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对大英帝国而言是特殊的一年。6月20日，大英帝国举行了隆重盛大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活动，以彰显大英帝国鼎盛的科技、军事、商业、财富实力和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资源。而英国茶产业会自然联想到英属印度茶产业两个关键年份：一是1837年阿萨姆茶叶首次运抵英国伦敦；二是1887年4月，根据英国海关的年度统计资料，英国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的茶叶总量首次超过了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从1837年至1887年，其间正好是50年。英国人自然认为这是英国茶产业和大英帝国历史上值得庆贺的荣耀之事，欣欣向荣的印度殖民地茶产业为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呈献了一份厚礼。

1887年5月，英国皇家艺术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第一次为英国茶产业50周年举行了专门会议，会议主席罗柏·莱斯布里奇爵士在会上自豪地说：“茶业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产业之一……印度茶是自由贸易、英国民族和先进工业的产物……茶禧（Tea'Jubilee）是英国茶叶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彰显英国对殖民地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茶叶口味的征服……”曾经驻扎阿萨姆地区多年的英国医生贝里·怀特在会议上做了《印度茶业：它的兴起，五十年来的进步，以及商业前景》的演讲：“（今年是）金禧年，不仅标志着我们的仁慈君主统治的巩固，而且标志着在英国的统治下，印度茶产业和帝国伟大的茶叶省——阿萨姆的巩固。”他宣称：“我们实际上已经领先……印度和锡兰，加起来占了全部的51%……1887年4月是商业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月。”这一年，英国茶产业人士觥筹交错地庆贺，世界茶叶生产、供应和消费的格局已经发生根本的转折。次年，英国人亚瑟·蒙蒂菲奥里在他的一本书中评价道：“在1887年的各种庆祝活动中，伟大的印度茶叶工业以其个人利益和财政利益在成千上万的同胞中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

伦敦东印度码头茶叶船卸货（《伦敦新闻画报》1867年）

伦敦泰晤士河日复一日流过伦敦市区，闻名遐迩的泰晤士码头区像往日一样喧哗和繁忙，一艘艘从东方满载着芳香茶叶的纵帆船和快剪帆船络绎不绝地驶入泰晤士河，船头的旗帜高高地迎风飘扬，彰显着大英帝国的繁荣与辉煌。码头搬运工穿梭地搬运着一箱箱来自遥远亚洲的茶叶，沉重的茶箱压在每一个搬运工的背上，紧绷着脸的工头们不耐烦地指挥着搬运工将茶箱卸到码头临时仓库。伦敦码头仿佛是大英帝国的财富大门，每年超过300万吨的咖啡、蔗糖、茶叶、香料等大宗产品以及丝绸、地毯、象牙等奢侈品从亚洲、非洲、美洲运抵伦敦，伦敦巴特勒码头（Butler's Wharf）、沙德泰晤士（Shad Thames）区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仓库区以及咖啡、香料和其他商品仓库区。

伦敦明辛街空气中弥漫着浓厚东方茶叶和香料的香味，种植园大厦内伦敦茶叶拍卖行内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经纪人和买家竞价声和锤击声此起彼落，一批批茶叶瞬间被拍卖成交，兴奋或沮丧的表情浮现在每个买家或卖家的脸上。随着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英国乡村居民进入大城市，城市人口占比从20%增长到50%。茶叶成为英国的国民饮料，市场需求量急速增长，茶叶生意也越来越兴旺。

繁华的伦敦皮卡迪利街，创立于1707年的“福特纳姆·梅森”高级食品商店，货架陈列柜上整齐地陈列着一排排典雅精致的罐装茶叶，出售来自印度或锡兰的红茶，店员热情地为购茶者介绍大吉岭红茶、阿萨姆红茶或者锡兰红茶等。伦敦海岸路216号的川宁茶叶店，由托马斯·川宁创立于1706年的川宁茶叶公司开办，商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精制茶叶，包装上明显标示茶叶是来自印度阿萨姆、大吉岭和锡兰。1707年，托马斯·川宁就在他的咖啡店销售英国东印度公司供应的中国茶叶，他曾用熟练的专业技术，将中国茶叶成功地打入英国皇宫，1837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首次授予川宁茶“皇家特供茶”的称号。而在随后的年代，川宁茶叶店的货架上已经充斥着来自印度和锡兰的红茶。

