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3月的一天，从澳门起航的“伊莎贝拉·罗伯森”号帆船缓缓停靠在加尔各答码头，几个月的漫长的旅程抵达终点。胡格利河水拍打着轻轻摇晃的船身，从船上步履踉跄地走下3名背着布包的中国男人，眼光迷茫地注视着嘈杂纷乱的码头上匆匆的人群，迈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地踏上了加尔各答的土地。这3名中国男子就是戈登秘书从中国招聘的第一批赴阿萨姆的中国茶工。他们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告别家中忍饥挨饿的妻儿老小，从澳门登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帆船，开启命运多舛的异国生涯。他们不知将会面临怎样背井离乡、前途未卜的命运；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手艺和技术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开绿色黄金的大门。

1836年至1839年，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4次偷偷摸摸地从中国招募茶叶种植和制茶工人，合计42人。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在印度种植茶叶开始，中国人就被首选作为引进技术工人参与英帝国茶园的开发。英属印度总督威廉·班提克在茶叶委员会成立之时，就明确指出必须从中国引进“有熟练技术”“真正的”茶工。1829年，当他考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时，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34年，他在成立茶叶委员会的会议上就直接指出：中国人“精力充沛、勤奋、有头脑、善于算计利益，堪比欧洲任何民族……我的想法是挑选招聘机构，他们应该去新加坡和槟城，与那里的当局和中介机构合作，在承诺优厚待遇的条件下，采取有效措施获得真正的茶树和招聘真正的种植者，雇用他们考察选择合适的气候和地区，实现茶叶种植……”英国格拉斯哥东印度协会约翰·克劳福德在1829年《自由贸易和印度殖民地现状和未来前景》一文中也指出：中国人的性格“特别适合冗长乏味、烦琐的茶叶制作”。约翰·克劳福德感叹道：“尽管印度的气候条件相似，茶树也生长得很茂盛，但我们印度属地从未产出过一磅茶叶……与中国人的高超技能形成鲜明对比是印度人在几乎所有制造业上都非常笨拙。”约翰·克劳弗德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殖民地政策专家，他的观点在英国和印度都很流行。英国殖民当局视阿萨姆本土部落是未开化的、天生懒惰和鸦片成瘾的“蛮夷人”，孟加拉地区医疗服务机构的约翰·科什博士在1836年8月的《新加坡纪事报》上撰文，蔑视阿萨姆人是：“一群低生育、慢慢被扼死的野蛮人，可允许他们毫无益处地待在原始丛林里。”而高度赞赏中国人：“勤奋、有进取心的中国商人翻越缅甸高山进入阿萨姆地区，这些商人翻越这些山脉的短途陆路，用骡子运送他们的货物。”阿萨姆和中国西南部云南之间的山区一线似乎被英国人划定为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线。阿萨姆殖民地区行政长官戴维·斯科特认为：阿萨姆为野蛮人的边缘地带，为了让英国人实现茶叶生产的商业目标，该地区部落要么必须改变，要么必须移除。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疯狂扩张的背景下，英国人认为：作为具有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专业知识的中国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被期望是勤奋、熟练和顺从的劳动力。然而，最初茶叶委员会并没有按照东印度公司总督的意见从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槟城招聘中国茶工，而是安排秘书戈登潜入中国内地直接招募中国茶工。从1835年至1839年，茶叶委员会直接负责实施中国茶工的招募计划。

潜入中国盗取中国茶叶生产技术资料和直接招募中国茶工实际上已有先例。1827年至1833年，为了获得中国茶叶生产资料、制茶工具及有技能的中国茶工，荷兰贸易公司就曾派遣一名员工六次潜入中国。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和戈登非常清楚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盗窃茶种、茶叶生产技术和招募茶工是非法和危险的。1834年3月15日，茶叶委员会给英属印度政府秘书麦克斯温的信中就提及，“难以获得有关中国茶叶生产资料，意识到秘书戈登非法进入中国的风险”。1834年出任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的威廉·约翰·律劳卑曾警告：“外国人不允许进入中国内地，在澳门和广州之间旅行需要取得许可证。”戈登1836年撰写的关于英中关系的文章《向大不列颠人民发表演讲：关于我们与中华帝国商业关系的说明》中提到了罗伯特·莫里森翻译的“中国刑法”，戈登指出：“如果有任何（中国公民）被怀疑向外国人提供信息、法律建议或类似援助，当地政府会立即以卖国罪判处其死刑。”这些都表明戈登实际上非常清楚他非法进入中国内地所面临的危险。

1834年3月，戈登从加尔各答乘坐“女巫”号轮船出发前往中国。两年后的1836年3月，由戈登从中国招聘的第一批3名中国茶工独自乘坐“伊莎贝拉·罗伯森”号船到达加尔各答。1836年3月，瓦里奇博士从萨地亚考察野生茶树回程途中，经过阿萨姆焦尔哈德镇时，在一封信件中说：3名中国茶工已经到达加尔各答，他己安排一位在加尔各答的中国木匠作为翻译陪同一起前往萨地亚茶叶试验场。10月1日，3名中国茶工到达阿萨姆的萨地亚茶叶试验场。这最早背井离乡的3名茶工还随身携带了7盆中国茶苗，主管布鲁斯当时报告说，4盆茶苗在路途中已经死亡，另外3盆茶苗“看起来非常健康”。

3名中国茶工的到来，如同雪中送炭，令布鲁斯如获至宝，他正为不懂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而发愁，他之前曾经不断地向茶叶委员会抱怨，他最缺乏技术工人。他也埋怨当地姆塔克部落和景颇部落居民的松散、懒惰和冷漠：“只要家里剩下一点大米和鸦片，他们就不工作。”他们只服从部落首领，而不愿意为英国人工作。布鲁斯只能用大米和鸦片来诱惑和交换，让当地部落居民从事砍伐森林、清理丛林、开垦茶园和建筑茅草屋等临时劳动。布鲁斯还雇用当地人作为临时劳工从丛林中挖掘野生茶树和采摘野生茶树鲜叶等非技术性劳动。到达萨地亚茶叶试验场的3名中国茶工，被戈登以“茶种植工”（cultivator）的名义招募，其中两人不仅懂得如何种植茶叶，还擅长武夷茶制作技术，他们毫无保留地将中国茶苗培育技术、种植技术和武夷茶加工技术传授给了布鲁斯，从而奠定了英国红茶制作技术的基础，也使得布鲁斯成为第一个直接掌握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的英国人。

1836年，第一批5箱由中国制茶工在阿萨姆制作的红茶被送到加尔各答。布鲁斯特别强调这批茶叶是“我们的中国制茶师”（our China manufacturers）制作的茶叶。布鲁斯在1838年出版的《布鲁斯，茶叶种植主管，在上阿萨姆萨地亚试制红茶的报告，中国人到达这里的目的，中国茶树在阿萨姆的种植和生长观察》小册子中，详细地描述了中国茶工指导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的过程，小册子中还记录了布鲁斯与中国制茶工一大段内容广泛的技术交流对话，在这段对话中，中国茶工告诉布鲁斯：他们来自一个叫“Kong-See”的山区，从广州乘水路至“Kong-See”的路途需要40天时间，从著名的茶区武夷山至“Kong-See”仅需要两天时间。根据这些信息以及“Kong-See”的发音判断，与当时的江西“广信府”很相似，可以猜测这3名最早到达阿萨姆地区的中国茶工很可能来自与武夷山地区交界的江西省广信府，而不是来自武夷山茶区。

