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是一部可以从无数角度切入、评价的电影。

在它还没有拍成电影之前,话剧版《驴得水》自2012年首演后,积攒的人气已经足够高。而有意思的是,话剧舞台上的其他角色或有更转,而张一曼这个角色,却固定下来,一直是任素汐的主场,她前后演了不下120场。

可以说,没有人比任素汐更了解张一曼。所以,她当仁不让成了电影版《驴得水》中张一曼饰演者的不二选择。实际上,《驴得水》是开心麻花影业继《夏洛特烦恼》之后的第二部电影。

《驴得水》上映后,相信很多观众印象最深的就是片中那个号称“史上最纯洁的荡妇”张一曼。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上另一网络热词来概括这个角色——“妖艳的贱货”。

张一曼身上并行不悖地运行着貌似冰火两重天的两种气质:她可以风情万种,自创一套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比如“睡服”;她同时还保持有女孩的天真,电影里她在唱歌时剥蒜、将蒜皮扬撒为漫天“雪花”的段落,被许多观众赞为“最美一幕”;她所演唱的《我要你》亦在网络上火速爆红。“荡妇”和“文青”的形象,看起来格格不入、相互排斥,但是,任素汐一定是最懂张一曼的人,她演绎的这个形象有着强大说服力。张一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扁平人物”,任素汐的表演让观众愿意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女人——敏感的、剽悍的、细腻的、复杂的。

在我国常见的“最美女教师”人物谱系里,张一曼这样的女教师形象,绝对是个另类的存在。这样一部以1942年4个民办教师为主角的电影里,教师的形象和故事都具有颠覆性。观众看不到教师严于律己的镜头,也看不到教师在贫困山区帮扶学生的任何镜头——严格来说,这部电影里甚至一个学生都没有出现过。观众看到最多的场面,往往是教师之间的争吵、玩笑,乃至互相伤害,看到的是他们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的各种摇摆。

这部讲教育却没有一名学生的电影里,我们还看到1942年国民政府的贪腐:打着复兴教育,或者其他各种旗号来骗钱的各色官员比比皆是。而在那个普遍人心沟壑纵横却仍坚持葆有晶莹剔透理想、想要做点实事的人,比如孙校长,以及他带领的几个民办教师,却在底层苦苦挣扎。

《驴得水》里,一心要做乡村教育实验的孙校长为了缓解财务紧张的状况,拿运水的驴子的名字,虚设了一个名叫“吕得水”的老师,身份是一位“家世显赫,又留学英国”的老师,因为慈悲心切,要做乡村教育实验,才办理了这样一所乡村学校。孙校长的初衷,只是以其名义来获取教育部的资助,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料教育部突击检查,书生们手忙脚乱中,临时抓了个目不识丁的乡村铜匠,把他训练成英语老师,以应付上级领导。

文盲铜匠在张一曼的调教下,竟然有模有样蒙混过关。然而,重要的考验又来了,文盲铜匠拒绝让教育部的官员照相,认为那会折寿。在千钧一发之际,张一曼以“睡服”方式说服了铜匠,配合他们演好这出戏,从而成功得到了教育部的持续拨款:每月3万法币。学校的经费问题大大缓解了,由此可以给学生发放奖学金了,甚至还可以每人做套校服。

张一曼算得上是这个民办学校的功臣吗? 如果故事从这一转折点发展下去,会变成民国版的《羊脂球》吗?

严格说来,从电影的后半部分开始,《驴得水》才真正算渐入佳境。

其实张一曼的底线不高,就是在不伤害别人的基础上尽量活得自由自在一点。但是,她的几个男同事,却在她“睡服”铜匠之后,各自内心发生了微妙变化。一直想娶她的裴老师因爱转恨,同时,对加工资的要求未得到满足,愤愤离开了学校;原本欣赏她的周老师,则很快向吻合中国男性“少女感”期待、看起来天真无邪的佳佳求爱;孙校长则依然如故地像一位父亲那样包容她、关怀她。

最初大家是为了梦想来到一处,然而,当学校真正实现财务自由时,各位老师的自由迷失了。电影的高潮突如其来地出现了,仍然少不了张一曼:有老婆的铜匠在被“睡服”后爱上了张一曼,张一曼为了断了铜匠的念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了“你在我眼里就是牲口”这样的伤人之语。

《驴得水》里没有道德意义上零瑕疵的男人。他们都懂得权衡,都会算计,他们因岁月蹉跎了的生命里有太多一触即发的痛处,而这些痛苦突然间爆发了,他们爆发的方式是——伤害张一曼。

教育部官员又来视察工作了,铜匠愿意继续扮演“吕得水老师”,条件是在众人面前作贱张一曼:让人剪她头发,让人人都骂她、打她耳光。

张一曼顺理成章地疯了。但是,哪怕是发了疯的张一曼,仍然是“妖艳的贱货”,打扮仍然是一丝不苟,歌喉也依然动人,仍然懂得欣赏油菜花的美。

这个故事如果这样结尾,也未尝不可,但是,编剧偏偏安排了另一个更为犀利的方式处理这个人物:在一场荒诞的婚礼上,疯癫的张一曼无意拣到了参加婚礼的官员失落的枪支——枪支最终成全了她恰如其分地死去。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国产影视作品里,“妖艳的贱货”往往不得好死?