1867年和1907年英国人消费印度茶和中国茶的比较（白金汉姆著《印度茶的一些事实》的插图，1910年）

F.尚迪曼茶叶公司广告“印度和中国茶叶商”（1890年）

1869年3月12日，原大吉岭行政长官坎贝尔博士作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印度论坛主席主持会议，他介绍说：“1862年国际博览会，来自印度7个省的28位英国茶商参展，展出了印度所有产茶省份生产的茶叶，包括库马盎政府茶园的茶叶，共展出了150种不同的茶叶。我作为展览会的食品评委，认为印度茶叶质量最好。博览会颁发了四枚金奖牌和七枚荣誉奖，茶叶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预计今年英格兰将进口700万英镑（茶叶）。此外，出口中国西藏和中亚地区的贸易也已经从喜马拉雅的西北部通过在拉达克地区的一个英国代理进行。”

至1870年，英国人已经在阿萨姆、察查、锡莱特和喜马拉雅山脉下的库马盎、台拉登、冈格拉、大吉岭、特莱、杜阿尔斯、吉大港和南印度尼尔吉里地区建立起大规模的茶园，英国人甚至曾将茶树引进中部地区焦达讷格布尔高原和赫扎里巴克高原地区种植。根据J.托马斯公司的统计，1889年印度茶园总面积达到13.5044万公顷，茶叶总产量达到4.8554万吨。英国伦敦著名茶叶经纪公司高·威尔逊 & 斯坦顿公司1897年3月出版的《印度和锡兰茶叶生产公司》中记载，至1895年，在印度的英国资本茶叶公司有70多家，这些公司拥有茶园100多个，茶园主要分布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省各个区、大吉岭、杜阿尔斯和特莱地区以及印度南部，其中阿萨姆的茶园占90%以上，主要分布在达让、戈拉卡德、锡布萨格尔、勒金布尔、古瓦哈蒂、迪布鲁格尔、察查、锡莱特、瑙贡、焦尔哈德和毕斯瓦纳区。同时期，英国投资锡兰的大型茶叶公司一共有52家。英国资本仅在阿萨姆地区的投资已经达到3500万英镑。英资茶叶公司的组织形式多为股份制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来自英国，注册地大部分在英国伦敦，也有部分在加尔各答。每个茶叶公司的资本从几万至几十万英镑不等，各公司旗下的茶园面积从几千英亩至上万英亩不等。这种资本主义大工业运作模式，将茶产业转化成高效的大规模种植园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印度殖民地茶产业的高速发展。

1895年，印度茶园总面积达到45万英亩（约18.21万公顷），雇佣劳工达到60万人，年生产茶叶1.355亿磅（约6.15万吨）。锡兰茶园总面积达到30.5万英亩（约12.34万公顷），年生产茶叶9800万磅（约4.45万吨），雇佣劳工达到29万人。英国人卡罗尔·戴维在著作《茶：茶树种植与制作教科书》中记载，1897年，印度茶园总面积达到了50.15万英亩，其中阿萨姆18万英亩，察查和锡莱特各7.5万英亩，杜阿尔斯5.7万英亩，大吉岭和特莱7.3万英亩，吉大港5500英亩，冈格拉1万英亩，库马盎和台拉登8000英亩，南印度的尼尔吉里、瓦亚纳德、特拉凡哥尔合计1.8万英亩。另外，英国人还在缅甸、海峡殖民地、安达曼群岛殖民地种植了2500英亩茶树，锡兰种植了40万英亩茶树，英国在亚洲殖民地累计茶园总面积达到了90多万英亩。从英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在印度和锡兰种植茶树的公司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维多利亚时代的下午茶