戈登是如何偷偷摸摸地从中国招募到中国制茶工的？又是如何让茶工偷偷越境至印度的？戈登公开发表的文章没有透露细节，而他在中国探险期间与茶叶委员会瓦里奇博士的通信中，透露了他招募中国茶工的部分信息。戈登也注意到了必须招募技术熟练的中国茶工，当戈登从安溪茶区探险返回广州伶仃岛后，1834年11月23日他写信告诉瓦里奇博士：“劣等的安溪茶是由于不熟练的栽培和茶叶制作技术。因此，我没有向安溪的‘头夷’（Taou-ee）村农民提出让他们与我一起到孟加拉地区去当种植者。我坚持必须招募武夷山茶区的茶工，已通过一个本地中介代理机构的两个密探，从武夷山招募‘保证有能力的主管’（superintendents），并期望招募的制茶工在1835年1月到达广州。如果那时万一我已返回加尔各答，将由居住在广州和澳门的私人朋友帮助完成这个安排。”在信中，本地中介和中国茶工的身份被戈登故意隐瞒，戈登非常清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他们面临被清朝政府惩罚的风险，也说明当时外国人招募中国劳工去海外的危险程度。1835年9月18日，茶叶委员会在致政府秘书麦克诺顿的信件中也报告了戈登聘请了两名密探帮助他完成“从武夷山招募有能力的主管”，他“居住在广州和澳门的私人朋友”将帮助完成所有的安排。

那么，戈登“居住在广州和澳门的私人朋友”何许人也？1834年7月，戈登抵达广州后，转交了一封茶叶委员会给英商渣甸洋行詹姆斯·马地臣的信，信中，茶叶委员会明确指出：“戈登先生的主要职责，将有选择性地招募，而不在于人数多少。要求（茶叶）种植者身体健康，男人必须具有能生产好茶的所有技能……此外，建议郭实腊牧师招募茶工人数不超过50名。”茶叶委员会授权詹姆斯·马地臣招募和签约中国茶工的工资是每月300至600卢比。茶叶委员会在1836年8月6日致政府秘书麦克诺顿的信中报告，提供中国茶工的合同工资为每月300～600卢比不等。当时阿萨姆茶叶试验场主管布鲁斯的工资也才每月400卢比，说明茶叶委员会对熟练中国茶工的极度渴求，为了阿萨姆茶叶种植成功不惜任何代价。从以上信息不难得出看出，戈登实际上是通过在广州的英国鸦片公司渣甸洋行威廉·渣甸、詹姆斯·马地臣和德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牧师的帮助招聘中国茶工。戈登与詹姆斯·马地臣是十多年的熟人，戈登曾是加尔各答鸦片贸易公司——麦金托什公司的合伙人，詹姆斯·马地臣的叔叔则是麦金托什公司的创始人。1815年，詹姆斯·马地臣到印度加尔各答为他叔叔工作。因此，戈登与詹姆斯·马地臣应该早已在鸦片贸易中熟悉并紧密合作过。1818年，詹姆斯·马地臣独自前往中国广州拓展鸦片贸易市场。1832年7月，詹姆斯·马地臣和威廉·渣甸在广州创立渣甸洋行。此后，加尔各答麦金托什公司与广州渣甸洋行和渣甸洋行在加尔各答的合伙公司莱尔-马地臣公司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和鸦片商业联系。

渣甸洋行（后改名“怡和洋行”）不仅是臭名昭著的鸦片公司和自由贸易鼓吹者，而且渣甸洋行等英国商业组织在大英帝国的侵略和殖民中扮演着积极的“帮凶”角色，极力主张对清朝政府采取军事行动，鼓吹入侵中国，为英国开拓中国新市场。渣甸洋行成立之前的十多年，苏格兰人詹姆斯·马地臣和威廉·渣甸已经渗入中国沿海地区多年，为在中国沿海地区拓展商业和贸易活动收集中国政治和军事情报、物产资源和劳工信息，对中国沿海地区相当熟悉，渣甸洋行与西方商业组织或个人的紧密关系，为大英帝国在快速扩张时期引进中国劳工和移民起到十分重要的纽带作用。更早之前，渣甸洋行已经组织贩卖中国劳工至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招募劳工的经验。此次戈登的到来，让渣甸洋行获悉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开发茶叶种植业的计划。渣甸洋行不仅帮助安排戈登偷偷潜入中国安溪和武夷山茶区考察，并受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委托，利用其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分销网络物色、挑选和招募有技术的中国茶工，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建立茶叶种植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德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牧师精通中文，深谙中国官场和地方风情，1829年就被渣甸洋行等英国鸦片公司聘用为中文翻译，经常跟随鸦片快船进入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宗教传播、经济和军事侦察。他极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他是开放中国沿海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对清朝政府闭关自守政策感到沮丧。1834年，他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日记：1831年，1832年，1833年》一书中认为：“考虑到人口如此之多，（清朝）政府最好制定一个明智的政策，允许移民国外，并与外国开展贸易，以便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和生计。”1834年11月和1835年4月，他两次带领戈登深入福建安溪和武夷山茶区探险，也积极地协助戈登招聘中国茶工。1835年10月6日，广州英文报刊《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报道了英国人在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的消息。实际上，詹姆斯·马地臣从1834年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第一次联系他时就知晓了这一重大发现。渣甸洋行招募熟练的中国茶工是西方公司贩卖中国劳工中，第一次以帝国茶产业发展为目的的招募，不仅仅是招募纯粹的劳工，其核心是寻找具有特殊茶叶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才以及茶种资源的间谍阴谋活动。很显然，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在茶产业发展及茶园建立中表现出了对中国茶叶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的极度重视。

1836年3月，由戈登委托渣甸洋行从中国招聘了第一批3名中国制茶工，茶叶委员会发现这3名茶工使用的方言明显不同于在同一省沿海地区人们使用的语言，给英国人交流带来很大的麻烦。1836年4月11日，政府秘书麦克诺顿给茶叶委员会的信中，提及从中国招募茶工并没有包括方言的翻译。因此，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很难找到具备必要技能的翻译人员。而茶叶委员会在1836年4月14日回复麦克诺顿的信则强调：“在与江西（Kyangse）接壤的福建（Fahkeen）省的部分地区，当地人所说的方言与同省沿海地区所说的方言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由茶叶委员会节约费用的规定引起的，茶叶委员会要求尽可能减少招募中国茶工的人数，而且要求茶工具备多种技能，要求茶工能承担多个工作角色。东印度公司显然没有预料中国的方言问题。原本茶叶委员会希望聘请在加尔各答的华裔医生鲁华担任翻译，但东印度公司因其工资太高拒绝了。因此，茶叶委员会必须寻找一名收费低廉的翻译。最后，瓦里奇博士从加尔各答的中国人居住区找到一个懂英文的中国木匠替代。另外一份资料则记载，茶叶委员会从当地警察部门找到一名职员宗拉昂（Laon Chung）作为翻译，伴随3名中国茶工前往阿萨姆。

由于戈登招募的3名茶工仅仅懂得红茶的制作技术，不懂得制作绿茶，1836年8月6日，茶叶委员会再次致信麦克诺顿，瓦里奇博士再次强调，茶叶委员会不仅需要招募更多的中国茶工，而且需要招募熟悉国外市场需求、掌握绿茶制作技术的茶工和翻译。

1838年2月1日，戈登委托渣甸洋行招募的第二批5名中国茶工乘坐“福提萨拉姆”号船，在烟波浩瀚的大海航行数月后抵达加尔各答，包括2名绿茶制作工、2名茶箱制作工和1名茶罐制作工。

1839年6月10日布鲁斯在阿萨姆地区斋普尔茶园向茶叶委员会提交《阿萨姆地区茶园拓展、生产和茶叶制作》报告，布鲁斯说：阿萨姆的茶叶试验场现共有8名中国茶工，翻译1名，其中红茶制作工1名，红茶学徒1名，绿茶制作工2名，茶箱制作工3名，铅罐制作工1名，这个报告中中国茶工的人数正好符合戈登从中国招募的两批茶工的人数。但没有料到，1836年5月16日戈登以“部分众所周知原因和私人的原因”突然向茶叶委员会递交了辞呈，公开的理由是他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并认为瓦里奇博士完全可以胜任他的职位。实际上，戈登潜入中国探险期间，瓦里奇博士已经代理了茶叶委员会秘书的职责。1836年底，戈登从阿萨姆回到加尔各答，此后中国茶工的招募转由瓦里奇博士全权负责。

