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拥有一支先进武器装备的强悍军队、一批精明霸道的商人，更拥有一批敢于探险和忠心耿耿为大英帝国服务的科学家。18世纪60年代，茶叶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宗贸易商品，被源源不断地引入英国。茶叶这种原产于中国的经济植物，其巨大的科学和经济价值引起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列强国家的极大重视。18—20世纪，英国和在殖民地印度的茶叶科学研究，本质上是殖民地科学研究机构为侵略、政治、扩张服务。英国科学家进行的茶叶科学研究为其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政治统治、产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英国科学家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东印度公司决定在印度种茶，就是听从了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博士以及众多英国植物学家的建议和意见。从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一批英国植物学家就在阿萨姆、印度西北部和南印度地区投入茶叶种植试验。众多科学家大量收集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茶叶技术资料，发表在印度农业和园艺协会的期刊上，供研究应用参考。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期间，英国植物学家们对茶树的品种、新发现的阿萨姆茶树品种、印度种植茶树能否成功等一些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英国植物学家依据收集的中国茶区有限的资料和他们对植物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和争论，主要的争论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林奈分类的绿茶品种

林奈分类的武夷（红茶）品种

约翰·马斯特斯命名的阿萨姆品种

第一，阿萨姆茶树到底是什么品种？是否与中国栽培的茶树品种相同？1753年，瑞典著名动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在《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一书中，提出统一的生物命名系统，即采用双名法，以拉丁文来为生物命名，其中第一个名字是“属”（属名，书写时要用斜体），第二个名字是“种”（种名，书写时要用斜体），“属”名为名词，“种”名为形容词。这一命名法获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和应用。林奈将中国茶树命名为“茶”属（Thea）、“中国茶种”（Thea Sinensis或Thea Chinensis）。1762年，林奈《植物种志》第二版中将中国茶树在“茶”属之下又进一步分为两个“茶”种（Species），即“武夷品种”（Thea bohea）和“绿茶品种”（Thea viridis）。博学的林奈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研究早期探险家所带回来的茶树标本后认为，中国绿茶和红茶是两类物种不同的茶树品种。19世纪初，英国植物学家艾贝尔博士、胡克博士、约翰·霍普教授和罗狄吉等都认可这一分类，他们认为商业化生产的中国红茶和绿茶是由两个不同的茶树品种生产出来的，这两个品种在叶片的外形以及茶树的抗寒性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红茶是用广东地区和南方茶区的“武夷品种”生产的，但不能确定茶区从广东向北部地区延伸多远。绿茶是中国北方省份茶区用“绿茶品种”生产的。当然也有一些植物学家认为中国栽培的茶树是相同品种的两个变种Varieties）。那么，让英国植物学家们困惑的是，阿萨姆的野生茶树又是属于哪一个品种呢？格里菲思博士提出了这个问题：“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需要一个真实的茶树标本。假设阿萨姆茶树（这似乎也不缺乏基础）与中国的茶树品种不同，或既不同于中国绿茶品种也不同于中国红茶品种呢？假如它们明显地存在差异，就没有理由怀疑。（我们）需要经过验证的中国茶树植物标本。”英国植物学家罗伊尔博士认为：“有必要将这三个茶树品种一起种植在印度的同一苗圃，观察它们之间的特性差异，并了解它们是否一直保留了自己的品种特色。”在某个夏天，他与福尔克纳博士一起去英国皇家植物园，讨论了这三种茶树的属性。他们一致认为这三种茶树属于不同的品种（Species），因此有必要将这三个品种分散在印度不同的地区种植，如阿萨姆和库马盎地区，在相同的栽培条件下，观察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它们的生长特性。

关于茶树的命名，世界上许多植物学家一直不断地研究和探索，茶树的命名也在改变。1818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斯威特将“Thea”改为“Camellia“。英国植物学家约翰·马斯特斯对中国茶树和阿萨姆茶树的具体特征进行了详尽的比较，试图证明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或者几乎完全相同。1844年，他在《印度农业园艺学会杂志》发表的论文中认为：“阿萨姆和中国的植物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叶子的质地。阿萨姆茶树的叶子长、薄，膜质状，通常呈波形；而中国茶树的叶子短、厚，呈皮质状，一般是直条状。尽管这两种植物的外观和习性有明显的不同，从中国运来的真正茶籽长成的茶树与来自阿萨姆茶籽长成的茶树相比，它们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共性。”因此，他最后鉴定认为，阿萨姆茶树是一个有别于中国茶树的新种，一个独特的新品种，所以给阿萨姆茶树起了一个新名字：阿萨姆品种（Thea Assamica J.W.Mast）。西姆斯等许多英国植物学家也一致认可这个命名。进入20世纪，茶树的命名也一直在改变，最终“中国茶树品种”被正式命名为“Camellia Sinensis var.Sinensis”，“Sinensis”即拉丁文“中国”；“阿萨姆品种”被正式命名为“Camellia Sinensis var.Assamica”，这两个品种从此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茶树栽培品种。

