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岭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西瓦利克山脉，北部连接锡金邦，与中国西藏隔山相望，距锡金邦首府甘托克约120公里，中间被朗格特河分隔，东北部连接不丹，西北部连接尼泊尔，南部连接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西里古里平原和特莱平原。今天的大吉岭地区占地1144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2134米，最低海拔100多米，最高海拔达到3600多米。从大吉岭山城可远眺世界第三高峰，海拔8580米的干城章嘉峰。“大吉岭”这个名称的来源有多种传说，其中之一来自藏语“霹雳”（Dorje）和“地方”（Ling）合并而成，藏文含义为“金刚之洲”。1765年，当地雷布查人（中国称绒巴人）以锡金法王朗杰平措的名义修建了一座佛教寺院，并取名“Dorjeling”。从此，这一地区被称为大吉岭。

19世纪初之前，大吉岭区域至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丘陵和平原均属于锡金王国的领土。锡金王国北接中国西藏，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就矗立于两国边境；南临孟加拉平原，东西两侧分别与不丹和尼泊尔接壤。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朗格特河和蒂斯达河流经锡金王国后在大吉岭汇合，穿越大吉岭地区奔腾流向杰尔拜古里平原。另外一条巴拉松河也穿越大吉岭流向杰尔拜古里平原。锡金王国正是处于这样重要的战略位置和贸易重地，被视为是从孟加拉平原和恒河平原通往中国西藏及内地的最好通道，而大吉岭正处于这必经之道中。

18世纪下半叶，由于清朝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大门的策略受到重重阻碍，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从中国西藏打开商贸通道。西藏的亚东与锡金相邻，历史上一直是不丹、尼泊尔、锡金、孟加拉地区与中国边境贸易的商贸重镇，也是五国之间传统的商贸通路。英国东印度公司主张把西藏看作通往中国内陆市场的潜在后门，企图通过这条商路，开拓发展印藏贸易，将西藏和内地变成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因此，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窥伺西藏地区，并加快了对西藏地区渗透和扩张的步伐。然而，由于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西藏地区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基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王国在历史上同中国西藏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和边境贸易关系，也存在着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东印度公司便一方面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利用科学考察或者贸易合作等名义进入西藏境内，拜访班禅和达赖，妄图通过签订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来打开西藏大门。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积极地介入喜马拉雅山脉各部落王国之间的斡旋、调解、冲突与战争，趁机扩大英国的势力和影响力，从而坐收渔利，为最终打开西藏大门创造条件。当时的大吉岭仅仅是锡金王国领土下一座人迹罕见、茂密森林覆盖的山峰，散落着几个雷布查人居住的村庄。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介入，近代大吉岭地区的复杂历史便这样与锡金、尼泊尔、不丹、中国和英国的不断争夺和冲突纠缠在一起。那么原先默默无闻的大吉岭是如何最终落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手中的？大吉岭又是如何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红茶产区的呢？

这里不能不提及命运坎坷的锡金王国。19世纪前的锡金王国古称哲孟雄，是1642年来自西藏康巴地区的普提亚贵族蓬楚格·纳穆加尔与锡金当地雷布查族部落组合建立的王国。普提亚族在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教派宁玛派（红教）喇嘛的支持下征服了雷布查族，在锡金建立了普提亚人和雷布查人联合统治的纳穆加尔王朝，蓬楚格·纳穆加尔自称法王，纳穆加尔王朝从此统治锡金三百多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被印度吞并，锡金王室被迫流亡海外。1645年，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封锡金法王平措南杰为锡金国王，并封赐印章，认可了法王在锡金的地位，从此确立了藩属关系。

另外一支普提亚族信奉噶举派（白教），他们迁移至锡金东部的高山地区建立了另外一个王国——不丹。不丹王国历经发展，逐渐在经济、军事上成为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强国之一。此后，不丹一直对其西侧的邻邦锡金王国虎视眈眈，不时入侵骚扰，伺机吞并锡金的领土。

尼泊尔王国也对锡金王国的领土虎视眈眈。13世纪期间，尼泊尔一直在扎亚斯涩提·马拉国王创立的马拉王朝的统治之下。14世纪末，马拉王朝被分为三个王国：加德满都、帕坦和巴德冈（今巴克塔普尔）。至16世纪时期，马拉王朝国力日益衰竭，内部逐渐分离形成割据一方的诸多土邦王国。1559年，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地区拉杰普特纳王公的后裔德拉维亚·沙阿（拉吉普特人）一路向东征战、迁徙，占领了尼泊尔西部廓尔喀区域，建立廓尔喀王国。1742年，该王国第10代君主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登上王位。他励精图治，王国逐渐强大起来。尚武的廓尔喀人继续不断征战，很快逐个打败各个土邦小国，领土不断扩张，于1769年征服了尼泊尔马拉王朝，最终统一尼泊尔，建立沙阿王朝并定都加德满都。鼎盛时期，尼泊尔王国领土面积约为今天尼泊尔面积的三倍。沙阿王朝军事上的一系列胜利让廓尔喀人野心大大膨胀，不仅入侵邻国锡金，而且后来还三次入侵中国西藏。