爱德华七世时期下午茶

印度茶和锡兰茶在英国市场与中国茶的竞争始于19世纪60年代，1868年英国进口印度茶仅占总量的7%，却已显示强劲的增长趋势。1864年和1867年，英国分别两次降低了进口印度茶叶的关税，更刺激了印度茶叶的进口。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运行，从伦敦至加尔各答的航行时间减少了一半。1870年红海海底电缆建成投入使用，使得伦敦和印度之间的联系更加快速、方便，也促进了印度茶叶的出口贸易。至1876年，英国进口印度茶叶达到2700万磅，占英国茶叶总进口量的19%。进口印度茶叶中，阿萨姆茶占50%，察查和锡莱特地区茶占25%，大吉岭茶占13%，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冈格拉、库马盎和台拉登产的茶叶占10%，吉大港、尼尔吉里等其余地区茶叶占2%。虽然印度茶进口量快速增长，但在英国茶叶市场上，印度茶和锡兰茶还不为大多数人接受。在繁荣的大英帝国，喝中国茶象征着优雅和奢侈，由于英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中国茶叶所象征的高贵的品位，产于“野蛮、不开化”的阿萨姆茶叶并不适合伦敦人的口味，商人们对印度茶叶的宣传还是有所顾虑，专家们常常把印度茶描述成“不可靠、不一致、味道浓烈、口感很差”的产品，商人们几乎不敢标示印度茶的名称。因而，精明的英国茶叶商人通常偷偷地将印度茶叶拼入中国茶叶中一起销售。“除了在伦敦和格拉斯哥有1～2家商店卖印度茶叶外，在整个英格兰买不到一盎司纯正的印度茶叶，印度茶叶仍不被广大英国消费者所知，甚至许多英国人都不知道印度生产茶叶。”英国茶叶种植者爱德华·莫尼中校1872年出版的《茶叶栽培和制作》一书，对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的默默无闻的现状忧心忡忡。《印度经济人报》发表文章认为，印度茶的滋味强度（strength）和苦涩味（pungency）是英国消费者难以接受印度茶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如果）印度茶叶希望最终被英国大众所认可，种植者应该注意改进制作方法，以符合大众口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爱德华·莫尼中校明确反对这个观点，他反而认为滋味强度和苦涩味正是印度茶的价值所在，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在伦敦市场，印度茶拥有比中国茶叶更高的滋味浓厚度（body）和强度，印度茶的售价比中国茶高。印度茶叶生产的效益比中国高三分之一。印度拥有富饶广阔的土地可以生产茶叶供应英国，甚至所有的英国殖民地都可种植茶树。因此，打败中国茶只是时间问题。”

约翰 & 詹姆斯茶叶经销商广告（1883年）

东印度公司茶广告（1870年）

英国人A.伯勒尔在1876年《英国艺术协会学报》发表文章指出：“在过去的近十年，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消费了如此大量的印度茶……我丝毫没有轻蔑中国茶，民众已经形成口味，如果随意中断中国茶的供应，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印度的种植者应该公正地告诉英国消费者，我们可以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任何茶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生产出像阿萨姆红茶一样具有浓烈滋味的茶叶；印度的高山区也可以生产出具有卓越高香和细腻风味的高级茶，中等级的茶叶也可以在印度其他地区生产。”1877年2月2日，他在英国皇家艺术协会上再次发表长篇报告，坚定地指出：“在印度种茶已经相当成熟，成为印度经济中最具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这时必须告诉英国大众一些明确的和可靠的信息，让他们（英国消费者）知道印度现在生产并且能够生产任何数量的茶叶，茶的品质，以及滋味强度、风味和纯度不仅可与中国相媲美，而且可优于中国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茶，完全能满足所有阶层的口味要求，包括平淡的、挑剔的和看重价格的。”

19世纪中叶，在大英帝国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商品的消费代表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广告商们既创造出了一个繁华帝国和充满魅力的君主形象，又不断灌输新的消费主义理念，促使消费成为各阶层日常生活的中心。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茶叶成为英国的“国饮”，无处不在的饮茶成为英国国民的特征，一种国家认同的象征（national identity）。1861年2月13日，营养学家爱德华·史密斯在皇家艺术学会演讲时说：“到目前为止，英国人食物主要是烤牛肉和啤酒，在不影响这些食物的突出地位时，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再加上茶。”显然，英国从事茶产业的人士和商人们意识到必须加大力度宣传和推广印度、锡兰茶叶，挑战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和全球茶叶贸易中的霸主地位。为此，19世纪70—80年代，英国茶商和茶叶种植者联合组建了诸如印度茶叶直销公司、纯印度茶叶供应公司等专门推广印度茶叶的组织，在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伦敦、伯明翰、贝尔法斯特等城市发动宣传攻势，通过百货商店、展览馆、博物馆、大众媒体和各种海报宣传和营销，推广不拼配、纯正的印度茶，试图改变印度茶的名声。英国人采取的策略是通过演讲、写作、广告和海报极力贬低、诋毁、攻击中国茶叶，宣称中国茶叶是劣质的、掺假的、掺入化学色素的，中国茶叶在生产时沾满了制茶工的汗水，在肮脏、简陋的场地制作，而将印度茶叶描绘成由英国现代科技、大规模种植园、机械化制作、欧洲人管理和监制的纯正产品。宣传广告常常描述英国茶叶种植者艰苦创业的英雄故事：印度和锡兰茶叶是帝国勇敢、聪明、智慧的英国人，尤其是苏格兰人在殖民地的土地上，清除丛林、开垦茶园、发明制茶机器生产出的文明的茶叶。如1880年至1882年的《家庭与殖民地邮递报》、1881年《印度茶叶公报》发表的以“茶叶百科全书”为题的一系列文章，以及塞缪尔·贝尔顿发表的《印度茶的起源和未来前景》报告和1883年戈登·斯特布尔斯博士出版的《茶：快乐和健康的饮料》报告等，以吸引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消费者。