第二，商业化销售的中国红茶和绿茶究竟是由不同的茶树品种生产的，还是同一茶树品种由不同的制作方法生产的？庇古早已指出，武夷茶也可以被加工处理成一种绿茶——熙春茶，熙春茶也可以被加工处理成武夷茶。18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茶叶检查官约翰·里弗斯根据他多年驻广东的经历，告诉植物学家罗伊尔博士，真正的绿茶和红茶是由彼此相距遥远地区的不同茶树品种生产的。他还获得一条可靠的信息，广东每年大批量生产的一种茶叶，它可以被着色，并制成各种等级的绿茶。尽管没有获得详细准确的中国茶区资料，植物学家罗伊尔博士相信约翰·里弗斯驻守广东期间非常注意观察和研究，因此他基本认同里弗斯的观点。1842年4月，9名中国制茶工到达印度西北部库马盎茶叶试验园，这个种植园全部种植中国茶树品种。1843年秋天，中国制茶工制作出第一批茶叶。1844年10月18日，种植园主管詹姆森博士告诉植物学家罗伊尔博士，他已经询问过中国制茶工，制茶工明确告诉他，中国的红茶和绿茶由相同的茶树品种制作，只是制作工艺不同。19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罗伯特·福琼潜入中国浙江的绿茶茶区和福建武夷山红茶茶区考察后，他对早期欧洲人所谓的绿茶品种和红茶品种的区分做出了自己不同判断：“我认为，武夷山茶树与绿茶树同种同源，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而稍微有些变异”，“徽州与武夷山的茶树属于同一种类，因为生长地的气候不同，两者后来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差异”。福琼认为所谓绿茶和红茶品种实际上是一样的品种，只不过其加工工艺不同，从而澄清了英国一些植物学家一直认为的红茶和绿茶分别由红茶茶树和绿茶茶树叶子加工而成的争论。罗伊尔博士等英国植物学家最终才确信中国最好的红茶和绿茶其实都是同样的茶树品种生产的。

原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资深茶叶检查官塞缪尔·鲍尔根据他1804—1826年长驻中国广州，22年从事茶叶检查期间的所见所闻，和对中国部分茶区考察时与茶农、制茶师交流所了解的中国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并收集整理最权威的中国茶叶书籍和与欧洲传教士在福建省居住期间的通信，撰写了《中国茶叶的种植和制作》一书，并在1848年第一次出版。这是第一本英国人撰写的全面详细地介绍中国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的书籍，它涵盖了中国茶早期的历史和神话、中国茶叶茶区、中国茶的术语、红茶和绿茶的不同制作方法等，澄清和纠正了当时英国人对中国茶叶许多一知半解的错误认识。塞缪尔·鲍尔驻扎广州22年后退休回到英格兰，他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写他在广州作为茶叶检查官的经历。当他阅读了1839年2月27日英国议会发表的《关于在阿萨姆发展茶产业》的文件后，他认为文件中对茶产业存在着许多误解。他也阅读了布鲁斯1839年出版的《红茶制作的报告——现正在上阿萨姆的萨地亚试种，中国人被送到这里的目的，以及中国茶树的种植和在阿萨姆的生长观察》一书，他认为：“布鲁斯先生关于红茶生产的报告非常详细和具体，但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新奇。”因此，他希望出版一本书来介绍中国茶产业。实际上，当塞缪尔·鲍尔1804年到广州任职时，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已经超过一个世纪。1689年东印度公司就直接从广州进口中国茶叶，但从来没有一个英国人如此详细地介绍中国茶的栽培和制作技术。由于他经常与广州十三行打交道，他对中国茶叶的产区和茶叶品质比较了解，甚至能够熟练地区分武夷山生产的“内山茶”和“外山茶”的细微区别。因此，该书的出版也引起了轰动，为他赢得了“茶叶种植和加工专家”的美誉。他根据中国制茶师的中文发音，在书中描述武夷茶的加工工艺和制茶工具，如凉青（Leang Ching）、做青（Tuon Ching）、渥青（Oc Ching）、抛青（Pao Ching）、炒青（Chao Ching）、小焙（Siao Poey）、大焙（Ta Poey）等工艺；簸箕（Po Ky）、簸篮（Po Lam）、焙笼（Poey Long）、锅（kuo）等制茶工具。书中还描绘了中国手工制茶的手势、工具、炉灶和制茶师制作时的形态，惟妙惟肖的插图准确地表现了19世纪初福建武夷山地区制茶的情景。