1788年“尼锡战争”爆发，尼泊尔廓尔喀军队入侵锡金，攻占锡金首府拉达孜，锡金国王越境逃亡到西藏热日宗的春丕谷避难，廓尔喀军队继续向西藏推进，挑起了第一次“中廓战争”，廓尔喀军队一度入侵西藏，占领了中国西藏的聂拉木、宗喀和济咙等边界重镇。清朝紧急调遣成都将军鄂辉和四川提督成德军率部入藏。1789年2月，清军击退廓尔喀军后，收回被廓尔喀军占领的西藏领土。锡金王国本应收复其失陷的领土，但万万没料到，锡金背后被不丹捅了一刀出卖了，本来支持锡金并参与尼锡战争的不丹军队突然掉转枪口攻击锡金，导致本已被廓尔喀军队打得溃不成军的锡金腹背受敌，彻底溃败。“尼锡战争”后，锡金南部的蒂斯达河谷两侧被尼泊尔和不丹两国瓜分，蒂斯达河谷以西的大片领土落入尼泊尔王国之手，而蒂斯达河谷以东领土则被不丹占领，锡金只保有蒂斯达河上游的领土。1791年廓尔喀军队第二次入侵西藏，野蛮地占领整个后藏地区，并洗劫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迫使达赖和班禅向清政府请求援军。清朝廷震怒，乾隆皇帝任命两广总督福康安和海兰察统率清军于1792年1月赶至拉萨，6月即收复所有失地，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并越境追击，至8月中旬已逼近尼泊尔王国首都加德满都城郊。尼泊尔国王立刻派遣使者去向清政府求和，表示愿意臣服大清，并定期朝贡，福康安将军接受了尼泊尔国王的求和撤退回到中国。

1814年，尼泊尔王国与英属印度的边境领土发生纠纷，10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18名英军被杀死为由发动了对尼泊尔的第一次“英尼战争”。在东印度公司制订的战争计划中，东印度公司诱惑锡金王国参与战争，要求其从东面包围尼泊尔。东印度公司派遣官员斯考特信誓旦旦地向锡金国王保证，东印度公司将支持锡金收复被尼泊尔侵占的土地，还会在未来的英尼条约中保护锡金的独立。收复失地心切的锡金国王楚格普德闻言正中下怀，爽快地与英国人结成了同盟，承诺锡金王国将在山地攻击尼泊尔人。随后，东印度公司向锡金提供了一批军火。战争从东部和西部两个方向向尼泊尔境内推进，经过多次异常激烈的战斗，1816年2月，英军将领大卫·奥奇特洛尼率领1.7万多人的军队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廓尔喀军，英军推进到距离加德满都只有三天路程的区域，迫使尼泊尔王国求和。在东印度公司的威胁下，双方于3月4日签订《苏高利条约》。条约规定：尼泊尔将锡金美琪河和蒂斯达河之间地区，包括大吉岭、格尔西扬、西里古里、特莱西部区域及现今北阿肯德邦的库马盎和加瓦尔在内的领土割让给东印度公司；条约中除了规定尼泊尔侵占的锡金领土全部地永久地割让给东印度公司外，还规定今后尼泊尔与锡金之间的争议由东印度公司仲裁。可怜的锡金王国为了收回被尼泊尔占领的失地而积极参战，战后其领土却归了东印度公司。

《苏高利条约》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打通了从锡金、不丹进入西藏边境的贸易走廊。在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库马盎和加瓦尔地区的领土，英属印度的领土第一次与中国边界接壤，英国东印度公司开辟了从库马盎进入中国列城、西藏和中亚的商路。

锡金国王当然不甘心，遂向东印度公司追讨失地，为保证今后能拓展在锡金乃至西藏的利益，东印度公司决定同锡金签订一份条约来确保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东印度公司派遣莱特少校说服锡金国王于1817年2月10日签订了《提塔利亚条约》。《提塔利亚条约》确定，东印度公司归还锡金部分领土，即美琪河与蒂斯达河之间的领土，作为“回报”，锡金王国承认《苏高利条约》中有关英尼锡三方关系的条款；东印度公司获得锡金与尼泊尔之间争端的裁判权。

在外部威胁获得暂时缓和的形势下，锡金内部的贵族和领主们又开始内讧，阴谋争夺权力。王国内部的普提亚贵族和雷布查贵族围绕政权展开了宫廷权力的明争暗斗。1819年，第七世锡金国王纳姆加尔（普提亚族）与他的舅舅、首相博洛德（雷布查族）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虽然后来矛盾有所缓解，但在1824年，纳姆加尔国王的妻子及儿子不幸去世，无所顾忌的国王命令廷伊克·孟朝暗杀了首相博洛德。首相博洛德的堂兄裕克·拉德拉普害怕遭受同样的命运，率领雷布查族的800个家庭，约2000多人逃离锡金，窜至锡金与尼泊尔边境属于尼泊尔领土的安图达拉区域暂时驻扎，并寻求尼泊尔的庇护和支持，这个区域即今与大吉岭地区米瑞克区边境接壤的尼泊尔伊拉姆地区，这一事件被锡金称为“孔塔帕叛乱”。