茶叶商人们的宣传，陈述了购买帝国茶叶产品的诸多好处，声称印度茶是纯正的、健康的、美味的和价格低廉的。广告甚至直接呼吁采取爱国主义行为，明确要求英国消费者购买“英国种植的茶”。1881年初，纯印度茶叶供应公司的广告强烈地煽动爱国主义情绪，该公司用粗体大写字母宣称：“印度茶更纯净，印度茶更香，印度茶更浓烈，印度茶更便宜，印度茶更有益健康，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茶好。”该广告声称购买帝国产品是一项爱国主义的义务：“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心中拥有自己种族的荣耀……尝试印度茶”。茶叶商人们把“帝国的茶叶”“英国人种植”“英国的茶叶”的故事与殖民地、工业革命、科技进步、自由贸易等当时流行的大英帝国荣耀紧紧联系在一起，企图引起英国消费者的共鸣。(www.daowen.com)

爱德华·莫尼中校1884年出版的畅销书《茶的争议：印度茶与中国茶，哪个掺假？哪个更好？》中坚定认为印度茶更好：“因为它是在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监督下，在大种植园种植和生产的，英国的技术和资本生产最好的产品。”英国贵格会改革家和废奴主义者约翰·霍尼曼创立的霍尼曼茶叶公司，首次采用机械设备预封小包装茶叶的销售方式，改变了过去茶叶散装销售中不法商人茶叶掺假的问题，从而彻底革新了茶叶零售模式。他在广告中告诉那些想要避免掺假茶叶的消费者，应该只买霍尼曼的包装茶。1878年，霍尼曼公司还聘请食品专家塞缪尔·菲利普斯·戴撰写《茶的历史》一书，宣传现代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已经控制了茶这种神圣的饮料，现代欧洲已经取代了亚洲。

Lipton品牌创始人托马斯·立顿为了推广他在锡兰乌瓦茶区投资种植和生产的锡兰红茶，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组织了一次具有锡兰风格的异国风情游行促销活动。200多名苏格兰人装扮成锡兰人，立顿自己装扮成部落首领骑在马上，每人身上挂着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宣传口号“从茶园直接到茶杯”，这一别具一格的推广活动，轰动整个格拉斯哥市，使得锡兰茶的知名度迅速传播。

1878年8月，伦敦时尚的西区，只有印度茶叶代理公司杰迈恩街商店，专门销售来自印度和锡兰殖民地的茶叶。1881年11月18日的英国《家庭和殖民地邮报》兴奋地报道：“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度茶在各地都很受欢迎。经纪人、经销商、零售商和消费者都认可它的优点和价值……购买它不再有困难了……不久前，牛津街只有一家商店能买到印度茶，现在到处都贴着告示出售‘纯正的印度茶……直接来自察查种植园’‘非常美味的阿萨姆茶’等宣传印度茶的广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这些宣传表明，帝国提供的产品比衰弱的中华帝国生产的茶叶更纯净、更浓烈、更芳香、更健康、更便宜。”这样的宣传和诱导，让消费者逐渐接受了印度茶叶，虽然消费者并非完全出于纯粹的爱国热情，而是英国消费者渴望现代和健康的印度茶和锡兰茶的自然表现。