塞缪尔·鲍尔编著《中国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插图

塞缪尔·鲍尔也再次在书中澄清了红茶和绿茶实际上是由不同加工工艺制作的，而不是不同的茶树品种的观点。他还对“Tea”和“Cha”的发音来源做出解释：英国商人最早在广州建立贸易站，通过海运将商品运抵英国，因为葡萄牙人的敌意，英国商人被迫转移到福建厦门进行茶叶贸易，厦门话“茶”的发音为“te”因而英国人称“茶”为“tea”，而不是广州话的“cha”，因此英文“茶”为“tea”，而那些通过陆路到达的地方，如俄罗斯、波斯和蒙古，“茶”仍按照广州话称为“cha”。

塞缪尔·鲍尔作为一个资深的东印度公司官员，站在英国人的立场，曾经在威廉·阿美士德勋爵特使1816年7月初来广州之前，专门递交了一份报告《中国开放第二个港口的利益观察》给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和货物管理事务特别委员会，他从东印度公司经营茶叶的重要性、福建茶区和福州的地理位置等方面论述了开放福州港的必要性，强烈建议阿美士德勋爵特使出使北京会见清朝政府时，要求清朝政府开放福州港口作为第二通商口岸。果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福州便是其中最主要的港口之一。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福州成为英国进口茶叶的最主要港口，事实证明了他的战略眼光。

第三，茶树适合生长的土壤、气候是怎样的？有什么地形地势条件？印度大陆地区是否可以种植茶树或哪些地区适合种植茶树？关于这些争论，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博士早在1788年12月27日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印度大陆种植茶树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他基于对印度大陆和中国两地土壤、气候的对比研究，建议可以在印度的比哈尔（今比哈尔邦）、朗布尔（今孟加拉国北部）、戈杰比哈尔（今西孟加拉邦北部）等地试验种植茶树。1815年，印度西北省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园长戈万博士也赞成植物学家班克斯博士的观点，同时提出孟加拉地区的西北部也可以种植茶树。1827年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植物学家罗伊尔博士向当时英属印度总督威廉·阿美士德勋爵呈交了一份关于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种植茶树的可行性报告。1832年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纳桑尼尔·瓦里奇博士向英国众议院下院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喜马拉雅山脉山麓与中国茶区纬度基本相同的库马盎、加瓦尔和苏末尔（今喜马偕尔邦）地区试验种植茶树。1835—1836年，东印度公司派出科学考察团考察布鲁斯兄弟发现野生阿萨姆茶树的上阿萨姆地区，对茶树适合生长的土壤、气候、地形、地势等条件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引起了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直到1837—1838年，阿萨姆茶叶试验场的布鲁斯、西北地区库马盎和台拉登茶叶试验场的福尔克纳博士报告了阿萨姆茶树和中国茶树在这两个地区生长良好的消息后，所有的关于印度大陆是否可以种植茶树的争论自然随之消失。

第四，阿萨姆茶品种和中国茶品种哪种更适合在印度大陆种植和推广？长期以来，英帝国的科学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直对中国茶树品种抱有一种崇敬的固定看法，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茶树植物，他们也坚定地相信，英帝国拥有能力，利用科学技术来掌握和改造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另一方面，英帝国科班出身的植物学家往往位高权重，仅相信自己亲自实地考察、收集的信息，而对在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商人、官兵、种植园主等提供的信息持怀疑和鄙视的态度，往往认为这些信息是不可靠的。1824年，罗伯特·布鲁斯报告发现阿萨姆野生茶树，以及更早之前的1815年，英国人拉特上校也曾报告在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的信息，都被当时东印度公司高层和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瓦里奇博士等科学家轻视和忽略。东印度公司的官兵们试图说服科学家们相信他们在野外实地发现的野生茶树是真正的茶树，却屡屡碰壁。东印度公司官员、科学家最初常用土著术语“jat”一词来表示阿萨姆茶树品种，这一术语常常将阿萨姆品种认定为“野生的”（wild）或“丛林的”（jungly），这也反映了当时英帝国正统科学家与商人、士兵、传教士之间因所处阶层和等级不同，从而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在中国茶树品种和阿萨姆茶树品种哪种更适合在印度大陆推广的问题上，毫无疑问，科班出身的科学家和东印度公司高层更推崇正宗、高贵的中国茶树品种。

