；战后在清华大学任教，继续讲授“乡村社会学”。1947年暑假，《世纪评论》总编辑张纯明约费孝通为之长期撰稿，并设“杂话乡土社会”专栏恭候。费孝通将“乡村社会学”讲稿整理，“随讲随写，随写随讲，随寄随发表”，从1947年8月至翌年1月，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观察》杂志创办人储安平欣赏费孝通的这组文章，费孝通应允将所发文章进行整理，调整结构，以《乡土中国》为书名纳入“观察丛书”，于1948年4月出版发行。

《乡土中国》全书共计十四篇文章，六万余字，1948年小开版本仅有106页，可谓是一本小书；但其内涵丰富，理论深刻，历久弥新，堪当宏观巨著。费孝通舍弃美国《农村社会学》教本，甚至撇开他非常熟悉的农村经济问题，“另起炉灶”，尝试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篇篇一气呵成，没有条条框框，彼此构成独特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彰明较著，概念新颖，所述所议，常读常新。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把“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作为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的方向。费孝通遵从老师派克、史禄国和吴文藻的教导，终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门内的工作，成为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大师。

费孝通把自己早期认识中国社会的过程概括为两期（阶段）。“第一期的工作是实地的社区研究”（也称社区分析），他自觉地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合为一家，打破“文野之别”，采用实地（田野）调查方法，从本民族村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状况观察、思考、吸取科学滋养，产生了《花篮瑶社会组织》（和妻子王同惠合著，1936年）、《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个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田野调查》（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illage，英文版，扉页中文书名为《江村经济》，1939年；中文版，1986年）、《云南三村》（Earthbound China，英文版，由《禄村农田》和学生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与商业》三书合集，1943年；中文版，1990年）等描述、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的著作，被世界著名大学列为社会学人类必读参考书，影响深远。第二期工作是社会结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也就是对这些实证研究进行理论概括，“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并进而开导实地研究。通论性研究成果突出体现在《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两书，从婚姻家庭专题和综合角度阐述了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特性，这是以前典籍难以见到的。费孝通坚守“从实求知”，走的是实地研究—理论概括—实地研究的学术道路。两期的研究工作各有偏重，但在性质上是连贯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个别到一般，开辟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时代。

费孝通认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也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别国，要知己知彼。因而他的分析研究不仅密切联系中国实际，而且还密切联系西方社会实际，在东西方社会比较中凸显中国乡土社会的特性。怎样知彼呢？费孝通观察敏锐，研究勤奋，把握出国学习访问机会，通过实地观察、与人交流和当地书报、文献等了解西方社会的社情民意，并用笔记述、发表，让国人多了解他国他人的生活和问题，分享其所得所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英国留学、访问和美国访问、研究，发表了系列文章和著作，如《旅美寄言》（1943年9月至1944年11月）、《初访美国》（1945年8月5日）、《重访英伦》（写于1946年4月至1947年5月，1983年10月出版）、《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7月）等，为认识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比较资料。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的后记中说：“我在这几年里利用了旅行的机会一再访问了英美两国，使我更切身地觉得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和不易。因之，我曾不因自己才学的限制，一再写了几本分析英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小书。我的目的其实并不完全在介绍‘西洋景’，而是在想引起读者对于文化和社会生活分析的兴趣，进而能用同样方法去了解自己。”[1]从1933年至1947年的持续观察和英美社会的体验中，费孝通切身感受到世界在快速变小，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已经开始形成。“在这门户洞开、瞬息可至的小天地里。人们的生活自然会密切得像在一个家里一般；痛痒相关，休戚相系。”[2]毫无疑义，费孝通对“四海一体、天下一家”的世界大家庭的领悟，有着过人的洞察力，走在学人的前列，长期把中国乡土社会置于世界格局予以比较认知，也就特有见解。不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东西文化，兼容并蓄，这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五千年文明，城乡相成相克，长期存在“城里人”骄傲和“乡下人”卑微之观念，并由此产生许多差别、阻隔和误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前三篇文章中用城市和乡村的比较，凸显乡土社会的特征。书中开宗明义，“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民聚村而居，早不见晚见，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熟人社会，生于斯、死于斯，终老是乡。社会和个人在这里浑然一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乡土”两个字形象、恢宏、幽默、生动。“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土气”成为乡下人的特性，不为人后，不为人先，人与人相处，彼此信任，待人接物不用“契约”。城里人和乡下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乡下人到城里走马路不知道靠左还是靠右走，并不是“愚”，而是缺少现代都市生活知识，同样城里人在田野里分辨不了包谷和麦，也不是“愚”，是缺少农业知识。费孝通认为，这“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在基层社会里有语言而无文字，究其原因是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四季如常的习惯（规律），似乎没有用文字的需要，文盲充盈。费孝通基于这种乡土性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展开了后面的社会结构、家族制度、道德伦理、社会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剖析，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贴近现代，新见独树一帜。

“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是《乡土中国》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解说甚多。“团体格局”是西方社会结构的格局，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群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彼此如一捆一捆扎好的柴，每一根柴都可找到自己的位置，彼此有一定的界限，在社会，这些单位（捆）就是团体。这一种社会格局，费孝通称为团体格局。但在中国，我们的格局主要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犹如我们儒家所讲的“人伦”，包括君臣、尊卑、左右、上下等以己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推出去的“人伦”波纹，费孝通喻之为差序格局。本篇和后面三篇，通过与西洋团体格局的层层比较，将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的传统、利弊和盘托出。团体格局中的家庭和国家两大单元，家是家，国是国，有着明确界限；差序格局中的家庭和国家两大单元，家国同构，讲家国情怀。存在为了家，可以牺牲国的现象，但更多的是崇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太下。这种“自我主义”，能伸能屈，与西洋社会的“个人主义”有别。“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由此产生的“公”与“私”、道德、家族、法律、权力等的差别，给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增添了阻隔和困难。诚如费孝通指出的，团体格局在乡土社会的中国也是存在的，同样差序格局在西洋社会里也有，只是比较上不重要罢了。(www.daowen.com)

《乡土中国》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寓理于案例之中，深受读者的欢迎。1948年4月面世，3000册很快告罄，至11月重印4次，发行11000册，成为畅销书。后因时局变化，没有再版。1984年10月11日，费孝通应三联书店计划重刊《乡土中国》的要求写了《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该书于1985年6月再版，后来七八年间没有重印。我们教学中指定其为参考书，难以购买。费先生送我的《乡土中国》，逐在同学中传阅（复印），包装的书套破损了，换了又换。可喜的是同学都很爱惜，很守信，原书送还。

然而近几年许多出版社争相再版《乡土中国》，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覆盖各个社会阶层，今之畅销远胜于当年。究其原因在于它的生命力，“乡土社会”的特性文化仍然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中潜在，时隐时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更引起认识中国社会的探索。

诚如费孝通在《重刊序言》所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让我在这种心情里寄出这份校订过的稿子给书店罢。”

今重读《乡土中国》，学习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感慨万端。原本积弱积贫的中国，已迈向现代繁荣富强社会，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心。费孝通在这本薄薄的书中，包括“后记”，有机地嵌入四十多位中外名家、学人，讲中西文化及其多样性、讲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变化、讲事件的来龙去脉，娓娓而谈，增强了知识性、可读性，丰富了内涵，足见他知识的渊博、历史文化功底的深厚。愿与读者同学、同思、同行，踏着前人的脚印，关注社会基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

刘豪兴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