2006年,麦家的谍战小说《暗算》拍成同名电视剧热播,小说由此也热销,2008年麦家凭此作获得茅盾文学奖。

《暗算》的第二部叫《看风者》,里面有个跟张一曼个性相似的女性,名叫黄依依。在小说里,麦家称之为“有问题的天使”:“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

在小说里,黄依依也是那个神秘的单位有史以来的唯一一名女处长。

还记得那个故事:海归回国的女数学家黄依依阴错阳差被安排到国家安全部门,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她爱上了与她智力和魅力指数处于同一层次的安在天,她丝毫不掩盖自己的感情,她凶猛的感情攻势时刻处于张牙舞爪状态,一副志在必得“我不信我拿不下你”的模样。然而,安在天出于种种原因,始终不肯接受她。她开始破罐破摔,和多名异性发生关系,后来死于张国庆老婆的报复。(www.daowen.com)

为什么我们的编剧总是这样心狠手辣,安排这些“妖艳的贱货”必死的下场?

是不是因为她们的美太另类,而我们的文化容不得她们这样不拘一格的美? 在中国古典的主流审美观里,最被欣赏的是端庄的、内敛的,乃至充满禁欲感的女性。如果一个女性年至不惑仍然充满少女感,她一定是被赞叹的;而从年轻起就以尤物形象示人的“妖艳的贱货”,则始终是邪恶的存在。

是不是因为编剧内心里有无法释怀的各种纠结? 他们明明真心希望这些尤物们也能过上正常女人可以拥有的岁月静好、庭院安稳的日子,而又惮于违背主流价值观,怕一旦安排她们嫁到了如意郎君、生活美满的结局,会触犯众怒——这些妖艳的贱货怎能配得上过好日子? 这让那些良家妇女还有盼头么? 所以,编剧们决定,还是尽量不惹事的好,让妖艳贱货们死了拉倒。

在日本的文化里,对樱花的迷恋或许是有一点病态的:樱花花季短暂,片刻的绚烂之后就是化做春泥与尘埃。而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如果站在那些“妖艳的贱货”立场上看问题,在最美的时光里香消玉殒,给世人留下“永远女神”的美好形象,是不是恰好符合她们内心所期待的生命状态?

被誉为日本昭和时代纯爱典范的一对夫妻——诗人高村光太郎(1883—1956)和画家智惠子(1886—1938),他们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在《智惠子的半生》中管窥:“她一直都是那么年轻。不只是在精神上,在容貌上她也一直显得非常年轻……记得我曾开玩笑说,‘有朝一日你也会变成老太婆吗?’那时候她不经意地说:‘我会在变老以前死掉的呀。’戏言竟变成了现实。”

都10年了。从2006年《暗算》里的黄依依,到2016年《驴得水》里的张一曼,她们或是心甘情愿地,或是不情不愿地,死于我们编剧的笔下。

编剧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善待那些“妖艳的贱货”,慈悲地给她们一条生路?

其实,2016年的另一部电影《七月与安生》,来自香港的导演兼编剧曾国祥已经做到了:年轻时放荡不羁的安生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招安”了,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从前刺目的红玫瑰变成圣洁白玫瑰以后,同样很美。

从受众心理来看,也许,“有弱点的好人”比“没有缺陷的完美教师”更真实、更接地气、更讨人喜欢。

【注释】

[1]本章部分内容发表于澎湃新闻App,发表时间为2018年1月23日,题为《论2038版〈无问西东2〉拍摄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2]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1935年出版的著作《哈佛学院的成立》(The Founding of Harvard College),哈佛大学出版社。

[3]更多哈佛校史见https：//www.harvard.edu/about-harvard/harvard-glance/history。

[4]美国高校公共关系史料来源: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Offices a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by Gary A.Warner.June 1,1996。

[5]钱颖一:《大学的改革》(第1卷),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89页。

[6]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美]费慰梅:《林徽因与梁思成》,成寒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0页。

[8][法]雨果:《悲惨世界》(上),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9][美]费慰梅:《林微因与梁思成》,成寒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页。

[10]注:此处疑似费慰梅笔误。

[11]本节部分内容发表于文学报公众号,发表日期为2016年11月10日,题为《〈驴得水〉:我们为何不敢面对女性的不拘一格》。