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最初的意图是从中国盗取茶树和在印度种植推广，而布鲁斯兄弟发现野生阿萨姆茶树，这一重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东印度公司的战略计划。之前茶叶委员会秘书戈登和植物学家福琼多次深入中国，完成了东印度公司盗取中国茶树的使命，盗窃的中国茶树被种植在阿萨姆茶叶试验场、库马盎和台拉登茶叶试验场，随后扩散至大吉岭地区和南印度地区。然而，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茶树在阿萨姆地区逐渐被英国人抛弃，直至销声匿迹。只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库马盎、加瓦尔和大吉岭地区继续保留中国茶树的种植。为什么中国茶树在阿萨姆地区被抛弃？布鲁斯在阿萨姆茶叶试验场种植中国茶树期间，经过试验观察，发现中国茶树在阿萨姆地区水土不服，存在着产量低、效益差的问题。19世纪60年代阿萨姆地区茶叶大开发时期，中国茶树被大量推广种植。几年后，种植中国茶树的茶园进入开花结果阶段，阿萨姆河谷平原的亚热带气候，使中国茶树生殖生长旺盛，阿萨姆茶园一片片白茫茫的茶花，旺盛的开花和结果导致茶树过早成熟，产量极低，被英国种植者称为“白色妖魔”。对于追求利润的英国种植者而言，中国茶树产量低当然是致命的缺点。而真正将中国茶树品种判死刑的是阿萨姆公司种植园主管小乔治·威廉姆森。在阿萨姆公司种植园经营陷入破产边缘时，他对比了两个品种种植的茶园，发现种植中国茶树的茶园开花多、产量低、效益差，从而重点推广阿萨姆茶树。最终，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茶树在阿萨姆地区被英国人完全抛弃。

在西北部喜马拉雅山脉山麓的库马盎、加瓦尔和大吉岭地区，四季分明，中国茶树顽强地抵御了寒冷的考验，坚定地扎根生长。虽然中国茶树的产量较低，但其独特的香气和滋味却获得了英国人的认可。库马盎和大吉岭地区后来也引进种植阿萨姆茶树，其风味表现却不如中国茶树。中国茶树由此在大吉岭地区安营扎寨，茁壮成长，由中国茶树生产的大吉岭红茶以独特的风味闻名世界。

第五，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英国人塞穆尔·拜登在1882年出版的《印度的茶产业——财务、劳力和资本家、助理指导》一书中，提出了印度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观点。他的主要依据来自在阿萨姆发现的野生茶树。另外一个依据来源于印度达摩祖师的传说。传说公元510年，达摩祖师从印度前往中国和日本，将茶叶带入中国和日本，人们推测达摩祖师最早在印度发现和利用了茶叶。塞穆尔·拜登的推测后来得到了一些英国学者的附和。不过，至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的科学家反驳了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推测。

一边是英国科学家、学者长达几十年的学术争论，而在另一边，追求财富的英国茶叶种植者也一直潜心研究和改进茶树的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成为茶叶科学研究的实践派和主力军。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批英国茶叶种植者、企业家也专心致志地研究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从最早1838年布鲁斯编写的小册子《布鲁斯，茶叶种植主管，在上阿萨姆萨地亚试制红茶的报告，中国人到达这里的目的，中国茶树在阿萨姆的种植和生长观察》，至1870年爱德华·莫尼中校编写的《茶叶栽培和制作》、惠廷厄姆出版公司出版的《茶叶拼配技术，茶叶贸易的手册》等书，特别是19世纪80—90年代，这一时期编纂出版了大量有关茶叶的出版物，如《茶百科全书》《茶叶种植者手册》《关于茶叶，茶叶枯萎病，茶叶种植和制作，茶叶机械的重要文章和信息汇编》《茶叶的栽培和制作》等，英国实践派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更明显的成果。

