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险投资行业从业人员的语言来描述《西游记》可能是这样的:“《西游记》是一个优质IP,值得不断追加投资。”

1986版国产电视剧《西游记》为小说《西游记》的畅销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同时,也为后来《西游记》的不断改编提供了契机。1986版《西游记》里演员的精湛表演令不同时代的观众印象深刻。如果按照今天影视产业的投资标准来看,1986版《西游记》堪称“贫穷版”,然而,剧中造价低廉的服装和音乐却成了至今仍然被大量观众怀念的经典。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西游记》的故事,大概可以是这样的:唐朝年间一群取经者兼朝圣者的奇遇。

2 500多年前,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乔答摩·悉达多王子不忍众生遭受生老病死之苦,于是出家寻求解脱之道,经过10余年的潜心修行,他于菩提树下^[2]睹明星而觉悟,后来创设了“佛陀的教育”。在梵语里,“佛陀”即“觉悟者”之义。而他的族人则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佛陀经常讲经说法的场所有奈氏园,又称奈氏树园,即庵罗树园,佛陀曾在那里讲了著名的《维摩诘经》,后人将寺院泛称为“奈苑”。

唐朝时,年轻的玄奘法师深入经藏,博览佛法,遍访名山,奔走千里,常常慨叹古代先贤传抄经本时以讹传讹,痛心历代宗匠闻疑传疑,导致各种迷惑。法师私以为:“音乐树下必存金石之响,五天竺内想具百篇之义。遂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奈苑。鹫山猿沼,仰胜迹以瞻奇;鹿野仙城,访遗编于蠹简。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见闻百三十国……”^[3]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智力超群、毅力惊人、擅长外交的玄奘法师,在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的描绘里,却是迂腐、擅长驾驭“刺头下属”却又忠奸不辨的僧人形象。1986版《西游记》电视剧更是向观众强化了这一印象。

2017年,由新西兰和美国合拍的The Legend of Monkey,简称“美剧《西游记》”,人物设置做了更加大胆的改编:唐僧和沙僧成了女性。

这其实并非外国人第一次对佛教著名历史人物进行的重大改编,或许,我们称之为“外国娱乐产业对中国文化的一次不成功改编”更为合适。

早年,好莱坞其实也有过成功的改编案例,如1995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导演奖等6项大奖的《阿甘正传》,电影后半段阿甘穿越美国长跑的故事,取材于美籍出家人恒实法师^[4]与恒朝法师自1977年起从洛杉矶金龙寺出发,用时两年九个月三步一叩朝圣北加州旧金山万佛城的经历。^[5]

2015年7月,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目标观众定位为成年人,该片在没有强势宣发的劣势条件下,出人意料地成为票房黑马,取得近10亿元票房成绩。2017年,《大护法》来了,在微博上,制片方发起了《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祝贺《大护法》上映这样的话题。这种单一的联动致敬,正是《大护法》缺乏话题的表现。

《大护法》作为动画电影,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故事的起因是:奕卫国太子厌倦深宫之内的斗争,一直想方设法逃离皇宫、成为专业画家。他在重重监视之下,终于成功出逃。然而,太子才逃离了一个围城,却陷入另一个困境。太子天真地把自己的“逃离”想当然地视之为对“艺术的朝圣”,是一种浪漫的壮举。然而,太子怀着朝圣者的情怀浪迹天涯,暂时寄居于花生镇,他发现花生镇其实比起从前待的皇宫,也好不到哪去。并且,无所不能的“大护法”,仍然很快寻觅到他的踪迹,默默跟踪他,以保护他的名义。主角“大护法”是一个披着红斗篷的萌胖子,造型没有武侠片常见的“主角光环”,算是对传统“侠客”形象的颠覆。他携带几分庄严、几分无奈的可爱神态,以及神秘任务,来到了花生镇。

从场景、人物设计来看,电影对花生镇及其居民“花生人”的设置相当考究。花生镇的设计以巴西贫民窟为原型,展现出“花生人”的困境。“花生人”群体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表情麻木、愚钝,眼神呆滞,把“没有生命感”“比摆件更显没有灵魂”的生存状态展示得淋漓尽致。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与《大护法》,作为动画电影,作出了以往同类题材国产电影较为罕见的叙事尝试:试图去探索人物生命体验中内在的冲突,而不是将叙事重点放在花里胡哨的打斗等视觉刺激上。大部分中国观众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接受这种套路。有人因此认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不一定吃到美味,也有可能被螃蟹夹着。《大护法》平淡的票房就是证据。但不管怎样,它至少进了院线。