大吉岭土著雷布查（绒巴）人（约1880年）

锡金国王迫切地追捕裕克·拉德拉普一伙雷布查族人，而尼泊尔声称安图达拉是其边界内领地，属于尼泊尔的领土，锡金国王不能进入安图达拉。锡金国王反声称安图达拉为锡金的领土，双方由此发生边界争端。锡金国王原希望请求中国西藏帮助与尼泊尔谈判，引渡雷布查族叛逃人员，但又恐怕这么一来，逼使裕克·拉德拉普寻求英国的支持。这时，由裕克·拉德拉普率领的雷布查族人则声称大吉岭是他们的世袭土地，为了获得英国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声称自愿将大吉岭作为礼物送给英国人。此时，东印度公司似乎保持“中立”的态度。东印度公司认为，雷布查族人的反叛和他们将尼泊尔作为庇护之地“对英国政府而言是无所谓的”。

大吉岭尼泊尔人和不丹人（1865年）

无奈之际，锡金国王只能转而请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调解和支持。1828年，英属印度总督威廉·班廷克派遣少校乔治·劳埃德和J.W.格兰特依据签订的《提塔利亚条约》前往调解。1829年2月，劳埃德少校和J.W.格兰特抵达锡金与尼泊尔交界的大吉岭，在大吉岭的古姆村驻扎了6天，经过现场勘查，确认安图达拉位于美琪河的西部位置，裁定安图达拉属于尼泊尔的境内。这一裁决结果使得锡金国王对英国人大为失望和愤愤不平。悲愤之下，锡金国王发出严厉命令，禁止他的臣民再帮助英国人。

劳埃德少校和J.W.格兰特在大吉岭逗留期间，不仅被雄伟的干城章嘉峰雪山和巍峨群山的美丽景色所震撼，而且意外地发现迷雾笼罩下高海拔的大吉岭拥有令人神清气爽的气候，非常适合作为英国军队的疗养地。劳埃德少校描述道：“（大吉岭）曾经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几间商店；主要是雷布查人居住在这里，遗留了房屋的残迹和一座寺庙……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几座不同样式的石墓。一条小溪从峭壁岩石山上流淌下来；在不远处，以前居住过的地方现在已完全被荒废，已被丛林和杂草覆盖……”

他们返回加尔各答后，随即在1829年6月18日撰写报告上报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再次肯定并指出了大吉岭地区重要的战略位置，认为大吉岭位于孟加拉地区关键的入口处的“前哨”位置，巍峨的大吉岭将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连接在一起，是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和贸易要地。他们也同时报告了意外发现：大吉岭是一个非常适合避暑疗养的胜地。1830年，东印度公司随即派遣副总测量师詹姆斯·赫伯特上尉在格兰特的陪同下前往大吉岭，实地勘察为在印度的英国军队建立疗养院的可能性。他们从加尔各答出发，经过两周的旅程抵达海拔2133米的大吉岭山，详细地勘察了大吉岭山。詹姆斯·赫伯特在报告中，形容大吉岭是“从山顶端到山脚下被森林完全覆盖的一座山，一直延伸到独立天穹的喜马拉雅山雪山为止”，“为了更好地理解大吉岭的自然条件，我想说它几乎和西姆拉（Shimla）一样有希望，比台拉登更有希望，而且阿尔莫拉根本比不了大吉岭……”另外，吃苦耐劳、善良友好的雷布查人给詹姆斯·赫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带着有色的眼光发现雷布查族人是一群很有潜力的山地劳工，“雷布查人可以负载普通苦力或搬运工两倍的重量，他们信誉很好、肯干，……我们应该（首先）要求一小群这样的人，（他们）聪明、积极、友善、愿意受人指挥”。

每年从3月份开始，特别是季风来临之前，印度平原地区就如同笼罩在“蒸笼”之中，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平原高温、炎热、潮湿的气候和污浊的空气让欧洲人简直无法忍受，恨不得逃离这令人发狂的折磨。19世纪的欧洲医学界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海外殖民地的热带湿热气候会对白人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在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定期的身体疗养对保持白人种族健康是非常必要。在这种医学观点指引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一直在印度殖民地内寻找合适的地点建设疗养地，为来自印度平原地区的白人军队官兵和行政管理人员及家属提供疗养康复之地，这种疗养地被英国人称为“山站”（hill station）。英国人早就渴望在殖民地寻找一个与欧洲气候相似的空气清新、环境舒适的地方建立疗养地，作为恢复英国人身心健康之地。在这种基于气候理论和种族科学的生物政治思想指引下，182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卡西丘陵和杰因蒂亚丘陵（现梅加拉亚邦）后，选择了在西隆镇附近的奇拉蓬基建立疗养地，该地以其壮观的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闻名。建站五年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奇拉蓬基山站每年约600英寸的降雨量，以及常年的浓雾缭绕，使奇拉蓬基疗养地仿佛整年笼罩在雨水中，最终被英国人认为是不适合疗养的地方。赫伯特和格兰特的考察报告认为“醉人的清凉空气、偶尔云雾缭绕”的大吉岭，高海拔、温带气候非常适合建设成疗养山站，他们强烈建议用武力占领大吉岭。但此时，东印度公司尚未找到吞并大吉岭的借口。

英属印度总督班廷克当机立断做出决定，与锡金国王商议租借大吉岭作为英国人疗养之地。班廷克总督似乎表现出相当公平的态度，他含蓄地指示“朗布尔的地方法官史米斯先生可直接与锡金国王谈判，英国政府希望在大吉岭建立疗养院……租借不应最终坚持，除非提供令国王真正满意的条款”。