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已初步掌握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1870年，英国茶园主爱德华·莫尼中校根据他10多年作为茶叶种植者在喜马拉雅山脉下和吉大港地区经营茶园的经历，以及对茶区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撰写和出版了《茶叶栽培和制作》一书，科学、全面地介绍了茶树栽培的土壤、气候、施肥、修剪、采摘，以及茶叶加工和包装等技术。莫尼中校的这本书成为当时英国最权威、最畅销的关于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的手册，在1870年、1874年、1878年和1883年分别出版了四版，内容不断丰富。这本书还获得印度农业和园艺学会的金牌奖和300卢比奖金。书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70年代，当时英国茶园采用的红茶加工工艺，从原来复杂烦琐的流程：萎凋、第一次揉捻、第二次揉捻、发酵、第一次锅炒、第三次揉捻、第二次锅炒、第四次揉捻、日晒、第一次烘干、冷却、第二次烘干12道工序，需要3天才能完成工艺，简化改进为萎凋（withering）、揉捻（rolling）、发酵（fermenting）、日晒（如果有阳光，sunning）、干燥（firing）五道工序，一共只需要2天即可完成的生产工艺。英国人将最早中国制茶工传授的乌龙茶工艺转变成真正的现代红茶制作工艺，并且明确了红茶制作工艺的工序和专用的英文名称。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当时红茶产品已经形成商品标准的等级和花色，长条形的“叶茶”类分为花白毫、橙白毫、白毫、白毫小种、小种、工夫和武夷；“碎茶”类则分为碎白毫、白毫末、碎混合茶、碎小种、碎叶茶、片茶和末茶。书中也详细介绍了绿茶制作工艺：锅炒（杀青）、揉捻、日晒、第二次揉捻、第三次揉捻、锅炒、装袋过夜、炒干。绿茶的等级依据它们的品质分别是芽尖茶、雨茶、熙春茶、贡熙、末茶和贡珠茶。这些原本来自中国的茶叶等级及名称，从此被英国人用英文重新划分和定义，形成了国际茶叶贸易的通用工艺标准和产品标准，至今依然在使用。(www.daowen.com)

1885年，《印度茶叶公报》编辑部出版了一本最全面的《茶叶种植园主的手册》，详细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来英国茶叶种植者的经验，介绍了印度茶叶产区、茶区气候和土壤、茶叶化学成分、茶枯萎病等茶叶病虫害、茶苗繁殖、茶树种植、茶叶制作、茶叶审评、茶叶机械、茶叶包装木箱、茶叶加工厂蒸汽机的使用和维护等技术，完整地描述了当时最成熟的红茶制作工艺：萎凋（withering）揉捻（rolling）、发酵（fermenting）、干燥（firing）四道工序。该书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英国化学家对茶叶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结果，如当时就发现茶叶中含有的主要有机物质是芳香油、咖啡因、丹宁酸、蛋白质、葡聚糖、果胶、纤维素、叶绿素和树脂等。该书还公开各种茶类咖啡因含量的测定报告：工夫红茶（低档）2.78%，高档工夫红茶3.12%，熙春茶2.24%，小种茶2.97%，阿萨姆茶3.42%和珠茶2.72%。这些早期的研究结果为英帝国在印度殖民地的茶叶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

尽管茶叶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英国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技术已经日益成熟，英属印度政府和茶产业专业组织——印度茶叶协会依然认为有必要建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加强专业茶叶科学研究，这对帝国的茶产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印度茶叶协会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印度建立和开展了专业茶叶科学研究，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开展专业茶叶研究的组织机构。1889年，印度茶叶协会的年度报告中记载了最早开展茶园土壤和肥料应用分析研究报告，以及豆饼粕在四个茶园中的应用报告。这项研究由印度农业和园艺协会化学家、加尔各答医学院教授沃登博士、普莱弗尔和欧文3人组成的研究小组进行。印度茶叶协会收集各个茶区茶园的土壤和肥料的样品提供给研究小组进行研究，这或许是印度茶叶协会最早的茶叶研究报告。1890年的年度报告首次提出：“对茶产业来说，显而易见需要研究和科学解释茶叶在制作过程中的各种化学变化，在获得任何实际有用的结果之前，避免采取任何行动……”

1891年，印度茶叶协会和孟加拉地区农业和园艺学会的联合委员会要求英国化学家凯尔韦·班贝尔“从科学的角度开展茶叶种植和制作的研究”。班贝尔最早选择茶叶化学、茶园土壤和肥料应用的研究项目，以了解茶叶品质的化学基础。经过他个人不懈的努力，1893年印度茶叶协会出版了他的著作《茶的化学和农业，包括种植和制作》，详细地介绍了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随后，针对在阿萨姆茶区严重的茶枯萎病，印度茶叶协会根据英属印度政府的要求，聘请了英国昆虫学家乔治·瓦特博士开展茶枯萎病的调查研究。1895年，瓦特博士广泛深入调查了阿萨姆和那加丘陵的茶区，研究采用植物鸭嘴花（adhatoda vasica）作为杀虫剂对茶树害虫防治的作用。1898年，他出版了《茶树害虫和枯萎病》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茶树种植、采摘、修剪、施肥、排水技术，甚至建议建设管道排水等措施防治茶叶病虫害。化学家凯尔韦·班贝尔和瓦特博士的茶叶著作被公认为当时最权威的茶叶专著，他们两位也成为英国茶叶科学研究的先驱。