《大护法》骨子里,更像是动画版的《月亮与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成书于1919年,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全欧洲迎来新秩序、新希望的时代。毛姆45 岁,写了这部貌似无任何畅销元素的小说,却畅销至今。

男主角是世俗观念中的“成功人士”,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恳养家糊口,沉默寡言。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起眼的人。有一天,他偷偷把财产交接好、留给家人,默然出走,要当画家。他要完成自己在艺术领域“朝圣”的心愿,历经各种寻觅,他最终找到了最适合自己进行艺术创作的“圣地”,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

他没有疯。

《月亮与六便士》试图传达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送给别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相互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

《大护法》把100年前毛姆借笔下人物讨论过的话题用动画人物形象来图解了,这种尝试是冒险的,以票房为代价。但是,从迷恋于描绘世界的外部冲突,转向对人物内在冲突的探索,可能会是中国动画电影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

2017年,与《大护法》差不多时间在全国公映的《冈仁波齐》,也曾经担负着相似的风险。它没上映前,差点被评为“给豆瓣文艺青年量身定做的矫情电影”“消费西藏风光的PPT 式电影”。

冈仁波齐峰是中国冈底斯山脉主峰,位于西藏普兰县北部,藏语意为“神灵之山”。冈仁波齐峰是多个宗教中的神山:“相传苯教发源于该山;印度教认为该山为湿婆的居所,世界的中心;耆那教认为该山是其祖师瑞斯哈巴那刹得道之处,藏传佛教认为此山是胜乐金刚的住所,代表着无量幸福……常年在此山转山朝拜的国内外信徒很多。”^[6]

但电影《冈仁波齐》的叙述重点并非这座山峰的神奇,而是聚焦于一群朝圣者的艰难历程。电影里的大部分镜头,是朝圣者们在318国道上没完没了地“磕长头”——村子中的藏民尼玛扎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要前去拉萨和冈仁波齐神山朝圣,他向村民表示这个想法以后,得到另外10 人的响应与追随。

这10人中有因为杀牛太多而心怀愧疚的屠夫,有怀胎近8个月的孕妇,也有连青春期都还没到的小女孩。他们备好干粮与必备补给品,配了一辆拖拉机,就上了路。沿途所经公路海拔4 000米,长度2 500千米,无论风吹雨打,积雪遍地,或是骄阳似火,他们都要义无反顾跪拜前行。朝圣者们的标准动作流程是:将双手合十高举头顶(寓意领受佛陀的教诲),随后用手掌触碰额头、口部、胸部各一次(寓意身、语、意与佛陀相通),再双膝跪地,全身匍匐,额头触地,双手伸直,手心朝下,然后收缩起立,这算是完成一个“磕长头”。(www.daowen.com)

匍匐、起身、再匍匐,机械化的动作重复再重复。

117分钟的电影,竟然有人嫌短了。

这部电影最终没有沦为一部画面质感卓越但格局廉价的、变相的西藏旅游宣传片。《冈仁波齐》基本做到了一部工整的公路片应该完成的规定动作:出发,行走,困难,坚持。《冈仁波齐》里的人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

朝圣期间穿插的困难总是突如其来但又理所当然:孕妇在熟睡的时候羊水破裂,同行者赶忙把她送到医院生产;朝圣途中遇见山崩,一名藏民被落石砸中,险些丧命;补给用的拖拉机路遇车祸,车头报废,朝圣者们只能拖着车厢,继续前进;住在帐篷里的朝圣者一觉醒来,发现身边的老人已然断气……

“信仰”与“寻找”,历来是公路片永恒的主题。但是,《冈仁波齐》之所以能让很多毒舌君闭嘴,是因为它避免了主题先行,它对于电影中的人物及其信仰,纯粹采用纪录片方式,不干涉,不解释,不讨论——电影好就好在,它连旁白也没有,这是巨大的进步。事实上不加旁白是通行已久、被许多国际同行默认的规则,但对于习惯了《舌尖上的中国》之类纪录片“舌尖体”与“舌尖式解说”的中国观众而言,还需要时间去适应“纪录片电影没有旁白是国际惯例”。