1835年2月11日班廷克总督直接给锡金国王写了一封信，信中称：“我派遣劳埃德少校与您商议……租赁大吉岭，英国政府会提供令双方都认为合理的价格。”2月15日，锡金国王会见了劳埃德少校，对东印度公司提出租赁大吉岭的要求，锡金国王错误地以为东印度公司仅仅是在大吉岭山上租赁一小块土地建立一个疗养院，国王虽然心中愿意，但他也不愿就那么轻易地租赁给东印度公司。他口头告诉劳埃德少校，只要东印度公司能够答应三个条件，就同意将大吉岭租赁给东印度公司。这三个条件是：（1）锡金的领土拓展至尼泊尔东部的塔姆巴河为界。（2）逮捕和引渡携国库款潜逃的原锡金税务官库姆摩·普拉丹。该人原为朗布尔税务官，英国人斯科特先生推荐他担任这个职位。逮捕和引渡现躲藏在尼泊尔的裕克·拉德拉普率领的雷布查家族800个家庭。（3）归还在特莱地区被尼泊尔占领的锡金原有领土达格勒姆（今杰尔拜古里县）。

2月25日，锡金国王再次告诉劳埃德少校：“如果他的要求全部被满足，他将出于友谊将大吉岭赠送给英国政府”。狡猾的劳埃德心知肚明东印度公司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但他表面上不断恭维国王，并且拍着胸脯保证东印度公司会满足国王的要求，这让天真的锡金国王也相当自信英国人会答应这些条件，因此他没有将这三个条件写进契约中，而仅仅让首相用雷布查文写下一份非常简短的“财产转让契据”，仅仅一句话：“居住在这里可以获得健康，我，出于友谊，愿将大吉岭提供给总督大人。”

劳埃德少校却将契据用英文改为：“总督已经表达了他希望拥有大吉岭，由于凉爽的气候，为了遭受疾病的政府职员，我，锡金国王，出于对总督的友谊，特此将大吉岭赠送给东印度公司。”无知的锡金国王在这份契据的顶端盖上锡金皇家印章。诡计多端、贪心的劳埃德又在契据下半部分的空白处添加了：“……土地包括大朗格特河的南部、巴拉松、卡亥尔和小朗格特河的东部，以及朗格瑙和玛哈努迪河的西部。”劳埃德少校将契据中大吉岭区域范围拓宽到更大的地区，整个面积达到138平方英里，这比锡金国王原想象中租借给东印度公司的仅仅是大吉岭山头上的一小块地相差十万八千里。

心满意足的劳埃德少校将篡改的契据收进自己的口袋。随即返回加尔各答，他仅仅将国王要求的三个条件报告给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而故意隐藏这份契据。果不出所料，当年5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告诉劳埃德少校，公司断然拒绝锡金国王提出的条件，要求劳埃德少校：“因此，放弃原计划所需要的任何进一步谈判”，即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已经决定放弃租赁大吉岭。

几个月以后，一直在等待东印度公司回复的锡金国王焦急地写信给劳埃德少校：“你已经多次提及的大吉岭，去年盖了我红色印章的大吉岭契约已通过我的代表交付给你们，我的政府永远也不会违背。如果你有不同的理解我也爱莫能助。”劳埃德少校抓住了这个机会，最后才将契据书和国王的来信一同呈报给东印度公司，并添油加醋地报告公司，经过他艰苦的谈判，锡金国王愿意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将大吉岭赠送给东印度公司，班廷克总督阅信大喜。1836年2月8日，总督亲自写信感谢锡金国王的慷慨大方，并随即送了一批礼物给锡金国王作为感谢。礼物清单如下：高级披肩1条、低等披肩1条、20码红棉布和一支双管步枪。(www.daowen.com)

东印度公司就这样经过一系列的阴谋和威迫，不费吹灰之力将138平方英里的大吉岭土地骗到自己手中。东印度公司随即派遣劳埃德少校和查普曼博士前往大吉岭进行疗养地的实地勘探，为大吉岭的城镇建设进行规划。1836年11月至1837年6月，经过半年多的勘探和研究，两人最终提出了大吉岭山站的建设规划方案。由于劳埃德少校为东印度公司骗得大吉岭土地所取得的功绩，随后他被东印度公司晋升为上校，并被任命为负责大吉岭疗养山站的建设和处理锡金王国关系的总督代表。此时，锡金国王才忽然明白被英国人欺骗了，但为时已晚，愤怒的国王决定采取一切手段阻止大吉岭发展。他再次发布命令，严禁任何锡金的雷布查人为英国人服务。

劳埃德上校开始组织招聘劳工，砍伐森林和修建道路，大张旗鼓地建设大吉岭疗养山站。他鼓励裕克·拉德拉普率领的雷布查族人迁移定居大吉岭。1838年7月，约翰·吉尔摩中尉领导建设从西里古里平原经格尔西扬至大吉岭山顶的“老军事路”；1839年5月由罗伯特·内皮尔中尉接替生病的吉尔摩中尉的职务，继续建筑“老军事路”，直至1842年完工。