瓦特博士还向印度茶叶协会建议，开展系统的茶树种植、茶叶化学分析和茶叶制作研究工作。研究内容包括：（1）研究土壤、气候、水分、土地地形、遮阴和靠近丛林等环境因素对茶叶品质的影响；（2）茶叶化学方面，包括植物抗病性，肥料的要求，产量和品质改善；（3）生产的各个阶段与现场操作的关系。瓦特博士还建议聘请的科学家应该具有深厚的植物学和化学背景，应该得到当地实验室和在加尔各答博物馆的中央实验室的支持。然而，瓦特博士的建议因为没得到资金的支持而搁浅。1899年，经过多次努力，印度茶叶协会最后得到了阿萨姆和孟加拉地区殖民政府的资金支持，1900年正式组建了印度茶叶协会科学部，任命约克郡大学毕业的英国人、农业化学家哈罗德·马恩博士为茶叶科学官，在加尔各答博物馆的经济馆建立实验室，这标志着在印度东北部茶叶科学研究正式启动，茶叶科学的新时代到来。

哈罗德·马恩博士在加尔各答博物馆的实验室开展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得到茶园主和管理代理公司的支持和关注。他考察了苏尔玛山谷、杜阿尔斯、特莱、大吉岭和阿萨姆茶区，研究了茶园土壤与茶树产量和品质的关系。研究茶树疱状疫病和线枯病的防治方法。1902年在印度茶叶协会的建议下，马恩博士向英属印度政府提交了一份茶叶科学研究项目建议报告，建议保留加尔各答实验室作为研究总部，另外在茶叶种植中心区域建立一个茶叶试验站，并提议地点最好在阿萨姆地区的焦尔哈德或者附近可以连接铁路、河流的交通方便的地方。该建议得到英属印度政府、阿萨姆和孟加拉各地区茶叶种植者协会的大力支持。1904年印度茶叶协会在焦尔哈德以南约20公里的荷里卡茶叶种植园成立荷里卡茶叶试验站。一批从英国招聘的科学家奔赴阿萨姆地区的焦尔哈德，组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研究团队。试验站由毕业于苏格兰格莱纳尔蒙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克劳德·哈钦森负责筹建，任命哈罗德·马恩博士为首席科学官。苏格兰阿萨姆茶叶公司慷慨地提供了一所房子、一些茶园和土地，试验站拥有13公顷的土地。试验站建立一个茶树栽培实验室，开展了关于茶树施肥方法、土壤、灌溉、绿肥植物、修剪和采摘的研究；还建立一个化学实验室，研究茶叶化学成分和品质的关系。研究内容还包括茶叶制造的萎凋、发酵温度对茶叶质量的影响。试验站还进行茶树蚊枯萎病和红锈病研究等。

1906年，印度茶叶协会在察查地区的坎尼库日建立了昆虫实验室，聘任昆虫学家安川姆开始研究当时危害较为严重的3种茶树害虫。1907年，首席科学官马恩博士退休，克劳德·哈钦森担任首席科学官。同年，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的细菌学家霍普接手负责荷里卡茶叶试验站。哈钦森于1909年退休，随后霍普成为首席科学官，毕业于伦敦城市和公会学院的真菌学家卡彭特被任命为助理科学官。马恩博士在退休前一共发表了34篇关于茶叶的研究报告，他在1903年还与瓦特博士合作修订编写了《茶树病虫害》一书，对英国的茶叶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印度茶叶协会茶叶科学官，从左至右：马恩博士、霍普博士、卡彭特和哈勒

这一时期荷里卡茶叶试验站的研究，主要关注茶树的土壤、施肥、栽培、采摘、修剪、绿肥植物以及茶树病虫害，另外也对茶叶制作的发酵工艺进行研究。此外，还做了大量技术推广等工作。英属印度政府也为茶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参加了茶叶病害的研究，如邀请印度博物馆的昆虫学家、真菌学家和马德拉斯的真菌学家等参与研究项目。

为进一步巩固和拓展茶叶的研究，1911年印度茶叶协会在焦尔哈德的托克莱建立了托克莱茶叶试验站。阿萨姆殖民政府、孟加拉地区殖民政府、乔哈特茶叶有限公司和茶业界其他机构提供了资助。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和两栋大楼，聘请了英国真菌学家汤斯顿和昆虫学家安德鲁加入研究团队。同年荷里卡茶叶试验站首席科学官霍普和卡彭特助理科学官调入托克莱茶叶试验站，而因为察查试验站的昆虫学家安川姆辞职，最终荷里卡茶叶试验站和坎尼库日昆虫实验室被迫关闭。