《冈仁波齐》里的朝圣者们不是专业演员出身,而是普通人。难得的是,他们面对镜头十分坦然,没有摆拍痕迹,令电影摆脱了猎奇嫌疑。

事实上,朝圣与转山,这样的人群在现实生活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在西藏的大地上,以不为外人所动的方式存在着,他们践行着“无欲则刚”,把围绕生存的物质欲望降到最低。

从前的公路片里,能做到坦然自若到无视摄像机存在的人,只有专业演员。比如1988年的《雨人》。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弟弟,挟持了达斯汀·霍夫曼饰演的哥哥“雨人”,开着一辆旧的别克轿车,从早开到晚,从农村开到城市,从小镇开到小城。途经风车遍野的强风地带,仿佛为了呼应这样的天气,弟弟情绪失控,变得怒不可遏,汽车也发了狂。在狂飙突进中,汽车卷起浓浓沙土,灰尘飘浮于空中。相对于城市挺拔秀丽的高楼大厦缝隙中无处不在的汽车尾气,乡村的“肮脏”显得真干净。

《冈仁波齐》跟《雨人》相距30年,中国导演总算摸到了公路片的路子,让电影回归电影,镜头所要做到的,只是记录和呈现,而不是表达观点或是暗示“作为导演我很有点哲学素养”。《冈仁波齐》关注的是日常感。当然,有时候,这种“日常感”未免震撼了点,比如说,把朝圣途中临盆的女子自然分娩的过程,如实展示在镜头里。观众还来不及猜测她要不要坐月子,电影里的她,已经与同伴一道,再次踏上朝圣之路。而初生的婴儿,安睡于随行的拖拉机里。

这样的画面,粗粝,接地气。但若要和韩国2010年拍摄的纪实公路片《577计划》相比,《冈仁波齐》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大概就在于:片子里的人物都太坚定不移,坚定得让人好奇乃至有一点怀疑,难道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人打过退堂鼓? 片子里几乎就没有出现过朝圣者的泪滴。

毕竟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走。

累极哭泣,闷极放弃,都合乎情理。十几名朝圣者每晚同睡一个帐篷,有人打呼噜,彼此之间心生嫌弃也不足为奇。然而这些琐细,《冈仁波齐》没有涉及。

画面美则美矣,人物却因此欠缺一点魅力。

《577计划》的创作背景是,2009年韩国著名男演员河正宇凭借《国家代表》获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男演员,在领奖致辞时信口承诺:“如果明年还拿奖,就进行‘国土长征’。”结果,2010年凭借《黄海》,河正宇再度捧起最佳男主角奖杯,为履行诺言,他与韩国女演员孔孝真等16 人,从首尔出发,开始了20日徒步暴走,全程577 千米。这段经历被剪成了电影《577计划》。

作为纪录片电影,《577计划》的质感是原生态的。素颜的著名女演员孔孝真面对镜头,一脸怨气地问河正宇:“哥哥为什么带我来这里”“作为女演员,每天以肿的、没化妆的脸面对摄影机,没法淑女地行走,像男人一样坐在路边,一群人中只认识哥哥你(河正宇),有时感觉很孤独,会坐在帐篷里哭泣”。

镜头里,还有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由于睡觉打呼噜而被众人嫌弃,她变得越发敏感,后来和摄影师大吵一架嚷着退出、要回首尔,第二天当河正宇真的让她走时,她却掉下泪来请求和大家一起走下去。

公路片的主题虽然单一,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观众爱看公路片?

大概,爱的是“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至少得有一样在路上”的感觉。

人之所以会迷恋单纯的行走,大概是因为,在行走的路途中,因为身体足够疲劳,所以,平常装满各种杂念的头脑可以难得地放空——在纯粹地“为行走而行走”状态下,可以只需要看着前方的道路、走到天荒地老,而日常生活里的那些苟且,比如说,作为芸芸众生的生活意义,难搞的人际关系,总让自己失望不已的自己,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这种时候,身体和灵魂都在路上。好像只要迈开步子,就可以甩开那个待在原地令人失望的自己——离开,离开,立刻,马上。

“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连这样可以一针见血点明主题的偈子,在银幕上始终也没有出现,《冈仁波齐》真不算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