印度茶在英国消费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人控制着全球茶叶采购贸易和销售贸易，掌握欧洲和北美洲独一无二的市场网络，英国人利用了其控制权，将其殖民地印度和锡兰生产的红茶输入英国，再销往欧洲和北美洲市场。原因之二是从茶的口味上，印度茶的滋味比中国茶更加强烈和刺激。英国茶叶商人最早偷偷地将印度茶叶拼入中国茶叶中一起销售，但英国茶叶经销商很快发现，滋味较淡的中国茶拼入印度茶后，滋味明显变得更加强烈，迎合了英国工人阶级、中低层民众的口味，消费者似乎更加喜欢这种浓烈刺激的风味，产品由此更加畅销。这个秘密的拼配方法慢慢变成了茶叶公司的一种常规手段，当消费者逐渐接受了浓烈口味后，直接销售印度茶和锡兰茶就变得自然而然了。1904年，英国著名茶叶经纪公司高·威尔逊 & 斯坦顿公司创始人A.G.斯坦顿认为：“公众逐渐地意识到印度茶比他们曾经习惯饮用的中国茶具有更强烈的味道，因此对中国茶的消费逐渐减少。其次，随着印度茶叶生产量迅速增长，在英国市场上印度茶整体上获得越来越多的青睐。”他认为另外重要的原因是：“印度茶也赋予了英国消费者特殊的情感，因为印度茶和锡兰茶是利用英国的资本、在大英帝国自己的殖民地上生产，这种英国和印度茶产业之间存在的特殊的金融和血缘关系，使得英国在印度生产的茶叶得到消费者当然的支持，从而增加对印度茶的消费。”他还不无自豪地说：“英国国旗飘到哪里，茶的消费量就会跟到哪里。”1889年9月的英国海关报告指出：“种植园主和祖国无处不在的紧密、牢固的关系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口味。”

原因之三是鸦片战争后，俄国和美国加入竞争抢购中国茶叶，迫使英国商人逐渐转向采购印度和锡兰的茶叶。清朝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后，汉口被开辟成为贸易港口，外国商人可以自由地进入，从事进出口贸易。新兴茶叶消费国俄国和美国的茶商接踵而来，在汉口设立贸易商行，英国茶商也不甘落后，唯恐茶叶被抢购，也迫不及待地到汉口设立商行。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至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汉口成为继广州、福州之后最大的茶叶贸易港，湖南、湖北地区的茶叶全部运输至汉口销售。由于俄国和美国国内茶叶消费需求激增，每当5月上旬第一批春茶上市时，俄国茶商便纷至沓来，特别是原来只能在中俄边界恰克图从事贸易的俄国商人，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在汉口与英国商人竞争，抢购高档茶叶。英国商人只能在6月中旬第二批春茶上市时和7月底至8月初夏茶上市时采购。此外，1870年初，美国政府降低了茶税，从25美分降低至15美分，促使美国茶叶市场需求大增，也使美国与英国商人争相竞价抢购中国绿茶。在此形势下，部分中国茶商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哄抬茶价，英国茶商只能高价购买中低档的茶叶。当英国茶商将这些茶叶运回国内后，发现并不能卖出相应的好价钱，损失惨重，激起了英国茶商的极大反感。另外，1873年英国议会通过《掺假法案》，规定“销售任何掺假的不纯净食品或是劣质的危害身体健康的食品皆为非法”，这让不慎进口掺假中国茶的英国茶商损失极大。诸如此类，种种因素迫使英国商人转而采购品质更好和价格更实惠的印度和锡兰茶叶。

进入19世纪80年代，英国从印度进口红茶的数量成倍增长，中国和印度的茶叶在英国市场的竞争已经分出高低。1887年，英国从印度和锡兰进口的茶叶总量已经超过中国。1889年，输入英国的茶叶总量中，印度茶就占了52%，锡兰茶占15%，中国茶仅占33%。英国进口印度茶叶的金额从1865年的460万英镑猛增至1889年的9600万英镑。1892年，中国出口英国的茶叶数量甚至低于锡兰。至1896年，输入英国的茶叶总量中，印度茶占了54%，锡兰茶占35%，中国茶仅占11%。中国各港口仓库的茶叶堆积如山，中国茶农、中国茶商和英国茶商也损失惨重，向英国出口红茶为主的福州港也因此而逐渐衰落。1870年，中国出口至英国的茶叶价值878.7894万英镑，1880年和1890年分别为834.1074万英镑和281.3万英镑，至1899年，跌落至104.4711万英镑，印度和锡兰成为英国市场上最主要的茶叶供应国。由此，主导全球茶叶供应长达几百年的中国茶叶的地位一落千丈。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英国市场上曾经为英国茶叶消费者所熟知的武夷茶、小种红茶、祁门红茶等散发着东方迷人香味的中国茶叶，已经被口味浓烈的印度大吉岭、阿萨姆、尼尔吉里以及锡兰乌瓦等英国茶园生产的红茶取代，英国市场涌现了众多著名茶叶品牌，这些品牌已经大张旗鼓地推广和销售印度和锡兰红茶，诸如霍尼曼（Horniman）、立顿（Lipton）、哈罗兹（Harrods）、约克茶（Yorkshire Tea）、马扎瓦特（Mazawattee）、大夫（Typhoo）、贝蒂（Bettys）、维塔德切尔西（Whittard of Chelsea）、利吉威（Ridgways）、威廉姆森茶（Williamson Tea）等。伦敦的海德公园，身着华丽服饰的英国女士和贵妇人，围坐闲聊，优雅地品味一杯芳香的下午茶，而这杯茶也许已经不是来自中国的红茶，而是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或者锡兰的红茶。也许普通的英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日常消费的每10杯茶中，9杯是印度或锡兰红茶，曾经垄断市场的中国茶，如今只剩下一杯！