1914年细菌学家库珀加入托克莱茶叶试验站作为科学官第二助理。试验站从政府获得50公顷土地建立博希塔茶叶试验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克莱茶叶试验站的研究工作曾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工作的两位高级科学官应征上前线服务，直到战争结束后才于1919年返回恢复工作。在此期间，真菌学家汤斯顿的夫人在博希塔茶叶试验园进行了大量的田间试验，她还收集了不同茶区的茶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茶树标本种植园。1918年试验站开始系统地记录托克莱地区的气象数据。第二年卡彭特助理科学官接替霍普成为托克莱茶叶试验站首席科学官。雄心勃勃的卡彭特上任后即提交了一份扩大试验站基础设施、加强茶叶研究和技术推广的计划，这个计划获得了印度茶叶协会的批准。1920年又一批从英国招聘的化学家、细菌学家、生物化学家、植物和农业专家被邀请到试验站工作。托克莱茶叶试验站为加快技术推广，每1.2万公顷茶区配备了1名常驻顾问官。1920年至1930年，试验站的基础建设和研究力量得到了充实和加强。1922年，托克莱试验站开设了茶叶种植者的培训班，推广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1924年，试验站采用英国统计与遗传学家、现代统计科学奠基人之一菲舍尔的数理统计方法进行田间试验，取得肥料、修剪、耕种、采摘等与茶叶产量相关的研究成果，改进了许多过去错误的种植方法。1930年，在英国帝国营销委员会的经费支持下，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又新建立了一个实验室。1930年真菌学家汤斯顿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研究出从芽茶繁殖茶苗的技术，开发克隆茶苗的繁殖新方法，即现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扦插技术。

自印度茶叶研究机构成立以来，其研究经费一直由印度茶叶协会提供。然而，由于受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影响，印度茶叶协会提供的研究经费一直捉襟见肘，1930年英国帝国营销委员会表示愿意承担托克莱茶叶试验站一半的研究费用。然而1931年，由于国际茶叶市场供过于求，印度茶产业萧条，导致试验站资金严重短缺，不得不减少支出，解聘了一些工作人员，加尔各答中央办公室也被关闭。创刊于1911年的《印度茶叶协会季刊》也被迫于1932年停刊，试验站的研究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几乎面临关门。据印度茶叶协会（伦敦）主席沃森在1936年1月24日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的会议上报告：1900年至1934年，印度茶叶协会在茶叶科学研究的投入总计超过40万英镑，每年的经常性开支约为2.25万英镑。

1935—1936年，由印度茶叶协会（伦敦）和加尔各答总部共同组织以剑桥大学农业教授弗兰克·科莫德爵士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对茶叶试验站的现状和发展规划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认为，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必须保持运作，同时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必须加强技术推广工作。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印度茶叶协会立即落实组成伦敦咨询委员会，在英国建立了茶叶化学基础研究团队，组织茶叶种植园主和科学家交流的年会，每2～3周进行一次技术推广讲座，在阿萨姆、大吉岭、杜阿尔斯和察查地区建立咨询服务中心。第一届茶叶种植园主和科学家年会于1937年在托克莱茶叶试验站举行。有了充足的研究经费支持，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在1937—1939年又聘请了一批英国的生物化学家、昆虫学家和高级顾问官。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打乱了托克莱茶叶试验站的科学研究。1941—1944年，五位科学家应征为国家服务，其中科学家科姆里在1942年的战争中牺牲。盟军军队征用了试验站的行政大楼、植物实验室、宾馆和四座大楼。直到战争结束，托克莱茶叶试验站才恢复正常运转，卡彭特退休，哈里森接任首席科学官。1946年试验站第一次聘用印度人戈卡勒作为科学家。同年托克莱茶叶试验站编写的《茶叶百科全书》首次出版。1947年另一个印度人杜塔加入试验站。同年印度茶叶协会伦敦和加尔各答代表团访问了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强调茶叶工程研究的必要性。1948年试验站又招聘了一批英国的科学家加入。