1839年6月5日，由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对劳埃德上校组织的大吉岭建设进展缓慢非常不满，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劳埃德上校被撤职，返回东印度公司军队继续服务。据说，他后来被派遣随军队去了中国。多年以后他又返回印度。1857年印度士兵大起义期间，已经75岁的劳埃德准将似乎年迈无能，他领导的军队中的印度士兵也参加了起义，劳埃德被耻辱地革除了军职。无所事事的劳埃德写信给当时大吉岭行政长官亚瑟·坎贝尔博士，希望获得大吉岭格尔西扬地区一块640英亩的土地，但这个要求被英属印度总督拒绝。好意的坎贝尔答复劳埃德说，他可以提供一小块花园给劳埃德，劳埃德愤愤不平拒绝了坎贝尔的好意。据说后来劳埃德最后还是返回大吉岭居住，渡过了他的余生。他的后代依然沿用他的姓氏，居住在大吉岭的米瑞克区。

1839年6月20日，原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亚瑟·坎贝尔（又名：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博士正式担任大吉岭行政长官。他被授予绝对的财政、民事和司法权。在接下来的22年里，坎贝尔一直担任大吉岭的行政长官，领导大吉岭地区军事领土扩张和城镇建设。亚瑟·坎贝尔1805年4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的艾莱岛。1824—1827年，他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27年，他加入东印度公司，担任助理外科医生。1828年6月，他加入了一支由欧洲人和印度人组成的东印度公司炮兵部队。1832年，他被东印度公司派遣驻尼泊尔加德满都。在这里，他幸运地成为东印度公司驻尼泊尔加德满都特派代表布莱恩·霍奇森的助手。当时，特派代表霍奇森正积极从事对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文学、历史、语言和习俗，以及地质勘探研究，这些研究使霍奇森在英国东方学和博物学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霍奇森对坎贝尔博士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许多英国科学家一样，坎贝尔在尼泊尔服役了8年，在此期间，他努力学习廓尔喀语，深入考察、收集、研究尼泊尔植物资源，以及当地民族、部落信息，特别是关于艺术、制造业和农业，获得了特派代表霍奇森的好评和东印度公司总督的赞扬。1833年，坎贝尔即升任特派代表助理。坎贝尔在其任期内撰写了多篇关于尼泊尔经济、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的论文，他俨然成为尼泊尔研究的专家，这些知识对他后来担任大吉岭行政长官，领导扩张和开发大吉岭地区以及制定移民政策有很大帮助。

失去领土的锡金国王极不甘心，不断地向东印度公司提出要求返还大吉岭领土。为了缓解与锡金的矛盾，1841年东印度公司决定每年给锡金国王提供3000卢比作为补偿，而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锡金国王只能不情愿地接受。1846年，补偿金提高到6000卢比。当年，锡金国王再次要求支付1835—1841年期间的补偿金，傲慢的行政长官坎贝尔拒绝了锡金国王的要求，为此双方矛盾再次升级，紧张冲突就一直伴随着大吉岭山站的不断建设而持续僵持着。

在行政长官坎贝尔的领导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抓紧对大吉岭的开发建设。东印度公司不仅要将大吉岭建设成一个避暑疗养山站，而且要将其建设成一个繁荣的殖民地山城。为此，行政长官坎贝尔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决策：第一个是鼓励从尼泊尔引进移民政策；大吉岭的开发和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此东印度公司在大吉岭废除了奴隶制，采取自由劳动制度，鼓励尼泊尔移民和商人在此定居。这个政策吸引了大量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农奴逃离奴隶主庄园去往大吉岭，也吸引了一些尼泊尔贵族迁移至大吉岭。这样，大吉岭的尼泊尔人和普提亚族人口迅速超过雷布查人。1839—1849年，大吉岭人口从100多人增加到1万多人。第二个是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利用英国资本和企业，将大吉岭土地分配租赁给英国人，鼓励进行茶叶、金鸡纳树和欧洲水果种植，发展大吉岭的经济。英国人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打破了锡金贵族和寺院对贸易的垄断，大大减少了锡金王国的关税收入，再次引起了锡金贵族和寺院的强烈不满。

大吉岭疗养院（1860年）

1845年加尔各答出版的塞缪尔·史密斯的《大吉岭指南：包括对地区的描述，它的气候、土壤和产品及旅游指南等》一书中就介绍道：围绕着中心，分布着教堂、集市、行政机关和几所房子，“大吉岭山站”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地方，经常有季节性的游客光顾。1848年，人们在大吉岭附近的扎拉帕哈为英军建立了一个疗养站。1850年7月1日，大吉岭殖民政府正式成立，建立起了完善的行政、司法、税收、警察等体系。同时建成的还有市政厅、学校、教堂、住宅、邮政、市场等市政和民用设施。至1852年，已经有70多套供英国人居住的住宅建成。大吉岭山站逐渐变得很出名，大吉岭醉人的清凉气候，让英国人闻风而至，纷纷季节性地逃避酷暑的平原地区，来到大吉岭呼吸香槟般沁人心脾的空气。大吉岭殖民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也达到5万卢比，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至1859年，大吉岭殖民地政府又扩建了五个营队疗养站，其中包括两个已婚军官宿舍和一所医院。