中国茶叶在伦敦市场的价格也大幅度下跌，1859年中国茶每磅价格为1先令6便士。1876年，印度茶在伦敦市场的平均价已经高于中国茶，印度茶每磅的平均价格约1先令11便士，而中国茶平均价格约为1先令3便士。1882年，中国茶每磅的价格仅仅为11.5便士，印度茶为1先令4便士；虽然这是由于产茶国茶叶供应增加导致茶叶价格下降，但印度茶的价格一直高于中国茶2至4便士，英国人通过在印度和锡兰大规模地发展茶园，使得生产成本降低，从而英国茶商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也注定了中国茶叶在价格上缺乏竞争力，曾经声名远扬中国茶叶则慢慢地被无情冷落和抛弃，在欧洲市场上销声匿迹。

19世纪后半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经济实力达到鼎盛，英国的工业、科学、文化、贸易繁荣昌盛，经济蓬勃发展，产生了新的中产阶层群体，新兴中产阶层不断地被大英帝国殖民地涌入的奢侈、稀奇、高品质的商品所刺激，茶叶就是其中之一，英国国内人均茶叶的消费量也显著增加。根据1893年德尼尔《茶和其他主要饮料消费》记载：英国1855—1890年咖啡消费量下降了将近40%，人均消费量也下降了近40%（从1852年的1.27磅到1890年0.75磅），茶叶总消费量同比增长252%，人均消费增长了268%。他认为：英国在殖民地的广大茶园使得茶叶的价格下降，便宜的茶叶使得英国普通大众、穷人的茶叶消费量增长。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和19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也促进了茶叶消费。斯坦顿的数据表明，1868年，英国人均消费茶叶3.52磅，1889年达到4.99磅，1900年达到5.61磅。进入20世纪后，中国茶叶的出口量更是一落千丈，1900年英国进口中国、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份额分别为8%、55%和37%。1920年英国进口中国、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份额分别为9%、58%和33%。中国茶颓势尽显，基本上失去了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力，即使当时出口英国的茶叶，也沦落为印度和锡兰茶叶的拼配料。

19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和锡兰生产的茶叶开始大举进入欧洲诸国、澳大利亚、俄国和北美地区市场，为了推广印度茶和锡兰茶，美国经销商在宣传时念念不忘提及“掺假的中国茶和日本茶，不仅令人烦恼，而且威胁健康，而采用幼嫩的芽叶制成的印度茶和锡兰茶是最纯净的茶……”喝茶被认为是大英帝国文明的生活方式，被推广至亚洲、非洲和美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人甚至积极地将印度茶叶制作成砖茶推销至中国。据资料记载，1913年，英属印度出口中国西藏的茶叶量就高达11415690磅（约5178吨）。

1866年，英国教育家、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玛丽·卡彭特访问加尔各答，分别在东方大酒店和格兰酒店及孟加拉俱乐部组织了盛大晚会，印度茶叶首次被列入菜单，开印度本土茶叶消费之先河。随后，加尔各答的费尔博和佩里特两家高级饭店引入印度茶叶，为殖民政府官员、军官、公司高级职员等顾客提供印度茶，使印度红茶进入印度本土上流社交和日常生活圈。至19世纪末，饮茶风潮流行于印度本土上层的社交场所，印度茶已经成为英国人和印度贵族社交和聚会必不可少的一道饮品。