1839年2月15日，瓦里奇博士写信给广州的渣甸洋行，请求再帮助招募一批中国茶工，“在您几次宝贵和热情的帮助下，乔治·戈登先生持续地从中国引进制茶工，茶叶委员会已经受益良多。他们真切地希望，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会同样给予热诚的合作，特别是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利益并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瓦里奇博士信中也表达了对渣甸洋行“良好的判断力和执行力”的充分信任，列出了详细的招募“60名技工的预算计划”。其中特别紧急需要12名种植工、8名茶箱制作工和油漆工、8名制纸工、1名可尊敬和有影响力的翻译。瓦里奇博士特别指示渣甸洋行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解释，除了预支付工资之外，不再支付任何费用，之前的合同中忽视了这一条款，导致茶叶委员会额外支付费用。由于瓦里奇博士将招募工作提至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高度，广州的渣甸洋行接到信后不敢怠慢，立即安排招募。

1839年8月15日，渣甸洋行为瓦里奇博士招募了第一批12名中国茶工。据资料记载，渣甸洋行的档案馆依然保留当时为瓦里奇博士招募的第一批12名中国茶工的合同副本，所有合同签名都是詹姆斯·马地臣个人，采用相同的合同格式，签订日期均为1839年8月15日。这12名中国茶工英文名字很可能按照中文的粤语发音拼写：Ko-Lu-Leng、Low-Su-Fok、Low-Yum-Chin、Tang-Shim-Kwai、Tang-Hoau-Se、Ling-Cam-Seng、Ting Ateem、Low A.Jin、Low Mok Yes、Ting Jin Leng，以上10名中国人被聘为茶种植工（tea cultivator）。Low-a-Sam被聘为制茶工（tea manufacturer），A.Sing被聘为茶包装工（tea packer）。根据以往合同存在的问题以及瓦里奇博士的要求，制定了岗位特别条款，如“制茶工”“茶种植工”和“茶包装工”，条款中特别要求中国人承诺必须拥有制茶技术或栽培技术。如Low-a-Sam的合同文本：

“Low-a-Sam，制茶工，在此完全理解他为詹姆斯·马地臣从事制作茶叶，他将在阿萨姆工作五年行使他的手艺，到期后将被允许返回。他每月工资是15元（dollar），包括他的膳宿。马地臣先生每月将支付给Lim-Fok，Low-a-Sam的亲戚3元。他自己将收到剩下的12元。他将收到三个月的工资共45元作为定金。”这份合同是一份简短的文件，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写成。合同规定了岗位、报酬，还规定5年期满后可以返回，以及违反合同的处罚。这实际上是一份苛刻的“契约劳工”合同，从中可以看出茶叶委员会和詹姆斯·马地臣对中国茶工根本不信任。

不久之后，渣甸洋行再次为瓦里奇博士招聘第二批14名茶种植工、8名油漆工和茶箱制作工。但在阿萨姆茶叶试验场，中国茶工的方言依然困扰着英国人，瓦里奇博士迫切需要一名中国茶工的负责人兼翻译，却一直没有招募到。詹姆斯·马地臣解释说：“广东人使用不同的方言，也不具备权威来管理其他省的同胞。”这说明詹姆斯·马地臣比在加尔各答的茶叶委员会更了解中国社会和沿海地区。另从詹姆斯·马地臣的解释推断，渣甸洋行为戈登招聘第二批中国茶工，很可能是从广东地区招募的。阿萨姆茶叶试验场主管布鲁斯在1839年6月的《阿萨姆地区茶园拓展、生产和茶叶制作的报告》中介绍了“非常有意思的绿茶制作工艺”，其记载的中国茶工的制茶工艺流程，与中国传统的广东大叶青茶的制作方法非常相似。因此，或许詹姆斯·马地臣招募的绿茶制作工很可能是从广东地区招募的。广东大叶青起源于明代隆庆年间，主产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及肇庆、湛江等地。

1839年，正是中英战争一触即发的前一年，渣甸洋行已经预感到战争的硝烟临近，从而阻碍了渣甸洋行进一步冒险从中国沿海地区招募茶工。1839年9月25日，詹姆斯·马地臣在香港写信向瓦里奇博士解释，由于战争即将爆发，“在这麻烦的时期……中国政府最近特别关注移民问题，他们颁布了许多严厉的公告惩罚那些可能帮助或教唆他们移民的人”。事实上，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马地臣还是鸦片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威廉·渣甸对他爱丁堡大学的校友——当时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帕默斯顿勋爵的游说和鼓动，挑起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英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迫使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和瓦里奇博士继续从中国招募茶工的计划暂时中止。

1839年底至1840年，广州渣甸洋行还应英属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督詹姆斯·麦肯齐的要求，偷偷地帮助招募熟练的契约中国茶工。1837年3月，詹姆斯·麦肯齐被任命为锡兰总督。1839年，他获悉第一批阿萨姆茶在伦敦销售成功的消息，对大英帝国在阿萨姆进行茶树种植实验很感兴趣，也试图在锡兰推广茶树种植，改善锡兰的产业经济。他的家族与詹姆斯·马地臣个人和家族关系密切，他也获知詹姆斯·马地臣已经成功地帮助东印度公司招聘到熟练的中国茶工。1839年7月19日他给詹姆斯·马地臣的一封信中，向詹姆斯·马地臣索要茶树：“如果有机会，您能给我寄些茶树来，我将万分感激……”与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一样，詹姆斯·麦肯齐希望依靠詹姆斯·马地臣在广州关系，获得必要的支持。1840年2月7日，他请求詹姆斯·马地臣帮助“招募中国普通工人，由工人来管理一个即将建立的茶园”。詹姆斯·麦肯齐总督有一个宏伟的茶叶种植发展计划，最初要求“良好的劳工人数达到50～100名”。除了中国茶工，还要求提供“大量的茶籽……用松软沙子包埋在箱子里”，并要求中国茶工必须是“单身男人、壮年、身体结实”。然而，詹姆斯·麦肯齐引进中国茶叶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1841年，他被英国殖民地办公室任命为爱奥尼亚群岛的高级专员，离开锡兰。詹姆斯·麦肯齐很遗憾地告诉詹姆斯·马地臣，他将于1841年4月返回欧洲，希望詹姆斯·马地臣给他的儿子一些建议，并表达了无法在锡兰实施茶树种植计划的遗憾。詹姆斯·马地臣收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推迟运送中国茶工至锡兰的计划。1841年1月9日，詹姆斯·马地臣在澳门给詹姆斯·麦肯齐的复信中说：“我一直在犹豫是否把中国茶工通过‘英国’号船送到你们这里来，让他们在这里准备好。但是，当我看到你给你儿子的信后，我们两人得出结论——最好现在就推迟。”在信中，詹姆斯·马地臣还附上了与中国茶工签订的合同副本。这也是詹姆斯·马地臣最后一次亲自参与招聘中国茶工。

1840年3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阿萨姆茶叶试验场三分之二的资产转让给了新创立的阿萨姆公司。1840年3月7日，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华裔医生鲁华连同茶叶委员会先后招募的剩下的18名中国茶工也一起被转让给阿萨姆公司。阿萨姆公司聘任鲁华医生为中国茶工总管。从1835年至1839年，茶叶委员会前后4批招募了42名中国茶工，其中戈登前期负责招募了8名，瓦里奇博士后期负责招募了34名。然而，东印度公司将阿萨姆的试验场转让给阿萨姆公司时，阿萨姆茶叶试验场仅剩下18名中国茶工。那么，其他的中国茶工是全部跟随去了东印度公司保留的4个茶园？还是抵抗不住阿萨姆地区肆虐的瘟疫，不幸长眠于陌生的异国他乡？1838年的一份资料记载：1836年，最早一批3名前往阿萨姆的中国茶工中就有2名已经因病去世。