坎贝尔对动植物学研究充满浓厚的兴趣，他在担任行政长官期间，两次跟随英国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博士偷偷潜入锡金考察。当时担任英国皇家邱园园长的约瑟夫·胡克博士非常渴望进入喜马拉雅山脉考察，1848年他进入大吉岭，正式要求锡金国王同意他进入锡金王国考察动植物，但没有获得锡金国王的同意。他转而请求英属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帮助，但也被锡金国王拒绝。在坎贝尔的鼓励和煽动下，1848年12月15日胡克博士只身一人冒险经过尼泊尔，然后再进入窥觊已久的锡金考察。1849年1月19日他返回大吉岭。1849年5月3日，胡克博士再次进入锡金考察。1849年10月5日，胡克博士和坎贝尔在没有得到锡金国王允许的情况下，再次一起进入锡金境内考察。胡克博士三次成功的冒险考察，收获颇丰，令胡克博士和坎贝尔的冒险野心更加膨胀，希望亲身进入那梦寐神往许久的神秘西藏。在启程前，坎贝尔的欣喜若狂在日记中溢于言表：“封闭的西藏离东印度公司的属地是如此之近，却又让人企慕而不可及……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真的要去西藏了！20多年来，访问西藏一直是我最主要的抱负，对那里知道得太少了……”1849年11月7日，坎贝尔和胡克博士第四次进入锡金，并胆大妄为地经锡金与中国西藏边境的卓拉山口进入西藏亚东的春丕河谷，但被西藏士兵及时阻拦，强行制止他们进入，坎贝尔和胡克博士无奈，只能失望返回。此次他们可没有那么幸运，当他们返回锡金的领土后，即被锡金士兵抓捕，早已厌恨英国人的锡金士兵还把坎贝尔拷打一番。11月20日，锡金首相托克汉·纳姆加尔从西藏返回，他了解情况后，自知得罪了英国人，便允许胡克博士写信与东印度公司联系。东印度公司在获悉坎贝尔和胡克博士被拘留的消息后勃然大怒，即指示大吉岭代理主管勒欣顿中尉：“要严厉惩罚锡金王国的野蛮和傲慢，让锡金知道英国政府的强大。”锡金首相托克汉·纳姆加尔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12月9日即释放了坎贝尔和胡克博士。24日，被扣留了6周的胡克博士和坎贝尔狼狈地回到大吉岭。受到侮辱的坎贝尔伺机报复，立即停发了锡金国王的6000卢比补偿金。他依然不肯善罢甘休，1850年2月亲自率领一支英国军队入侵锡金领土，强行武力侵占了包括原属于尼泊尔的美琪河西部和原属于不丹的蒂斯达河东部，以及锡金的特莱平原地区大面积领土，使得东印度公司拥有的大吉岭地区的领土由原138平方英里扩张至约640平方英里，致使锡金王国的领土仅仅剩下高山地区。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1855年）

当然，胡克博士作为植物学家，几次对锡金的考察获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从1847年至1851年，他四次深入喜马拉雅山、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进行科学考察，收集了7000多份植物标本，完成了伟大的著作《喜马拉雅山区日记，一个自然学家在孟加拉、锡金、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区》一书。他是第一个将喜马拉雅山脉和大吉岭带入欧洲公众视野的知名人物。他在大吉岭住了三年，其丰硕的喜马拉雅山脉考察和发现成果通过他的私人信件和发表的论文吸引了19世纪欧洲广泛的读者群，也吸引了更多欧洲的传教士、学者、探险家、旅行家前往喜马拉雅山脉布道和探险。坎贝尔也发表了一些论文，1848年他在《亚洲协会杂志》相继发表了《从西藏Phari至拉萨的行程》《1848年锡金考察》《从大吉岭到西藏的路径》《1849—1950年从锡金进入西藏的考察日记》等论文。1862年2月，他卸任大吉岭行政长官。1874年12月5日，坎贝尔因病在英国去世。

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解决了坎贝尔和胡克博士被扣留的事件，惩罚了锡金国王，又占领了大片的领土，却并不满足和甘休，要求占有更多的土地和控制边境贸易。为了拓展与西藏的贸易，他们要求锡金提供进入西藏的通路，但遭到锡金国王的拒绝，双方矛盾再次升级爆发。为此，东印度公司认为必须采用武力完全、彻底地制服锡金王国。

1860年夏天，制服锡金王国的机会来了，大吉岭发生了所谓“两个英国臣民被绑架”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两个锡金奴隶逃到大吉岭后，被奴隶主发现并带回锡金，但英国人借口两个奴隶居住在大吉岭，就是英国的臣民，英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它的臣民。1860年11月，早已怀恨在心、行事鲁莽的行政长官坎贝尔率领一支由几个英国军官及160名印度士兵组成的部队跨过如姆曼河再次入侵锡金王国，不想遭到锡金军队的迎头痛击，英军丢枪弃甲，败逃回大吉岭。1860年12月，恼羞成怒的英属印度政府再次组织了4000多人的“锡金地面部队”，在高勒上校和英属印度政府特使阿什利·伊登的指挥下，于1861年2月1日再次入侵锡金，3日跨过朗格特河，3月9日顺利地占领锡金首都庭姆隆，锡金首相托克汉·纳姆加尔无奈地逃亡至西藏。在锡金王国亲英派驰布喇嘛的周旋下，3月28日惊魂未定的锡金国王同英属印度政府签订了《庭姆隆条约》。新条约规定开放锡金的贸易，打开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贸易通路，流放反英的原锡金首相托克汉·纳姆加尔等，并确保商业上的完全自由，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要求得到满足。该条约使英属印度政府事实上拥有了对锡金的宗主权，并完全控制了大吉岭地区。事后，一条从大吉岭到蒂斯达河的公路开始建设，锡金王国也承诺完成剩下锡金境内的部分道路建筑。英属印度政府为奖励锡金驰布喇嘛的帮助，任命他为锡金驻大吉岭事务代理，并授予驰布喇嘛大吉岭49平方英里的土地。同时，为了安慰锡金国王，英属印度政府恢复了从1850年以来一直中断的每年6000卢比的补偿金，并在1868年增加到每年9000卢比。