从1834年2月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成立，确定在印度大陆种植茶树，并制定了印度茶树引种试验和科学发展规划，至1887年印度茶出口英国的数量超过中国，经过长达50余年的艰苦岁月，英国人终于实现了打破中国茶垄断供应的目标，而且彻底打败了中国茶。也许当初做出决策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威廉·班提克爵士没有预料到，50多年后，他的决策为大英帝国开创了一个新兴的经济产业，也彻底地改变了世界茶叶生产的格局。19世纪30年代初期，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被剥夺了中国茶叶贸易的垄断权，失去了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同时，英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严重恶化和动荡的政治形势，迫使东印度公司考虑在东印度公司新近占领的印度大陆“引进茶树种植”，这种想法也受茶树种植已经在世界其他地区（如荷兰在印度尼西亚试验种植茶树）取得初步成功的启示。1834年1月24日，东印度公司总督威廉·班提克就在英国议会提交了《关于在印度英属领地内引进茶树的措施的报告》，他强烈地呼吁成立专门的茶叶委员会，研究、评估和确定英国在印度次大陆上拥有的广袤而多样的土地，根据其土壤和气候的各种条件，确定适合“中国植物”生长和繁荣的地区，试验和实施茶树种植的商业可行性。威廉·班提克总督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说，这就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获得真正的中国茶树和真正的中国技术人员。这显示，他不仅考虑到了茶树品种的来源及其合适的种植地，同时也重视获得中国人掌握的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知识及技术。英国人利斯1863年出版的《印度茶叶、棉花和其他农作物试验》一书中高度称赞：“他（班提克总督）发现本土茶树可以在印度许多地方生长……而且将中国茶树引进印度的功劳也应归属于他，由此奠定了当前繁荣的和价值巨大的贸易基础。”《茶叶全书》作者威廉·乌可斯也在1935年评价道：“印度茶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今天世界茶叶市场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这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但是班提克总督远见卓识和勇往向前的精神，应该是印度茶成功的最大原动力。”在如此漫长的帝国茶园发展历程中，早期领导印度茶叶种植发展的茶叶委员会成员詹姆斯·帕特博士、乔治·戈登、华裔鲁华，为印度茶叶种植提供科学鉴定和技术支持的一批英国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博士、约翰·福布斯·罗伊尔博士、纳桑尼尔·瓦里奇博士、休·福尔克纳博士、约翰·麦克莱兰博士、威廉·格里菲思博士和威廉·詹姆森博士等，冒险从中国盗取茶叶生产技术、茶籽和茶苗的乔治·戈登和罗伯特·福琼，发现阿萨姆野生茶树的罗伯特·布鲁斯和查尔斯·布鲁斯兄弟、詹金斯上尉、查尔顿中尉以及提供阿萨姆野生茶树信息的景颇族首领比萨·甘姆，为阿萨姆茶叶种植商业化做出重要贡献的阿萨姆公司亨利·伯京杨和斯蒂芬·莫尔奈等众多茶叶种植者、企业家和资本家，这些英国早期茶业先驱和开拓者前赴后继，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秉承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敢于冒险的野心，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终于为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开创了规模宏大和盈利丰厚的茶产业经济。一片片翠绿的帝国茶园分布在印度东北部和南部的广袤地区，一座座大规模茶叶加工厂内，英国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红茶加工技术，发明了诸多茶叶加工机械，创立了红茶产品的等级名称及规范，成为国际市场红茶生产和品质评判的标准。众多英国资本家、茶叶经纪公司、茶叶公司云集加尔各答和伦敦，开创和建立了全球茶叶交易、运输、分销、广告和零售的商业模式和规则，重新塑造了全球茶叶生产、加工和贸易格局，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大英帝国臣民的茶桌上，飘荡着浓郁的印度茶和锡兰茶的芳香。英国著名茶叶经纪公司高·威尔逊 & 斯坦顿公司创始人A.G.斯坦顿1904年5月12日发表在《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期刊》的《英国种植茶叶》一文中，不无自豪地说：“由于最近关税的增加，茶引起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这个话题也引起了英国人的一些兴趣。无论在皇宫和还是在乡村小屋都喝茶，不列颠群岛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喝茶。很多年前女士们的下午聚会一般都喝葡萄酒，现已经完全被茶取代。……即使是买不起肉的穷女人也能从茶中获得一丝安慰和一些营养。英国国旗飘到哪里，茶的消费量就会跟到哪里。加拿大的伐木工一生都在砍伐树木中度过，他一整天都伴随着一壶茶，而澳大利亚野外的丛林人发现茶是一种提神的饮料，而且在长途旅行中能方便携带……因此，在我们英国人自己的属地种植茶叶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属地是印度帝国，早在1834年茶叶就在那里种植了。”

大英帝国茶园在印度殖民地的崛起，依赖于战争、土地、技术、劳动力、资本和贸易组成的产业链和全球化网络，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1）土地，通过赤裸裸的军事武力征服印度次大陆，占领和掠夺土地。（2）盗窃和利用中国茶叶生产技术。（3）英国的资本和茶叶股份制公司形式，以及大规模茶叶种植园和工业化生产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4）劳动力，利用所谓的契约劳工，依靠暴力和强制劳动，压迫、奴役和剥削当地劳工。（5）大英帝国的全球化贸易网络。大英帝国在印度次大陆坚定不移地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英国政治家、银行家、制造商、贸易商在印度殖民地茶产业的创立和发展中，从武力的战争资本主义，进入野蛮的重商资本主义，扩展至掠夺和剥削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最终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主宰了殖民地茶产业的发展。