1948—1960年，托克莱试验站的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汤斯顿太太采用扦插技术，成功地培育出无性系茶树品种TV1。1949年，托克莱试验站在世界上首次推出了阿萨姆无性繁殖的3个茶树品种，即TV1、TV2和TV3，这是茶树品种繁殖的一场革命。1951年以后，托克莱茶叶试验站陆续建立了茶叶审评部、工程部、农药检测部和农业化学部等研究部门。1953年，印度茶叶协会主席哈钦森强调指出，茶叶研究和开发重点应该放在改进茶叶的品质上。因此，托克莱茶叶试验站的研究项目集中在茶叶采摘和制作、茶叶生化成分与品质形成等，取得多项重要的成果。1957年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工程部科学家伊恩·麦克提尔发明的标志着重大技术突破的洛托凡（Rotorvane）红茶揉切机，工程部发明了连续烘干机和红茶萎凋槽，使得红茶生产连续化成为可能。CTC（crush、tear、curl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切茶机是一个英国茶叶种植者威廉·麦克切尔在1935年发明的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机械，也得到了茶叶试验站的指导帮助。萎凋槽、洛托凡揉切机、CTC切茶机和连续烘干机等这些红茶生产设备组成红茶连续生产线，使过去中国传统手工或单机制作的红茶生产实现了连续机械化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红茶品质。

1961年，印度人戈卡勒成为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历史上第一个印度籍负责人。同年，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又陷入财政危机。经过多次与政府的谈判和协商，1964年1月1日，印度茶叶研究协会正式成立，这个合作研究机构组织的资金来自工业和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印度茶叶局以及部分印度茶叶协会会员的资助。印度茶叶研究协会在茶叶研究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运作，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印度商务部、茶叶局、茶叶协会和其他行业。印度茶叶研究协会设立科学顾问委员会，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负责指导托克莱茶叶试验站，实施和促进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方面的研究，主要目标是提高茶产业整体的生产力和茶叶品质。托克莱茶叶试验站正式接受印度茶叶研究协会领导。自1911年成立以来，经历过风风雨雨，至1964年，历史最悠久和规模最大的托克莱茶叶试验站终于得到了政府和印度茶叶研究协会稳定的经费支持。托克莱茶叶试验站是印度东北部地区唯一的茶叶研究机构，为印度所有的茶叶协会会员和茶叶种植园提供服务，为印度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印度茶叶产量从1900年的424公斤/公顷，增长至1966年的1089公斤/公顷。

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也推动了印度大陆茶叶生产的机械化。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茶叶种植者和英国机械设备生产公司不断研究改进传统的红茶生产技术和设备，1873年，威廉·杰克逊发明了茶叶揉捻机，后来他又发明了茶叶烘干机、茶叶分筛机等。1876年，乔治·里德发明了切茶机。爱尔兰人塞穆尔·戴维森曾经在阿萨姆的茶园担任助理，1868年他发明了圆筒茶叶干燥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发明了一系列西洛可茶叶烘干机。至19世纪末，印度红茶的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单机机械化，而中国的茶叶制作依然采取低效的手工作业。1935年研制成功的CTC切茶机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发明。在此之前，英国人曾发明了列格切茶机（Legg Cut），这是一种类似烟草切碎机的设备，用于茶叶发酵前的切碎。邓肯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伦诺克斯从特莱茶区的甘格朗茶园采收鲜叶经火车运送至加尔各答的一家烟草工厂，首次采用烟草切碎机进行试验，试生产出世界上第一批不萎凋的红碎茶。虽然其外形比较粗糙，不美观，但浓强的滋味和均匀、比例高的“片茶”，迎合了当时国际市场茶叶品牌公司拼配茶的需求。随后，英国人吉提继续研究改进，终于成功地研制出列格切茶机，并在印度茶区推广应用。但由于采用不萎凋的鲜叶，使用列格切茶机生产的红茶存在不耐储存的缺点。1931年，阿萨姆焦尔哈德附近阿姆古里尔茶园经理威廉·麦克切尔开始新型茶叶切碎机的研制，在列格切茶机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研究，发明了CTC红茶切碎机，他与英国专业茶叶机械生产商马歇尔公司合作，推出了第一台CTC切茶机。1935年，著名管理代理公司种植者储存公司一次性订购了5台CTC切茶机。1936年，第一台CTC切茶机安装在卢派茶园，投入商业化使用。CTC红茶送到伦敦茶叶拍卖行后，以其艳丽的汤色和浓强鲜爽的滋味获得了英国品牌茶叶大公司的欢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随后，德胡达姆、西尔科提茶园相继引进CTC切茶机投入生产应用。由于简化了红茶工艺，可以连续化生产，使用CTC切茶机生产红茶的技术开始在印度广大茶区流行，成为主流的红茶加工技术，一直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