查阅当时的相关史料，其中记载中国茶工的信息是支离破碎的。唯利是图的东印度公司视中国茶工是拥有特殊技能的契约劳工。东印度公司的目的是攫取中国茶工的技术。在后来阿萨姆公司招募中国茶工的事件中，英帝国主义资本家极端种族主义的暴力、偏见、歧视与迫害的狰狞面孔更是暴露无遗。

新创立的阿萨姆公司雄心勃勃，阿萨姆地区茶叶种植开始进入大开发阶段。布鲁斯抱怨，现在阿萨姆的茶园依然严重缺乏劳工，使得他捉襟见肘，无法大规模拓展茶园和扩大生产量。为了满足对熟练茶叶劳工的需求，阿萨姆公司董事会决定再次引进中国茶工，但当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要从中国直接招聘茶叶劳工已不可能。按照当初英属印度总督威廉·班提克的意见，阿萨姆公司决定转向从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招募中国茶工。

1839年6月，英国人马斯特斯被任命为阿萨姆公司南部种植园的主管。他分别写信给新加坡的肖-怀特黑德公司的鲍斯特德、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沃森公司的麦科林和马来西亚槟城的巴瑟尔·查伯，请求帮助从新加坡、印尼三堡垄港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北岸港市）和马来西亚“招募尽可能多的有能力的中国劳工”。新加坡公司很快回复，他们将很快运送一批“有经验的会制茶的劳工”到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与此同时，他们还发送了制茶用的100只铁锅及一些焊接工具，并送一名可以制作茶箱的男子前往。巴达维亚的公司则回复：爪哇没有中国制茶工，所有的茶叶都是爪哇人制作的。另一家公司说，他们只能将劳工运送至中国的海岸线附近。阿萨姆公司加尔各答董事会同意，并指示“需要100至200名劳工”。阿萨姆公司也写信给广州的英国登特公司，请求帮助招募中国茶工。登特公司即后来的宝顺洋行（也称颠地洋行），与渣甸洋行、拉塞尔公司（旗昌洋行）被认为是19世纪初在广州最主要和最活跃的走私和经营鸦片的三家英美贸易公司。

1839年11月，阿萨姆公司从英国海峡殖民地招募的第一批50名中国劳工，乘坐“丹那沙林”号双桅帆船从槟城抵达加尔各答，实际到达人数47人，有3人未能登船。这批劳工由印度尼西亚的英国斯图尔特公司从槟城招募。随后，斯图尔特公司从槟城招募第二批64名中国劳工乘坐“帕拉格普尔拉克里希纳”号帆船，于1840年1月到达加尔各答。阿萨姆公司立即派遣助理默里和1名翻译负责将这两批中国劳工送往阿萨姆。这两批到达加尔各答的111名中国劳工，上路不久就惹上麻烦。加尔各答警方向阿萨姆公司董事会报告，一些中国人在途经孟加拉地区北部的博格拉镇附近一个村庄时，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当地几个村民受伤。在事件发生后，默里置之不理，继续带领这批中国劳工继续前进。1840年2月13日他在戈瓦尔巴拉镇向公司报告说：“我和这批105名中国劳工正从驿站前往阿萨姆的途中，2月26日最终抵达古瓦哈蒂。”而斯科特博士则向阿萨姆公司董事会报告，事件发生后，他已经带回17名中国劳工和1名翻译返回博格拉镇，9名中国劳工将因涉嫌袭击警察被当地法院审判。董事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有必要请求有影响力的人在博格拉镇帮忙妥善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1840年5月6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在给种植园总部纳兹拉的马斯特斯主管的一封信中透露，博格拉镇警方对默里的指控已被撤销，当地警察以虚假指控被罚款10卢比。纠纷总算得到圆满的解决。

为了招募更多中国茶工，阿萨姆公司又进一步联系了在泰国的英国公司，希望寻找有技术的中国人。1840年11月14日，泰国的亨特回信答复：他将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寻找“茶叶工匠”，如果招募到，他将从泰国穿越海峡送劳工至缅甸南部的墨吉群岛。一接到这封信，公司秘书紧急安排人在墨吉群岛负责接收转运这批劳工至加尔各答。

阿萨姆公司也要求中国茶工总管华裔医生鲁华想方设法为阿萨姆公司招募中国茶工。鲁华的第一个建议是从加尔各答中国人居住区招募一些中国木匠和一些中国年轻人作为制茶工的学徒。阿萨姆公司采纳了鲁华的意见。1839年10月，在加尔各答的中国人居住区，阿萨姆公司招募了9名制茶工和15名普通劳工，只要签署了在阿萨姆工作3年的合同，每个制茶工立即预付100卢比工资，其余普通劳工预付60卢比或者3个月工资。有趣的是，这些在加尔各答被招募的中国人实际上都是4名中国富商的保安员。阿萨姆公司还承诺，只要他们每个人安全抵达阿萨姆的种植园，富商将收到每个人头2卢比的奖金，如果这些人通过测试证明自己懂得制茶，富商将再额外收到每个人头3卢比的奖金。然而，不幸的是，当这24名中国劳工前往阿萨姆途经一轮渡码头中转时，突然全部离奇地失踪。后来阿萨姆公司接到贾马尔普尔（今孟加拉国贾木纳河畔）轮渡码头地方官员报告称：“发现漂浮着2名中国人尸体……已经花钱援救……”

鲁华还推荐了一个居住在上阿萨姆地区的中国商人依坎，由阿萨姆公司委派他前往新加坡、马六甲等地招募中国的“自愿劳工”，阿萨姆公司采纳了鲁华的这个建议。1840年2月，由依坎负责在马来西亚招募的247名中国劳工乘坐“亚洲菲利克斯”号抵达加尔各答。依坎报告称，这批中国劳工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在劳力市场上以普通劳工月薪16卢比、手艺人月薪45卢比、学徒月薪20卢比招募，这是当时被招募至印度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国劳工。这247名中国劳工由肖-怀特黑德公司负责从新加坡送至加尔各答，总共花费了2.2万卢比，包括每人30卢比的船票和食品等费用。根据公司先前接收经验，阿萨姆公司将这批中国劳工安排在加尔各答胡格利河对面的豪拉区，等待船只运送至阿萨姆。阿萨姆公司安排助理达菲尔德负责，他因病从阿萨姆返回加尔各答休养“换换空气”，正好需要重新返回阿萨姆。另外一名刚刚被聘为第三助理的波勒斯也被派遣负责运送。

这批从海峡殖民地招募的中国劳工在加尔各答逗留期间就发生了内部纠纷。2月15日的公司董事会会议中报告了“5人严重受伤”。一波不平一波又起，中国劳工又举报商人依坎诈骗中国劳工每人3元的事件。阿萨姆公司为了安慰劳工，一方面表示地方法官将尽快调查举报事件，另一方面也要求劳工们必须尽快起程前往阿萨姆。几经交涉，地方法官来到豪拉区进行调查调解，1名中国劳工代表携带请愿书和1名翻译，依坎和他的一位朋友出现在法庭上，最后法官判定，依坎归还克扣的每人3元工资，从公司支付给他的佣金中扣除；而中国劳工必须马上出发前往阿萨姆。

由于耽误了许多时间，原定安排负责运送的达菲尔德因工作紧急已提前返回阿萨姆了。不幸的是，戈瓦尔巴拉地区代理戴维森少校报告说，3月7日达菲尔德助理在返回阿萨姆的路途中感染霍乱去世。阿萨姆公司只好派遣米尔恩负责运送这批中国劳工，达菲尔德太太也随同奔赴阿萨姆处理她丈夫的后事。