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上的溃败，也曾引起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忧虑。1905年，清政府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曾指派江苏道员、浙江慈溪人郑世璜，翻译沈鉴少刚、书记陆溁澄溪、茶司吴又岩，茶工苏致孝、陈逢丙及浙海关副税务司英国人赖发洛等人，赴印度和锡兰考察茶业。四月初九，他们乘法国客轮从上海出发，经中国香港、越南西贡、新加坡，于四月二十五抵达锡兰的科伦坡，六月十九日离开锡兰，六月二十七日抵达加尔各答，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上海。回国后，郑世璜著有《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详尽描述了印度和锡兰茶业起源和发展现状及一路考察所见所闻，并发出警示曰：“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其故由印锡之茶味厚价廉，西人业经习惯，而印锡茶业之所以胜于中国者，半由机制便捷，半由天时地利所致……反观我国制造则墨守旧法，厂号则奇零不整，商情则涣散如沙，运路则崎岖艰滞，合种种之原因，致有此一消一长之效果。我国若不亟筹整顿，以图抵制，恐十年之后，华茶声价扫地尽矣……”实际上，1890年一位英国殖民官员I.L.豪瑟在他的著作《茶的起源、种植、制作和利用》中早就已断言：“中国和印度的茶叶生产无法相提并论。”他傲慢和得意地阐述他的观点：“自从50年前这种本土植物在阿萨姆的丛林中被发现以来，我们（英国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人在20年或30年前教我们种植和制作茶。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肯定打败了他的老师，我们在制造业上已把老师远远甩在后面。（中国）一切都是手工劳动，机械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最原始的制茶思想仍然被固守坚持，工艺依然和200年或500年前一样粗糙；我们（尽管还远未达到完美）在许多细节上，巧妙地设计众多机器来减少劳动力，生产出更好的茶，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活力、能量和发明天才的显著例证。”

20世纪30年代，满腔热情的爱国茶叶专家吴觉农、范和钧和胡浩川等，深感中国茶产业的衰落，他们共同怀抱复兴中国茶叶的理想，致力于振兴中国茶产业。1935年，吴觉农等专家远赴印度、锡兰、印尼、日本、英国、苏联等地进行考察，回国后写了《印度锡兰之茶业》和《荷印之茶业》等调查报告，要求学习印锡茶叶先进制作技术，改革中国茶业之弊，他与胡浩川合著《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与范和钧合著《中国茶业问题》，切中当时中国茶业的陈弊，提出了中国茶业复兴的伟大计划，无奈当时中国社会时局动荡，他们的伟大抱负无法得以实现，不禁令人感叹嘘唏。

进入20世纪，茶产业在印度商业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印度茶叶协会（伦敦）主席沃森1936年1月24日在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议上报告：“1933—1934年，印度茶叶出口价值额达到1509.8143万英镑，其中出口英国1350.5406万英镑……毋庸置疑，我想你会同意印度从茶业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印度贸易执行专员苏克萨卡在会议上也报告说：1922—1923年，印度茶叶出口占印度总出口总额的7%左右，至1935年，茶叶约占总出口额的13%，仅次于棉花和黄麻两大主要出口产品。

1947年印度独立时，英国人在印度创造的茶产业经济更加庞大和坚实。1948年，印度茶园总面积达到约31.1万公顷，茶叶总产量达到约26万吨，出口量约19.3万吨，雇用茶园劳工达到150多万人。其中，印度东北地区茶园总面积24.4万公顷，总产量21.2万吨，出口16.4万吨。南印度茶园面积6.7万公顷，产量4.8万吨，出口2.9万吨。阿萨姆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红茶产区，茶园面积达到15.3万公顷，产量14万吨。大吉岭和特莱茶区总面积2.5万公顷，产量1.3万吨。杜阿尔斯茶园面积5.3万公顷，产量5.5万吨。印度北部其他地区茶园面积1.2万公顷，产量2395吨。泰米尔纳德茶叶产量2.5万吨，喀拉拉产量2.2万吨，卡纳塔克产量1745吨。1950年印度茶叶产量占世界茶叶产量的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