与此同时，毗邻的不丹与英属印度政府占领的边境经常发生冲突。1863年，阿什利·伊登受命与不丹谈判，但被不丹拒绝。英属印度总督约翰·劳伦斯以不丹入侵锡金和戈杰比哈尔地区及羞辱英国使团为借口，于1864年11月28日向不丹发动了“杜阿尔斯战争”，也称为“不丹战争”，不丹战败。1865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了《辛楚拉条约》，不丹被迫割让不丹南部丘陵以下的狭长地带领土，即整个杜阿尔斯平原，包括噶伦堡在内蒂斯达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不丹东南部德旺吉里地区83平方公里的领土。1866年，英属印度政府将噶伦堡划归大吉岭区，英国人占领的大吉岭地区总面积达到约3200平方公里，标志着大吉岭地区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从此，英属印度政府真正心安理得地在大吉岭地区驻扎下来。

至19世纪末，大吉岭山城经历了一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荒无人烟、茫茫密林的小山村，建设成了一个医院、学校、教堂、植物园等功能齐全的繁荣山城。空气中弥漫着山城特有的喧闹气氛，蜿蜒盘旋的街道纵横交错，商铺和破败草屋鳞次栉比，山顶和山坡上簇拥着一座座花木整齐、鲜花环绕的英式大宅，花园般的“劳埃德植物园”、庄严的教堂和学校已经建成。大吉岭城成为英国人的避暑胜地和孟加拉地区殖民政府机构夏季首府，而且成了印度东北部边境的贸易中心。大吉岭人口也迅速膨胀，1901年分布在大吉岭主城区和181个村镇的总人口达到13.3386万人。人口聚居和贸易活跃的城镇除了大吉岭主城区外，还包括距离大吉岭主城区32英里，海拔1199米至1700米的噶伦堡镇以及距噶伦堡东北部13英里、海拔1451米的彭东镇；距离大吉岭主城区20英里、海拔1481米的格尔西扬镇；海拔2258米的古姆镇；距离大吉岭主城区南部10英里、海拔1997米的索纳达镇，即希望镇；海拔2308米的扎拉帕哈镇；海拔1820米的勒邦镇以及大吉岭山麓下，海拔仅100多米的西里古里平原。

大吉岭地区主要的贸易中心是大吉岭、格尔西扬、噶伦堡和西里古里。英属印度大吉岭殖民政府在大吉岭、噶伦堡、西里古里设立了8个贸易口岸，继续伸出殖民者的魔爪扩张与中国西藏、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的边境贸易。大吉岭、格尔西扬、西里古里三个城镇因在铁路上，承载了大吉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贸易运输，而大吉岭东部的运输是通过沿蒂斯达河山谷的小种马驮运和牛车运输方式进行。早在1861年，英属印度政府特使阿什利·伊登已乐观地预言：“在拉萨……大吉岭之间将出现相当规模的贸易。西藏人会积极地用金砂、硼砂、麝香、羊毛等交换英国人的布匹、烟草、斜纹棉布等。锡金人会在这贸易中充当搬运工获利。锡金政府会征收过境税增加财政收入。”他还强烈地建议在大吉岭地区建立边境商品交易市场。多年之后，古代丝绸之路支路的重要集市，距离噶伦堡镇13公里的彭东镇口岸逐渐成为与西藏、不丹进行贸易的最大门户，噶伦堡镇成为最主要的中转集散地，每周举办传统的商品交易集市，西藏人、锡金人、不丹人聚集在集市进行边境商品贸易，大吉岭成为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贸易中心。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贸易，从西藏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羊毛、麝香、马匹、毛毯、皮毛等物品；进入西藏的物品主要是欧洲制造的棉布、棉纱、银铜制品，以及印度生产的大米、玉米、烟草、陶瓷器和少量的茶叶。西藏牧民的羊毛等商品由骡子和马驮运，经过海拔4267米、约4公里长的则里拉山口进入锡金东部，然后分成两条路线，一条线路进入锡金首府甘托克，另外一条线路进入噶伦堡。西藏商队到达噶伦堡交易后，羊毛等商品被重新打包，用牛车运送到西里古里镇，这条贸易通道一直延伸至孟加拉平原。另外，还有一条从西藏乃堆拉山口至锡金首府甘托克的商路。这两条从西藏拉萨至孟加拉平原的通道被认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支路。特别是1873年，大吉岭行政长官发表一份关于锡金和中国西藏之间山口通道的战略性报告后，乃堆拉山口这条通道的重要性更加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吉岭喜马拉雅山地火车和西里古里镇的铁路线通车后，噶伦堡镇成为中国西藏商人的商品集散地和转口贸易中心，每年从10月至第二年5月是双边贸易最繁忙的季节，大量的物资在这里转运、包装和运输。从西藏进口的商品用牛车运送到这里，然后被火车运往西里古里火车站。在雨季，双边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如果在季风湿热的雨季，主要商品羊毛运输到噶伦堡和平原地区，会迅速受潮霉变。尼泊尔的贸易大部分通过苏基亚-博赫里边境山口运输到达唐古鲁镇。20世纪初，唐古鲁镇3英里外的西马纳-巴斯提镇迅速成为贸易的另一个重要中心，而在小朗格特河的普尔巴扎集市则吸引了一些尼泊尔商人在此交易。