这批中国劳工终于乘船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阿萨姆，运送船经过孟加拉地区西北部的巴布纳镇途中休息时，中国劳工在当地集市上与当地居民又发生了争执，引起双方大规模的冲突。米尔恩3月24日报告，2名当地人被杀死，2名严重受伤，可能没救了。有57名中国劳工被当地治安官关进监狱。公司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一边责备米尔恩没有尽到安全护送责任，一边赶紧派遣法律代表前往巴布纳镇调查调解。事件的发展远超出公司的想象，事件发生后，米尔恩不顾被扣押中国劳工的死活，只想带领其余的中国劳工继续赶路，但其余中国劳工因为同胞被抓而拒绝前往目的地，要求除非全部释放被拘留的中国劳工，否则拒绝继续前往目的地，双方一直在巴布纳镇僵持。当地法官也一直在拖延审判时间，直至6月17日，经过审判，被关押的中国劳工因正当防卫而全部被无罪释放。这样的结果似乎解决了纠纷，英国人认为可以继续赶路前往阿萨姆了。而此时，一路受尽苦难的中国劳工拒绝继续前往阿萨姆目的地，要求阿萨姆公司提前支付部分工资和其他物品。阿萨姆公司闻悉恼羞成怒，断然拒绝提前支付工资，双方一时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米尔恩软硬兼施，试图说服中国劳工，甚至威胁停止供应饮食和支付工资，但没有起到作用。最终，米尔恩根据公司的指示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中国人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每个人都将因没有履行与公司签订的合同而被开除。”然而，最后通牒也没有任何效果，双方争执再次陷入僵局。三个月后，阿萨姆公司决定，愿意跟随米尔恩前往阿萨姆的4名中国劳工继续出发，其余的中国劳工被阿萨姆公司全部就地解聘，抛弃在巴布纳镇。

阿萨姆公司担心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恶性事件，于是给沿途的各个接待站点发出通告，为劳工提供饮食和住所时一定不要靠近当地的“巴扎”（市场）。同时，请求沿途当地的治安官提供帮助，派遣更多的警察帮助监管。(www.daowen.com)

中国劳工被无情地抛弃在巴布纳镇，阿萨姆公司断绝了资助，他们无依无靠，不得不依靠当地教会的施舍，一路乞讨，最终返回加尔各答。当时加尔各答的英文报纸不但不公正地报道中国劳工所受苦难，反而借题发挥，竭尽全力异化、贬低中国劳工。一家报纸报道说：“……他们来到加尔各答市政大楼聚集，……最后他们全部被抓捕，关押到毛里求斯海岛。”阿萨姆公司认为：发生如此严重事件，是依坎没有精心挑选中国劳工以及中国人难以管理所致。阿萨姆公司伦敦董事会1841年5月7日的董事会报告中记载这起事件：“他们（加尔各答董事会）用很大的代价和高额的工资招聘这些计划送到阿萨姆的数百名中国工人……事实上，在送他们的旅途中，我们几乎不可能管理他们。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为了达到取消合同的目的……除了那些最有经验的制茶工和最安静的人之外，其余全部被解雇了。”

英国人曾经认为，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应该都懂得茶叶的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在这种思维下，“这些头上留着辫子的人都被认为应该具有茶树种植、管理和茶叶加工的技能。他们就这样没有经过足够的筛选就被派遣出去。”英国植物学家威廉·格里菲斯曾经非常赞成印度总督提出直接引进中国茶工的意见。但事后他怀疑这批中国茶工的真实身份，他认为：“我发现这些所谓的中国人，可以在（缅甸的）孟拱、八莫和阿瓦见到这些人，他们每年组成大篷车商队与缅甸从事贸易，（但）这批人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中国人。”根据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献、报告等档案，英国人对中国劳工谴责和抱怨的一面之词，很难真正揭示被招募的几百名中国劳工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从海峡殖民地经过漫长的两个多月艰苦的海上航行，到达加尔各答后，还需要三个月路程进入上阿萨姆陌生的环境，冷漠的英国人、恶劣的气候、残酷的疾病、变味的食物，特别是阿萨姆公司及其中介机构首先明显违反雇佣合同，没有履行其雇主的责任，才可能引起中国劳工的不满和反抗。

1839年，正当阿萨姆公司董事会被两次失败的招募搞得六神无主时，鲁华又提出从阿萨姆地区陆路招募中国茶工的计划，即从阿萨姆穿越缅甸群山进入中国云南招募中国茶工。这主意受阿萨姆地方行政长官弗朗西斯·詹金斯上尉在1835年向茶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的启发。弗朗西斯·詹金斯上尉作为东印度公司阿萨姆地区行政长官，驻扎在阿萨姆多年，1835年1月6日，他曾向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提出建议，提议东印度公司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缅甸和阿萨姆之间的贸易联系，开辟阿萨姆至中国云南的陆地商贸通路，通过缅甸进入云南。他希望能激活已有的阿萨姆与中国云南的贸易通道，希望吸引中国茶叶种植者来开垦萨地亚的野生荒地。通过陆路而不是直接从中国招募中国茶工的方案更节约成本，这个建议得到了茶叶委员会的批准，但该方案当时没有得到实施。这条传说的陆地商道大约800英里长，但莽莽高山林海，英国人也不知如何穿越这条古老的商道。鲁华认为这也许是一条招募中国云南茶工的极好的通路，他向阿萨姆公司董事会报告说：“……据悉，那里茶工无处不在，可以获得无数的劳工。”阿萨姆公司董事会仿佛又看到了希望，立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鲁华雇了一个会说汉语、缅甸语和一点葡萄牙语的中国人阿耶克（Ayek）担任招募代表，每月工资40卢比。阿耶克携带鲁华写的一封信，信中声称：阿萨姆地区土地肥沃、工资高、价廉物美，邀请同胞来阿萨姆谋生。阿耶克前往云南将步行经过曼尼普尔地区，转经缅甸伊洛瓦底江的八莫，再进入云南省招募云南茶工。阿萨姆公司承诺，如果阿耶克能够招募到云南茶工，将给阿耶克每个劳工5卢比的奖励。阿萨姆公司还通知在曼尼普尔地区的英属印度政府代表戈登上尉，请求给予帮助。戈登告诉公司，如果要进入八莫，没有缅甸人的保护无法通过，他将安排边境当局联系落实。

阿耶克和2名同伴携带鲁华的亲笔信、官方通行证和总价值1162卢比的一大包货物，包括丝绸、棉布、珍珠、饰物和刀具等商品出发了。实际上，阿耶克此行担负两项任务，一是招募中国云南茶工，二是希望开拓阿萨姆与云南之间的贸易通道。1840年3月25日，阿耶克一行经过了阿萨姆重镇古瓦哈蒂，到达阿萨姆南部锡莱特。然后，阿耶克一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直到6月，锡莱特地区治安官普洛登报告说，没有发现阿耶克一行，也许他们根本没有进入曼尼普尔，也许潜逃至加尔各答。公司董事会接到消息，大失所望，赶紧要求南部种植园主管马斯特斯将阿耶克的合同、货物开支清单送至公司，公司将追讨和起诉阿耶克和他的担保人。加尔各答董事会1840—1841年年度报告中记载了这次云南招募的事件，董事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中国人阿耶克身上。“由于中国人（阿耶克）的懦弱和诈骗，委托其进行的云南使命已经完全失败。他也许是遇到了比他预想的更大困难，或者他从未打算遵守他的承诺，甚至到达曼尼普尔之前他就潜逃了，至今还没有发现他的任何线索。他的一个中国同伴，穿越一座山后，返回古瓦哈蒂时就死在那里。到达曼尼普尔的贸易货物已经收回并通过拍卖出售，公司的这笔交易损失不会超过1653卢比。”

据有关资料记载，1840年3月，阿萨姆公司再次通过其他渠道招募了40名中国茶工，其中18名制茶工、4名木匠、18名学徒工。从1839年至1840年，阿萨姆公司为招募中国茶工想尽了一切办法，前后多批次招募了几百名中国劳工，实际成功的却不多。1840年底，阿萨姆公司彻底断绝了招募中国劳工的念头。

虽然几经挫折，终究有一批中国劳工留在阿萨姆公司的种植园。据阿萨姆公司加尔各答1841年8月11日股东大会报告：1840年5月至1841年4月，阿萨姆公司在阿萨姆地区聘用的中国人共有70名，其中专职制茶师34人，其余从事不同的工种。中国茶工分散在6个茶园工作：在瑙侯利种植园，绿茶工9名，包装工1名；提普姆种植园，绿茶工7名，包装工1名；廷格日种植园，红茶工5名，包装工1名，劳工1名；卡汉种植园，红茶工8名，造纸工3名，包装工1名，铅罐工4名和翻译1名；位于廷格日河与伯希迪亨河交汇处的廷格日姆种植园，菜农1名，木匠4名和油漆工5名；位于伯希迪亨河畔的斋普尔种植园，铁匠1名，劳工17名，鲁华也在该种植园工作和居住。与普通的劳工比较，拥有一定技术技能的中国制茶师、木匠、铁匠、油漆工的工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制茶师每月的报酬为26～30卢比，如在提普姆种植园，9名中国制茶师每月的报酬是236卢比，每人平均约为26.2卢比，中国翻译约50卢比，中国木匠24卢比，中国油漆工22卢比，中国铁匠约25卢比，学徒工20卢比，普通劳工签订3年合同的月工资16卢比，而普通的当地劳工的月工资仅3.8～4.0卢比。

阿萨姆公司1841年8月11日股东大会报告中记载的中国茶工工种和人数

另外，阿萨姆公司的史料记载，1841年，布鲁斯从东印度公司保留的茶叶试验场又接收了3名中国造纸工、4名中国铅板制作工。当时他还抱怨说，他还无法安排这些中国人制作茶箱，他要收到从加尔各答发运过来的铅块、锡、油漆和刷子等材料后，才能开始制作茶箱。

东印度公司在开发茶产业的初期，对中国茶树种植、茶叶加工技术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期许，茶叶委员会为获得中国的种植茶树和制茶技术，不惜任何代价招募中国茶工，神秘的中国茶叶生产技术被视为大英帝国开发茶产业成功的关键。1839年以前，英国议会、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属地方殖民政府的早期文档中，英国人对不可缺少的熟练中国茶工在称呼上尚为尊重，一般称呼为“茶叶种植者”（tea planter，tea grower）、“制茶工”（tea maker）、“茶匠”（tea artisan）等，这明显不同于英国人将殖民地的劳工贬称“苦力”。连一向吝啬的东印度公司也为中国茶工开出了较为丰厚的薪酬。然而，狡诈的英国人非常清楚，这种对中国技术的崇敬是短暂的，对中国茶工的需求也是“临时性的措施”，一旦掌握了中国的栽培和制茶技术，英国人便显露出殖民者和种族主义的丑陋嘴脸，开始鄙视、欺骗和刁难中国茶工。阿萨姆几次招募中国茶工失败的经历，标志着中国茶工的价值开始下滑。1836年至1839年，两批中国人已经在阿萨姆公司的种植园工作了几年，茶园的栽培、制作技术尚控制在中国制茶工手中，而被聘用并送往阿萨姆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管理者对技术一窍不通，管理也不尽如人意。英国管理者甚至采取主动停工的欺骗办法企图控制中国制茶工。布鲁斯负责北部种植园，他是最早与中国的制茶工合作的英国人，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制茶工的关系更好一些，1839年6月，他给茶叶委员会的报告中曾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人迅速地掌握了阿萨姆语言，他们到达一年后，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流利地表达，这样也不需要翻译了。我们这里的中国人说阿萨姆语言比英语翻译说得更好。”但他骨子里依然是种族主义的偏见，他说：“他们是暴力的、顽固的、暴躁的人，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我们掌握着控制他们的权力时，如果许多人跟着少数几个人起哄，有必要请警方让他们保持冷静。”一些资料显示，后期布鲁斯对中国茶工也开始不满。当时他还在负责政府的茶叶试验场，阿萨姆公司董事要求他帮助带领这批中国制茶工前往斋浦尔种植园。1840年1月16日他写信给阿萨姆公司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当地人学习快，孟加拉地区的锡盒制造商可以教如何制作茶箱里的铅衬，以前只有中国人知道如何制作。”对于阿萨姆公司不断地招募中国人，布鲁斯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招募的中国人太多了，建议董事会尽快抛弃中国茶工，他认为当地部落居民工资低廉，而且很快地学习和掌握了茶叶的制作技术。英国人的目的是通过招募技术娴熟的中国茶工，帮助英国人繁殖、栽培和驯化野生阿萨姆茶树来实现其茶产业的发展目标。

南部种植部门主管马斯特斯对中国劳工更加傲慢和有偏见。马斯特斯在1841年末寄给阿萨姆公司总部的一封信中写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没有中国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的。在这个种植园里，只有一个人曾经见过一个从事制造的中国人。”1842年2月12日马斯特斯在向董事们汇报的信中抱怨：“你会发现这些制茶工（中国人）是非常‘绅士的’，即使他们每个月获得的收入仅3英镑（约30卢比）。除了制茶外，他们不做任何其他的工作。当被要求做其他事情时，他们会感觉被欺骗和损害了，他们甚至威胁不干了。我们需要让他们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继续威胁，我们可以每两个或三个月找一个机会停工，以消磨他们的意志。当他们没有了收入，他们会知道他们必须依赖阿萨姆公司才能生存。”阿萨姆公司1841年的年度报告乐观地指出：“（当地）阿萨姆人开始工作，对茶叶生产的重要技术，他们似乎特别适应这样的工作，并可能最终提供所有必需的劳动力。”1842年8月9日，阿萨姆公司东部主管帕克在写给公司秘书的报告中说：开除了7名拒绝被安排到其他种植园的中国制茶工，现只留下2人。没有中国人，种植园照样可以继续运转。1843年，英属印度政府要求阿萨姆公司接收3名中国制茶工，东部种植园主管帕克拒绝执行董事会的指示。他的理由是董事会既要他降低成本，又要他接收这些高薪水的中国制茶工，阿萨姆人的工资仅3.8～4卢比。到1842年，阿萨姆公司已不再需要中国茶工的专业技能，中国茶工已被更廉价的本地劳动力取代。阿萨姆公司将其中许多中国茶工随意安排，从事他们无法胜任的工作。

鲁华也许是英国人最尊敬的中国人。据哈罗·德曼资料记载（1918年）：1834年1月24日，东印度公司受英属印度总督的命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茶叶委员会。第一届的茶叶委员会由詹姆斯·帕特、乔治·戈登和鲁华组成，说明鲁华很早参与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展茶叶种植的规划和决策。据说鲁华是一位长期生活和居住在加尔各答的中国医生，与东印度公司高层有密切的交往。1836年4月，茶叶委员会曾建议聘请鲁华担任翻译，和3名中国茶工一起进入阿萨姆茶叶试验场参与茶叶试验。但当时政府认为聘请鲁华每月400卢比的工资费用太高，因此，仅花费60卢比请了一位懂英语的中国木匠。此后不久，政府最终以每月400卢比的工资聘请了鲁华担任中国茶工总管兼翻译，这也许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茶叶大开发中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839年，东印度公司将阿萨姆试验场茶园转让给阿萨姆公司，1840年3月7日鲁华也到阿萨姆公司担任管理人员。1840年6月鲁华到达廷格拉茶叶种植园，不久政府又要求鲁华回来为殖民政府服务，准备任命他为专员助理，但他的工资仍由阿萨姆公司支付。阿萨姆公司表示很支持他返回为政府服务，但又不愿意支付他的工资。正在此时，阿萨姆地区茶叶种植园暴发霍乱，阿萨姆公司派遣了鲁华和4个欧洲人组成一个小组帮助防治霍乱，鲁华居住在斋普尔茶叶种植园，不幸突然感染霍乱，于1840年8月15日去世。阿萨姆公司在1841年股东大会上对鲁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贡献是在所有的中国工人和工匠中最有价值的，他拥有极高的造诣和名望，政府以及我们公司对鲁华医生的去世感到非常惋惜和遗憾，而且他刚刚被任命为他同胞中拥有权威的领导人。”