大吉岭地区最重要的农业和贸易集市是1891年设立的每年一度的“噶伦堡节”，在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和星期四举行。“噶伦堡节”不仅吸引了周围的村民，还吸引了来自尼泊尔、不丹、锡金的民众以及大量的藏民，他们把小马匹、丝绸和骡子运来出售，这些骡子会被殖民政府买下来作为交通工具。“噶伦堡节”同时还举办农业展览会，村民们蜂拥而至，参加体育竞技、舞蹈等娱乐活动。

据中国学者才项卓玛等在2016年《1894—1913年英（印）藏贸易商品进出口结构及倾向分析》统计，中国西藏亚东1894年5月1日设关通商，成为中国西藏对英属印度对外贸易最大的通商口岸。1894年，通过亚东口岸进口商品总值132110卢比，出口商品总值235900卢比。1899年进口商品总值1986626卢比，出口商品总值1142743卢比。至1904年，亚东贸易总值降至803947卢比。1905年，亚东贸易总值达到2669629卢比；1907年，达到历史最高的3447599卢比。这是由于英印当局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进一步打开西藏的门户所致。

学者扎伊塔·沙玛评价道：（19世纪的）“大吉岭和噶伦堡两个山城，发展成为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与世界之间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十字路口……随着殖民时期大吉岭和噶伦堡扩张成为英属印度、锡金、尼泊尔、不丹、中国西藏及内地的商业中心，它们作为以经济流动性、城市社会化和跨文化交流为特征的流动接触区而繁荣发展。”喜马拉雅山区的大宗商品通过大吉岭和噶伦堡的代理商运往加尔各答、印度北部、孟加拉地区各地，然后进入全球流通。与此同时，欧洲生产的工业化商品也通过大吉岭和噶伦堡进入喜马拉雅山区。欧洲探险者、植物学家、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和公务员在大吉岭地区的活动和旅行，也促进了该地区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事务和跨文化元素，使得大吉岭山站转变成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和整个世界著名的城镇。

1880—1881年度，大吉岭殖民政府财政收入达到16.2万卢比；1890—1891年度猛增至37.9万卢比；1900—1901年度达到54.5万卢比；1905—1906年度达到57.8万卢比，其中土地收入16.743万卢比，特种消费税和鸦片税收入24.366万卢比，所得税收入7.035万卢比，司法收入5.154万卢比，公共服务税收4.482万卢比。

大吉岭殖民政府的土地收入中，13.986万卢比是殖民政府直接管理和经营的土地收入。殖民政府租赁给158个茶叶种植园的土地，每年租赁收入仅2.657万卢比，其他土地收入0.1万卢比。殖民政府最大的收入来自特种消费税，即烈酒、啤酒、鸦片、大麻等的消费税。烈酒是用糖浆和印度赤铁树的花为原料，经发酵、蒸馏而成。当地的尼泊尔人最喜欢这种烈性酒，当时大吉岭城虽然仅有一家酒馆，每年烈性酒销售量就达到6万加仑。另外，当地不丹人喜欢喝一种用大米或者小米为原料制作的低度米酒“帕赤维”，消费量也非常大。殖民政府规定村民自己只能制作低于20西尔（Seers，1西尔约等于2.057磅）的米酒供自己消费，一旦数量超出或者在市场销售，则要收取高额的税收。当时，大吉岭殖民政府颁发了7000个生产许可证和31个销售许可证，每年可以收取4.142万卢比的税收。大吉岭殖民政府每年还从欧洲进口大量烈酒，供欧洲人消费。当地村民还喜欢吸食印度大麻“甘扎”，这是一种从印度大麻植物中提取的胶脂。从平原地区来到大吉岭的中国人则喜欢吸食鸦片。殖民政府也对吸食大麻和鸦片征税，每年收入分别约为1.3万卢比和6680卢比。

至20世纪初，大吉岭山站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堂皇英式大楼、富丽别墅、高耸教堂和低矮茅草屋、简陋泥棚屋比邻交错混杂的热闹城镇，每当夏季来临，英国人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蜂拥而至，享受沁人心脾的空气。大吉岭成为欧洲贵族、商人、军人、公务员或英国茶叶种植者休闲逍遥、醉生梦死的天堂，也变成了雷布查人、尼泊尔人、不丹人和茶园苦力底层民众的苦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