野心勃勃的阿萨姆殖民政府也曾利用中国茶工，试图开辟阿萨姆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的商道，企图打开中国西南大门。据文献记载：1848年底，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终止上阿萨姆茶叶试验场运营后，中国茶工杨卢平（Lum Ping Young）被阿萨姆地方行政长官派遣开拓阿萨姆经上缅甸地区孟关（迈昆）（Moong Kong）进入中国的贸易通道。英国人获悉，许多中国商人常年进入上缅甸地区经商，那里有一个繁荣的贸易市场。据说杨卢平是一位东印度公司茶叶试验场的中国茶工，他给在勒金布尔镇首席助理维奇上尉的信中说，由于不确定中国政府是否在边境哨所派驻警卫，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他将直接穿越边境前往中国，他计划寻求他在广东省经商的兄弟帮助与孟关的商人接触，然后护送一个商队前往阿萨姆。杨卢平信心满满地表示，说服和鼓励商人跨过边境进入阿萨姆从事贸易应该不会太困难。阿萨姆行政长官詹金斯上尉对此深表怀疑，因为中国人常去的上缅甸贸易市场与边界之间的中间地带，以及帕特凯山脉边境当时经常受到景颇部落骚乱的严重干扰。阿萨姆地方当局无法保证杨卢平的路途安全，缅甸政府也无法阻止这些无法无天的景颇部落掠夺商队。当然，阿萨姆行政长官詹金斯上尉没有对这一提议发表评论，只是直接把它提交给了殖民政府。当孟加拉地区殖民政府副总督收到这份建议后，大加赞赏：“如果通过他的引导，中国商人能够从缅甸进入阿萨姆，那么这种交往将会给阿萨姆带来很大的好处。”他认为：如果杨卢平能够成功，将开通一条通往中国的可替代贸易路线。因此，他要求阿萨姆行政长官研究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并提出实施方案。阿萨姆一些地方官员则非常赞赏这个建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批准了该项目，并于1849年5月指示阿萨姆行政长官委派杨卢平前往缅甸北部，以开辟“中国—阿萨姆”的商道。杨卢平卸任了在东印度公司茶叶种植园的工作，开始为他的旅行做准备。但是，此时在景颇部落领地发生了严重的叛乱，阻碍了杨卢平越过边境，东印度公司企图开辟阿萨姆至中国云南的商道再次以失败告终。

另有文献记载了一个叫阿蒙（A-mong）的中国茶工。据说阿蒙曾经帮助布鲁斯在茶布瓦茶叶种植园指导茶叶制作，后来他离开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试验场。他以900卢比的价格从东印度公司手中买下了1837年东印度公司建立的茶布瓦茶叶种植园，这是中国人在阿萨姆拥有的第一个茶叶种植园。他财力有限，购买了这个小茶园后他亲自经营。然而，不幸的是，一次他将制作好的茶叶用乡村小船运往加尔各答，途中，当地强盗将船上的茶叶盗窃一空，让他血本无归。迫于无奈，他将这个茶园以475卢比亏本的价格转让给了原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詹姆斯·沃伦。詹姆斯·沃伦也因此成为最早在阿萨姆投资茶园的英国人之一，他的家族一直经营茶叶直至20世纪60年代。

19世纪60年代，是阿萨姆“茶叶狂热”时期，对阿萨姆的英国茶园而言，中国茶工已经失去了价值。一旦英国人掌握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采用大规模工业化的种植园经营模式，英国人最需要的是大量廉价、温顺的劳动力，在英国种植园主的监督管理下，进行大规模和繁重的体力劳动。诸多史料表明，至19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中国茶工留在阿萨姆公司。

在遥远的印度西北部喜马拉雅西部山脉山麓下的旁遮普省（今属北阿肯德邦），1836年戈登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由瓦里奇博士在加尔各答植物园成功地培育出中国茶苗，其中2万株送往喜马拉雅山脉西部山麓下的库马盎和台拉登茶叶试验场种植。最初的茶叶种植试验由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园长福尔克纳博士负责。随后，接任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园长的威廉·詹姆森博士主管茶叶试验场试验及拓展工作。中国茶工也分几批被招募到偏僻遥远的西北部的茶叶试验场。

1842年，萨哈兰普尔植物园园长福尔克纳博士请求东印度公司考虑和支持招聘中国最好的红茶和绿茶制茶师来库马盎和台拉登茶叶试验场指导制茶。他的要求得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东印度公司愿意提供帮助，但答复是必须从阿萨姆茶叶试验场中抽调中国制茶工，而阿萨姆地区行政长官和试验场主管却不愿意放人。最后还是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瓦里奇博士从中协调，从阿萨姆抽调了几名制茶工，又从加尔各答招募了一些中国人。1842年4月，一共9名中国制茶工聚集在加尔各答候命。1842年9月，在英国人密尔姆的带领下，9名中国制茶工和一批制茶设备抵达了库马盎和台拉登茶叶试验场。

当时担任冈格拉殖民政府官员的爱德华·帕斯克少校在1868年的一份资料中记载：“1842年，9名中国制茶工到达库马盎种植园，1843年茶叶种植园制作了第一批茶叶，中国人一致认为库马盎茶树与中国种植的茶树完全相同。该批由库马盎茶园生产的茶叶样品经过伦敦经纪公司的审评后认为，其香气和滋味都很好，味道强烈，甚至比从中国进口的部分茶叶的质量更好。这样的评价给东印度公司极大的鼓舞，从而决定进一步在西北地区拓展茶叶种植面积。”

莎拉·罗斯《茶叶大盗》一书描述：“喜马拉雅山植物园园长詹姆森记载：‘我自己清清楚楚记得，这些中国佬……是在1843年6月来到这里的。’另外一个英国殖民地公职人员写道：‘来了10个中国制茶师……’这10名职业制茶师是东印度公司最初的一批合同工，当罗伯特·福琼来华之时，其中2人已过世，其他人都来自广州。在詹姆斯博士看来，这些人不讨人喜欢，‘他们的水平太差，加工出来的红茶质量甚至无法达到欧洲进口产品的普通水准’。”

詹姆森博士似乎是个脾气暴躁的英国人，对中国制茶工怀有偏见。他当时决定拆散这些中国制茶工，将制茶工分散分配至各个茶叶种植园。面对刁难，中国制茶工们组织起来抗议，一致拒绝被拆散。中国制茶工还提出加薪要求，这让詹姆森博士非常恼火。中国制茶工在写给詹姆森的信中说道：

“（1）我们被勒令待在阿尔莫拉（今属北阿肯德邦），拿着32～33安那的月薪，我们一直服从这一安排。对于强迫我们去别的种植园工作的命令，我们的答复是，如果能在现有的薪酬基础上每月增加7卢比的话，我们现在就动身去该去的地方。（2）我们已经为当地政府工作了7年，却始终加薪无望。因而，我们拒绝被调拨往台拉登或者帕伊尔……（3）如果当地政府一方面并未答应我们的加薪要求，一方面又要把我们调往新的工作岗位，那我们恳请辞去现有职位……（4）假使当地政府批准我们每月加薪7卢比，我们可以签订一份为期3年的工作协议，我们10人将按照协议行事：3人服务于台拉登，3人服务于帕伊尔，4人服务于哈瓦勒堡。在协议期限内，我们将坚守在上述工作岗位不动摇……”

从这封信推断，中国制茶工已经在茶叶种植园工作了7年，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1850年或1851年左右。中国制茶工拿着非常低的工资，每月工资仅2卢比。当地英政府官员爱德华·帕斯克少校的报告这样写道：“根据我长期居住此地的观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劳动力短缺的抱怨。按照规定，苦力可以按月领取4.04卢比的工资；年轻女孩和妇女在采茶季节每月获得2 3卢比的收入。”据帕斯克上校的资料，1854年该地区生产的茶叶被送到英国伦敦后，在伦敦拍卖行的卖价可以达到每磅1卢比，可见当时中国制茶工报酬非常低。

詹姆森博士最终妥协了，因为他要依靠这些中国的制茶工，他同意制茶工提出的要求对原合同进行修改，制茶工可以成对地调往新岗位，薪资也给予上调，而作为交换，制茶工的合同在原合同期之外续签3年。詹姆森的妥协遭到东印度公司高层的训斥，认为他管理不善。最终，这10名中国制茶工被强迫分散到东印度公司在西北部的各个茶园，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随后，受东印度公司派遣的罗伯特·福琼从中国招募的8名中国制茶工于1851年4月19日到达了萨哈兰普尔植物园，一起到达的还有1.3万株茶苗及一些制茶工具，一同由茶叶试验场主管詹姆森博士支配。

罗伯特·福琼1851年9月6日在加尔各答写给西北省政府秘书约翰·桑顿《关于西北省茶叶种植园的报告》中记载：“从著名的徽州地区来的6名一流的制茶工、两名铅工（茶箱制作工）和一大批制茶工具已经安全地带到和安置在政府的茶叶种植园……”福琼说：“这些中国制茶工是上海的英国洋行帮助物色招聘的有经验的专业制茶工。其中6名制茶工都是同乡，我首次来华时，曾在他们的家乡采集过茶籽。因此他们很可能是来自安徽徽州的制茶工。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前往印度，并且签订了一份前往印度服务3年的合同。”合同中约定支付给制茶工的报酬是每月33卢比。每个制茶工都可预先领到2个月的薪水。

另据莎拉·罗斯《茶叶大盗》一书描述，合同的内容如下：“本人（个人姓名）系一名中国制茶工人，特此承诺前往喜马拉雅山茶叶种植园官办茶场从事茶叶加工工作，自（日期）之日起月薪为15美元或32～33卢比，本人将按照约定为茶场服务3年。本人进一步承诺：本人在担任制茶师或者其他任何可以做出贡献的岗位期间将尽职尽责，工作勤勉，如有任何违法行为，本人应按约定，向本人雇主缴纳100美元的罚金。本人确认已（从福琼先生处）收到英国政府预支的总数为30美元的两个月薪水……”

福琼1851年3月15日将8名中国制茶工带到加尔各答，为了炫耀他招募的是货真价实的制茶师，福琼要求制茶工在加尔各答植物园为休·福尔克纳博士及其他英国人展示茶叶制作工艺，中国制茶工找到一些类似茶叶的树叶做原料，为英国人演示了茶叶制作过程，仿造出茶叶样品。4月19日，福琼将中国制茶工带到了萨哈兰普尔植物园，交给了主管詹姆森博士。福琼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从中国带来的工人都安置在一个茶叶种植园里，给他们分配了很好的房子和花园……在我离开包里（今印度北阿坎德邦加瓦尔县）的那天早晨，这些离乡背井的人们都早早就起床了，穿着他们的节日礼服来跟我道别。他们交给我一大堆写给他们中国亲属的信件，请我帮他们把信件发出去。他们也送给我一些小礼物，希望我接受……”福琼在书中的叙述似乎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中国制茶工对自己的感激之情。然而实际上，1851年9月6日，他在加尔各答递交给西北省政府秘书约翰·桑顿的《关于西北省茶叶种植园的报告》中对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前期招募的中国茶工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年从加尔各答或阿萨姆招募的中国制茶工，在我看来，远非一流工人；事实上，我很怀疑他们中是否有人在中国学过这一行。他们应该被逐步抛弃，应该有更好的人取代他们的位置，非常遗憾他们教给了当地人非常劣质的茶叶制作方法。”他同时也不忘自吹自擂一番：“我带来的都是一流的绿茶制茶师，他们还可以制作红茶，但是他们还没有像制作绿茶一样制作如此大批量的红茶。他们不像广州人那样吝啬，也没有偏见，很愿意将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我相信，后者不久就会成为优秀的制茶工。……必须牢牢记住，从中国高薪聘请制茶工仅仅是短暂之计。最终，喜马拉雅山的茶叶必须由当地人制作，每个当地农民必须学会制茶和种茶。然后，他就会像中国人那样，在自己的地盘上经营。”

福琼在报告中不仅建议殖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当地人经营茶叶种植业，而且还建议政府推广当地人消费茶叶。他建议说：“我们只需越过印度边界看看中国。在这里，严格地说，我们发现茶是生活的必需品之一。中国人从不喝冷水，因为他们认为冷水不健康。茶是中国人从早到晚最喜欢的饮料，不是我们所谓用奶和糖混合而成的‘茶’，而是用纯水冲泡的药草的精华。如果没有茶树，很难想象中华帝国还会存在。而且我确信这种饮料的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类身体的健康，并让人更舒适。……印度人的许多习惯与中国人不同。这两个国家的穷人很少吃动物性食物，大米和其他谷物和蔬菜是他们的主食。印度人很快就会养成在其姊妹国家普遍存在的习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为了使当地人能够喝茶，就必须以便宜的价格生产，他们喝不起每磅4～6先令的茶叶。必须以4便士或6便士的价格提供给他们，这很容易做到，但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山上生产茶叶才能做到。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了，那么印度人民将会得到一种特殊的恩惠，而这种恩惠是开明和自由的政府可以引以为傲地给予它的臣民的。”

喜马拉雅山脉山麓茶叶试验场在1842年和1851年前后两批招募累计17名或18名中国制茶工。1851年福琼招募的这批8名中国制茶工从此留在了遥远荒凉的印度西北部的茶园，为了生计，他们被英国人雇佣，漂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印度西北部茶园。这也是19世纪英国人从中国直接招募到印度的最后一批制茶工。

19世纪的阿萨姆地区，战火连绵，社会动荡混乱，百姓颠沛流离。一些零星文献记载，中国茶工中的部分幸存者后来离开茶园，试图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一部分人集聚在阿萨姆地区一些小城镇中做一些小买卖。据资料记载，20世纪初，在阿萨姆地区原首府西隆、提斯浦尔和丁苏吉亚县逐渐聚居了一部分中国人，他们很可能是中国茶工及其后代。在异国他乡，中国茶工已经开枝散叶，繁衍生息。如同19世纪成千上万在东南亚地区橡胶种植园做苦力的中国人一样，他们背景殊异，却被抛掷到印度大陆特定的历史时空，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地在茶叶种植园度过青壮年时期，也许，一些人忍受不了英国种植园主的压迫而最终离去；一些茶工经不起热带疾病的折磨，已经埋骨在阿萨姆广袤无垠的森林；一些人最终返回中国；一些人忍受不了热带恶劣的环境，而流离失所，不知去向；一些茶工年迈无助、流落四方，最后不知所终，一张破草席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沙土掩埋。这一段历史是空白的，我们知之甚少！没有更多的资料记录这些早期中国茶工的踪迹。不可否认，中国茶工对英国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无意中被迫参与演绎了一段英国茶园早期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坎坷和动荡的命运，中国茶工的智慧和技术给英国茶园带来了“芳香的事业”，用苦难和生命创造了英国茶园的繁荣，为英国资本家、商人、种植园主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但这“芳香的事业”却给中国茶工带来了屈辱、灾难和死亡，而更可悲的是，在英国茶园发展的历史中他们留下的痕迹被冲刷得难以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